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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

来源: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作者:李伟
发布于:2021-03-06 共7701字

  摘要: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是文化体制改革, 它事关民族文化发展的前途与命运, 承载着保护文化安全的重要职责;二是文化安全, 它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民族文化持续性和稳定性的保障, 为文化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环境。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安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二者互相促进, 互相依赖, 共同为民族地区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少数民族; 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安全;

  Relationship of Cultural System Reform in Minority Regions and Cultural Security

  LI Wei

  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安全是文化建设中的两个重要问题。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涉及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 是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保障;文化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内容, 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繁荣发展离不开这两个重要方面, 只有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 才能积极适应新形势下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现状, 确保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安全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下进行, 实现少数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承载着保护文化安全的重要职责

  当今的全球化时代, 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 在全球扩张其资本市场和垄断地位的同时, 也在不断传播和推广其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观, 进行文化扩张运动, 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文化安全。因此, 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承载着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职责, 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化安全意识和文化主权观念, 在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管理过程中重视文化安全。

  (一) 对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保护国家文化主权安全

  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发展促进中华文化的开放和包容, 西方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遇,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断对话与碰撞, 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 外来文化凭借雄厚的资本与先进技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冲击, 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侵蚀作用。2018年, 随着由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 中美贸易将遭受极大冲击, 成为全球关注和谈论的焦点, 在贸易战背后所隐藏的实质上就是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渗透主义。美国为了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而实施了一系列的文化霸权战略, 与坚船利炮的粗暴介入或直接的文化灌输相比, 搭载先进的文化产品, 更容易实现文化霸权的目的, 美国文化形塑了许多世界品牌, 借助麦当劳、迪士尼、好莱坞等文化产品, 不断渗透进世界各地人们的衣食住行, 以此设置优越生活方式的标准,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价值观, 意图主宰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发展方向, 成为世界各国的文化模范和榜样。

  文化安全是相对于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而存在的, 它关切的是文化利益是否受到损害、文化权是否受到侵犯、能否独立自主健康地发展自我文化。[1]文化安全涉及社会制度、价值取向、文化观念等社会深层问题, 它对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更为复杂和深远。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开放和发展程度, 不仅影响到我国的文化统一和文化独立, 同时由于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渗透, 也关系到我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是最巧妙的, 如果它能单独取得成功便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 其目的不是征服国土和控制经济生活, 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2]文化霸权与文化渗透的最终目的就是不断干涉和侵犯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 从而控制与霸占这个国家的文化资源, 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威胁这个国家的文化安全。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不仅是国内文化市场的竞争, 而且更是在国际文化市场中面临国外资本的竞争, 如果不深入和持续地进行文化体制改革, 便难以发挥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资源优势, 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民族文化的战略利益, 难以确保我国的文化主权安全。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加快民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使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节奏和人们的需求, 增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软实力和竞争力;而提高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是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渗透的最有力武器, 也是对外保护国家文化主权的根本途径, 因此, 在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应该树立正确的文化主权观念和文化安全意识, 切实维护少数民族文化独立和自主发展的权利。

  近年来, 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总体来看还是落后于全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程, 创新程度也滞后于发展需求, 尤其是在面对国际文化竞争时往往处于劣势。由于一些体制性障碍和制度不完善, 导致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缓慢, 一些宣传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图书及非法音像出版物大量流入民族地区, 这些不仅不利于国家的文化安全, 也威胁着国家的政治安全。所以, 为了提升少数民族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 确保少数民族文化主权安全, 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如果不及时制定适合民族地区现实的政策和措施, 就会使当地的民族文化面临既无法向外传播发展, 又无法向内保护特色的两难局面, 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短板”。

  在少数民族地区, 必须创新文化管理体制, 为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而扫除旧有文化体制中的制度性障碍, 完善各种文化制度与规定, 进一步提高文化的对外开放力度, 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市场体系, 制定符合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规律的政策法规, 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扩大和增强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 形成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强大合力。

  (二) 对内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解决民族文化生存危机

  现代文化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结构, 民族文化的发展不断受到短期效应和功利目的的影响, 一些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和急功近利的开发造成传统文化的破坏与流失, 忽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滥用现象并存, 为满足游客猎奇心理和满足市场需求而无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 进行过度的商业化包装和消费行为。现代网络技术和“娱乐至上”的价值观使娱乐突破传统时空限制, 随意盗用少数民族文化符号进行篡改和滥造;个别地方民族传统文化被开发为迎合娱乐潮流的“娱乐产品”。这些现象不仅破坏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根基, 而且严重阻碍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造成民族文化生存危机, 侵蚀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基础。

  为了维护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 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市场的繁荣, 就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文化体制改革,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过程,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前提下, 积极改革与民族地区文化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 解决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民族地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文化管理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文化治理体系的转变, 改变单纯依靠政府投入的体制模式,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自信, 促进国家认同、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 不断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掌握引导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主动权。

  少数民族文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面临着保护与创新的双重任务:不仅需要在现代化发展中传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而且必须借助文化开放的大潮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因子。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 只有符合时代发展的文化体制才能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要摸清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规律, 创新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机制, 提高公共文化的覆盖面和服务能力, 切实解决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困难, 维护和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安全和各族人民文化权益, 统筹兼顾, 分类指导, 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文化的生存危机。

  辽宁阜新的蒙古剧作为蒙古贞地区的一种地方戏曲剧种, 是蒙古族优秀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 近年来蒙古剧发展却遇到前所未有瓶颈。一方面, 由于当地的文化体制改革滞后以及蒙古剧团自身市场观念淡薄, 蒙古剧创作者和蒙古剧演员们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很好改善, 许多蒙古剧的从业者纷纷选择离开和转行, 造成蒙古剧的人才资源消耗与流失, 导致目前愿意从事蒙古剧创作和演出的专职人员相当稀缺。另一方面, 传统戏曲类的表演方式在现代娱乐消费的影响下, 生存状况每况愈下, 在人们日常的娱乐中逐渐被边缘化。[3]少数民族地方戏曲承载着民族群众对自身文化的记忆与无限依恋, 是民族成员身份认同的活态载体, 其他民族地区的优秀文化形式都跟蒙古剧一样, 面临着文化资源濒临消失的危机, 严重威胁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安全。面对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挑战, 只有不断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 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政策, 消除威胁文化生存与文化安全的不利因素, 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形式迸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二、文化安全保障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国家安全是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基石, 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追求的目标;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决定着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向。文化体制改革必须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产业安全和文化市场安全, 这样才能为改革营造良好的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健全文化安全体系和法治保障, 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

  (一) 意识形态安全是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保障

  文化体制改革是指在某种价值观指导下, 有计划地改变原有技术环境条件下过时的文化制度体系, 建立适合现代技术环境的新的制度安排和行为规则, 并确立起新的利益关系、激励方式和组合方式。[4]由此可知, 价值观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思想基础, 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 价值观是基本指导思想, 意识形态是必须坚守的阵地, 共同决定着体制改革的道路与方向。

  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稳定器。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破坏主体文化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挑战传统文化价值的主体地位, 进而阻碍整个文化发展系统的进程。深入推进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改革, 需要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堡垒, 确保改革的政治方向的明确性和坚定性, 为此要不断加强文化宣传阵地的建设, 在整个社会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高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夯实人民群众反分裂、反渗透的思想基础。

  当前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两大背景, 主权国家的文化疆界不断被打破, 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双重律动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旋律, 文化生存面临着许多安全威胁, 必须重视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文化主权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5]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 尤其是在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 意识形态安全是改革顺利开展的核心保障, 文化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坚决抵制宗教极端思想和各种分裂思想的渗透,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断占领宣传文化高地, 确保在文化改革中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

  (二) 文化市场安全为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提供稳定环境

  文化市场是文化运行环境和发展状况的总和, 任何文化的发展首先要在市场中寻求立足之地和抢占有力之地, 文化市场的安全运行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保障条件, 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稳定环境和健康秩序。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需要稳定的内部文化环境, 也需要安全的外部文化环境, 因此, 少数民族的文化市场安全首先应该从发展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 在现代社会中将民族文化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市场化。只有文化市场百花竞艳和各放异彩, 文化体制改革才能蹄疾步稳和勇毅笃行,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社会主义文化才能繁荣兴盛。

  在少数民族地区, 要积极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 凸显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确保少数民族文化市场的安全运行, 培育新型和理性的民族文化消费模式, 激发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 以优质的民族文化产品来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生活满足感。文化市场安全是在民族地区进行多位一体体制改革所必需的条件。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 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 根据民族地区文化的特色, 完善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确保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基础上增强文化开放力度, 建立稳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现代性的发展使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市场中不断超越时空界限, 扩大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受众群体, 增强了少数民族文化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因此, 在培育民族地区的文化市场主体时, 必须在国家安全战略和文化战略的基础上坚守文化安全的底线, 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必须科学合理地制定规划和对策, 文化市场发展中不仅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思维, 还要强化民族文化生态意识, 重视市场服务和文化产业理念, 培育民族文化品牌观念, 确保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和有序进行。

  (三) 文化产业安全为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动力

  文化产业一般是指与文化产品生产和文化服务相关的经营行业。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安全是强大文化力量的集中体现, 也是民族文化的安全组件, 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核心, 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效有着重大和直接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是民族文化实力的集中体现, 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动力来源。它可以衍生社会产业、提供劳动就业机会、增加经济财富的积累, 同时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型产业, 它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主要载体, 在文化开放的格局中已经形成强劲的发展势头, 有利于少数民族先进文化的传播与文明互鉴, 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团结。

  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是从短缺的文化生产供给、零散的文化经营活动到繁荣活跃的现代文化产业和市场体系的过程, 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 既要保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原有文化特性, 又能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变为现代文化产品, 只有同时将这两个问题解决好, 才能够找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之道, 在文化市场中有立足之地。目前,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安全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 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 西方强势文化凭借雄厚资本而不断涌入民族地区的文化市场, 挤压和掠夺民族文化资源。这些都给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安全造成很大的冲击, 威胁着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

  另外, 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离不开善于发展和经营的优秀人才, 人才资源也是文化产业安全的重要方面, 必须成为今后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重点解决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资源非常丰厚, 只是在文化产业的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传媒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文化产业的营销、创作、管理优秀人才不多, 今后要注重吸引优秀人才开发和挖掘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 形成创新意识强、富有活力的庞大文化产业大军。

  三、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

  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安全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同致力于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繁荣发展、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使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可持续性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从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完整和统一。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安全扫除制度性障碍, 促进文化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 从而使文化安全有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文化安全为文化体制改革创造健康有序的环境, 为文化体制改革指明方向与目标, 二者相辅相成, 辩证统一。

  维护少数民族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继承和发扬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 使民族地区文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不受各种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与渗透, 使国家文化更加独立、多样化和保持先进性, 这些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巩固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在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出现的个别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 妄图制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 使国家安全遭到多方面的挑战和威胁, 意在削弱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 以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民族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 也是民族国家合法性来源和国民凝聚力之所在。[6]面对这些挑战和威胁, 国家必须传播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谐的文化因素以缓和社会矛盾, 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对国家的整体认同。

  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 是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同时也是确保国家文化主权安全的关键所在。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 才能够使民族群众对自己的民族与国家产生自豪感与自信心, 形成民族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 确保民族文化主权的独立与安全,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因此, 继续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

  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要在深化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寻求与文化安全新的平衡。文化体制改革能否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就是二者平衡的重要参照标准, 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要积极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导向的双向效应, 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利用与文化市场开发进行分类指导和积极帮扶。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要注意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 不能简单地“一刀切”。[7]民族地区的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尊重民族文化特色, 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 以维护民族文化安全为前提。对于一些少数民族歌舞剧团和民族博物馆, 在体制改革中就不能盲目实行企业改制, 因为它们承担着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精髓的重任, 对此国家要给予特殊的政策, 可以纳入到公益性事业单位的范畴, 以国家财政帮扶为主, 在开发保护中逐步完善体制改革, 确保民族文化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先进文化的发展, 必须以文化强国的具体实践来证实我国传统文化的潜力与实力。因此, 为了实现民族地区文化的良性发展, 就必须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 坚定正确的意识形态理念, 做强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 培育民族文化市场体系;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 巩固国家主流文化在民族地区的地位, 建构高于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 保证国家文化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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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傅才武, 陈庚.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一个宏观分析框架[J].福建论坛, 2009 (2) :105-115.

  [5]曹芸.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的文化体制改革[J].理论导刊, 2015 (7) :4-7.

  [6]盖尔纳·厄内斯特.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183.

  [7]张小平.当前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239.

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计算机科学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原文出处:李伟.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安全的关系研究[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9,40(04):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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