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以“时空压缩”的方式追逐现代化，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逐渐凸显。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逐渐由街头表达走向网络抗争。网络动员究竟是冲突化解的有利武器，还是冲突升级的助推器?
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研究者们正是利用和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开始了网络动员的本土化研究。本文主要分析了网咯动员研究的基本取向和研究议题，并作一简要述评?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研究取向
有关网络动员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尤其强调利益之于网络动员和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从理性的视角解释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因。
1.网络动员中的理性视角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2所有的网络动员最初都有着明显的利益诉求，都是动员主体借以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在网络时代，人们之所以能够被动员起来参与社会冲突事件或集体行动也都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为我们理解集体行为中的个人决策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清晰的理论框架。奥尔森认为，大多数的组织成员都处于理性的个人计算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搭便车”困境是集体行动无法克服的障碍。组织成员是否参与集体行动都和他们的利益权衡密切相关，当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参与集体行动，反之则会退出集体行动。在以后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开始用利益和机会等词汇来代替以前的怨恨和剥夺感等词汇。如塔洛克（Gordon Tullock）就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衡量人们是否参与革命、镇压革命或者不参与革命行动，并认为集体行动过程中的“选择性激励”仍然起着重要作用。[2]
20世纪70年代麦卡锡（John D. McCarthy）和左尔德（Mayer N. Zald）发表了《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和资源动员》以及《资源动员和社会运动：一个局部理论》，奠定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资源动员理论来自奥尔森理论的一个核心命题…利益计算是集体行动的固有逻辑。资源动员理论是对集体行动乃非理性假设的一种反动。
原先的社会运动理论更强调剥夺感和怨恨等各种情感是集体行动爆发的根本原因。而资源动员理论则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参与集体行动，也是人们深思熟虑选择的结果。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社会运动的增多并不是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加大或者社会上人们所具有的相对剥夺感或者怨恨感的增加，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资源动员理论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参与集体行动，并取得成功，是人们审时度势，进行权衡的理性结果。总之，不管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还是资源动员理论，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即集体行动的参与者都是权衡成本和收益的理性“经济人”.人们是否进行网络动员以及人们参与网络动员过程中的程度，取决于他们的利益权衡与利益计算。2.网络动员中的情感视角事实上，人并不是完全纯粹理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人是理性和感性的综合体。
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一个人是理性和感性的综合体，在其行动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情感的因素，除非这个人是冷血动物。人们在社会中的行动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认知逐渐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某种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情感影响。”[3]
那种“企图把个体行动分解成‘理性'和'感性'这对立的两大类，是对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的否认”.因此，网络动员并不完全遵循理性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受到情感的支配。在网络动员的过程中，人们处于一种群体非理性的状态，往往受到情感的支配。法国社会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首先对人们参与集群行为时这种心理状态进行了详细描述。勒庞的整个理论的核心是所谓的“心智归一”原则。勒庞的理论为我们解释人们在互联网的动员过程中群体心理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受勒庞理论的启发，布鲁姆提出了符号互动理论。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从集体行为到社会运动乃至革命的所有聚众现象。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感知会决定他们是否会参与公共冲突事件。亚当斯（J. S. Adams）在1963年提出了公平理论。[4]
亚当斯认为，当一人所从事的活动和工作与他们从这种工作和活动所得到的，与其他人所从事和所得到的大体相当，就会达到一种满意的状态。公平理论关注的是投入相对于获得的公平性。不公平的感觉会造成一种紧张状态，一种要求改变现状的内在压力。与此类似，格尔（Ted Robert Gurr）提出了相对剥夺感概念。[5]
格尔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就越强，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挫折。反抗机制。斯梅尔塞（Neil J. Smelser）提出的加值累加理论，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参与集群行为。
斯梅尔塞认为，结构性诱导因素、结构性的怨恨和剥夺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触发集体行动的因素或时间、有效的动员以及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是导致集体行动产生的五个关键要素。其中，结构性的怨恨和剥夺感以及一般化信念的产生在动员人们参与集体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们之所以参与集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和由此而产生的怨恨的增加，而一般化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再造了、深化了甚至是扩大了人们的怨恨、剥夺感和压迫感，从而使得人们能够轻易地被动员起来参与集体行动。人们之所以被动员起来参与公共冲突事件，还存在一个社会认同问题，即把冲突的双方建构为“我们与他们”、“弱势与强势”的对立。
集体认同感同样属于情感的范畴，比较不满，它更多是在建构过程中形成的。建构主义认为人们是根据意义的社会建构来采取行动的。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是集体行动的核心内容。社会问题并不必然地引起集体行动，这中间需要一个意义建构的中介过程，即关于“我们是谁”之类确切问题的倾向。[6]64在某些情况下，只有人们对行动赋予了一定的意义，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才能成为可能。
（二）研究议题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已经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关于网络动员的研究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有的研究已经认识到网络动员在集体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互联网对包括公共冲突等在内的社会抗争的影响仍然没有一致的结论。概括地说，目前有关网络动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动员的结构和作用研究。1.网络动员的结构网络动员的研究重点是围绕公共事件的行动者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这一问题而展开的。动员结构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指能够促进个人及组织参与集体行动的机制，比如社会结构与抗争手段等。[7]
在社会运动的研究中，组织和网络在社会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动员形态及运动组织间的联系与社会运动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被称为动员结构。[8]39?40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尤其关注组织和社会网络在社会动员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关注的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探讨组织/网络和围绕人的居住和活动形态而产生的空间环境这两个因素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第二是探讨社会运动动员的不同形式，即所谓的内在动员结构和外在动员结构在运动动员中的意义。而在网络社会，物理空间距离在动员中的作用开始下降。目前国内关于网络动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流以及精英或者说网络意见领袖在动员中的重要作用。信息流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经常被提及，许多学者的研究突出了信息流在动员中的重要作用。
信息流的核心要点就是互联网的出现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使得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网络动员相对于其它社会动员的主要特点，就是信息的获取更加便利。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相对于互联网技术本身而言，信息流具有更丰富的政治涵义。鹿皮亚（Arthur Lupia）和森（OselaSin）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地降低了沟通的成本，因此，群体规模不再是集体行动的主要障碍，相对而言，个人的作用大大地提高。[9]沿着同样的研究脉络，罗斯科兰蒂（Jacob Rosenkrands）把信息分为三类，即以提供事实为导向的信息；以传播思想和观点为导向的信息；以动员为目的的信息。[10]
2.网络动员的作用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对社会冲突事件的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学者认为，关于互联网如何影响集体抗争事件，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是：互联网的出现加速了抗争的扩散。有多种因素可以影响到冲突扩散的进程，冲突扩散的渠道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冲突扩散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冲突事项的增多；二是冲突参与人数的增加。互联网无疑成为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事件的最好载体。互联网经常被看作冲突扩散的间接载体，并且推动了冲突扩散的过程。宾伯（Bruce Bimber）的研究表明，随着网络的出现和发展，互联网在加强了政治沟通的同时，也改变了政府应付冲突的效率，从而改变了冲突方的政治机会结构，从而推动了冲突的扩散。[11]
也有的学者通过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如安德鲁（Kenneth T. Andrews）教授通过对美国静坐现象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于社会网络而言，互联网更有利于静坐的跨城市扩散。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地理空间对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扩散的阻碍并没有社会网络那样大。[12]互联网作为一种资源动员的选择性工具，它不仅有可能促进冲突的扩散和升级，还有可能实现冲突的化解。目前已经有学者认识到了网络动员在冲突化解中的积极作用。有的学者认为互联网之所以有利于冲突的控制和化解，是因为“信息流”机制的存在。 “信息流”的核心要点就是互联网的出现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便利了人们信息的获取。鹿皮亚（Arthur Lupia）和森（Osela Sin）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地降低了沟通的成本，从而也提高了政府应对社会冲突的效率。
二、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我国学者也加大了对网络动员的研究，总体地说，这些研究在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研究主旨上与西方学者的研究大体相同。
（一）研究取向
1.网络动员中的理性视角由于学科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我国的许多学者或者是对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理论直接照搬或者是加以修正和补充来研究中国的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维权抗争行为。如有研究者就认为奥尔森集体行动中的“选择性激励”机制仍然适合用来解释中国的农民上访等集体行为。而于建嵘则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农民基于利益衡量的“压迫性反映”是集体行动的原动力。[13]
国内学者关于网络动员的研究特别是维权式的网络动员研究中，我们都能看到精英基于利益的考量而决定是否参与动员以及参与动员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动员的效果。如韩恒则以山东曲阜的祭孔为例，指出社会认同以及利益动机是如何生成网下聚会机制的。[14]高恩新通过对三个网络个案研究，指出网络集体行动的积极分子是如何借由媒体和互联网的包装而形成网络共意动员的。[15]黄荣贵和桂勇通过研究表明，正是业主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才是业主积极分子通过互联网进行抗争的主要动力。[16]
也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在动员的不同阶段，维权积极分子会进行利益的衡量而决定是否退出集体行动，以及把集体行动引领到何处。我国许多学者也从资源动员的视角对社会动员进行了研究。目前有关资源动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维权和社会救助两个方面。如张磊认为，正是业主积极分子的有效领导以及业委会的动员，才是业主维权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并且取得成功的关键资源。[17]孟伟也在对业主维权的个案研究中指出，社区的精英人物、业主大会以及业主委员会既是组织动员的核心力量，也是业主进行维权的重要资源。[18]
另外黄荣桂和桂勇通过15个业主集体抗争的案例，说明了当小区内业主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业主是如何利用互联网进行动员形成集体的力量来进行抗争的。此外，他们还对广州市118家业主论坛间抗争信息的传播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业主抗争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不同的业主论坛及其结构在网络动员中为什么起着不同的作用。[19]
此外，还有的学者研究了作为一种资源动员方式，网络动员在抗震救灾以及社会援助方面的重要作用。如有的学者研究了在地震和暴风雨等自然灾害中，互联网是如何作为资源动员的工具来应付危机的。另外刘威关注了在社会转型期，以政府的民政部门以及共青联的准政府组织作为慈善活动的主体，是如何运用互联网进行公益资源动员的。[20]
章友德和周青松以“小雪玲救助”个案中，研究了互联网作为呼吁援助和组织救援的工具，是如何进行动员人们参与救助的，并指出了网络动员的结构和模式以及相当于传统动员的优势和不足。[21]
2.网络动员中的情感视角
西方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集体行动往往遵循情感的逻辑。受此影响，我国的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情感在中国的社会动员和集体行动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代表性的研究有，于建嵘认为，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泄愤事件，它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纯粹是一种感情的宣泄。[22]
应星强调了“气”在抗争政治中的作用，它与被伤害和压抑的情感密切相关。[23]刘能的研究表明怨恨的生产和累计是集体行动发生的起点。[24]
总的来说，在对社会动员或者集体行动的研究中，中国的学者大多都是直接借鉴西方的理论。如有的学者从群体心理的角度研究了如何被动员起来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等集体行动。还有的学者从相对剥夺感的角度对人们为何会参与公共冲突事件做出了解释。根据他们的研究，在对公共冲突事件中，特别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利益的分配不公而导致的相对剥夺感或者怨恨感的增加，往往成为集体行动发生的宏观情境。如《了望》新闻周刊记者提出了“无直接利益冲突”概念，他们指出许多群众与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长期的社会不公和积累的不满情绪，使他们参与事件中来并借机发泄。[25]
师曾志通过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机制的研究，指出市场机制造成的公平和效率的失衡，是各类泄愤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26]有的学者直接利用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网络动员过程。代表性的研究有，刘勇用斯梅尔塞六个累加的流程来分析群体冲突，为我们把握由于利益差异的效能累加而引发的群体冲突的发生机理提供了清晰的解释框架。[27]
宛恬伊则通过四起网络案例的过程分析，指出斯梅尔塞的理论同样对于虚拟社会的集群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8]魏娟和杜骏飞通过魔兽事件玩家集群事件的分析，进一步地验证了斯梅尔塞的理论。[29]邓希泉运用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来解释我国网络动员之所以能成为可能的原因。他认为：“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促使弱势群体通过互联网积极争取话语权以及进行利益诉求和表达。”[30]
目前，国内有关网络动员或者集体行动的研究中，社会建构理论具有更高的解释力，也出现了较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研究有，陈映芳把与社会怨恨有关的话语作为影响市民选择的基本要素之一。沿着同一个研究脉络的还有，刘琼认为敏感话题构建出的“我们”意识是动员发生的心理基础。管勤积以某地区D厂成功的集体行动为案例研究，探讨了行动的积极分子是如何构建话语“心齐”,而动员人们参与行动的。[31]
王英以2008年南京大学小百合BBS反对“汉口路西延工程”为例，研究在动员过程中集体认同感的构建。[32]在此事件中作者通过文本分析和调查问题描述了“我们”是如何被赋予多层次意义与合法性的，最终取得了抗议的阶段性胜利。孙炜则以厦门PX项目事件为例，讨论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大众媒介是怎样通过“我们是谁”来构建集体认同感，取得预期的动员效果的。[33]
另外，高恩新以躲猫猫事件、罗彩霞事件以及邓玉娇事件三起网络公关事件为例，探讨了是什么因素通过何种作用机制推动那些与特定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成员参与事件的。高恩新认为，在这三起网络公共事件中，互联网充分发挥了议题建构和共意动员的作用。在这三起网络公共事件中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的社会动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三起事件都被建构为“社会不公”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二）研究议题
1.网络动员的结构
我国学者也认识到了信息流之于网络动员的重要作用。黄荣贵把以信息流为动员机构的模型分为工具型模型和心理学模型。[34]他进一步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将进一步地促进网民参与社会抗争活动。社会动员的发动和过程同领袖以及精英的作用密切相关。石发勇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展示了领袖或者精英是如何动员人们参与行动的。[35]
刘能、陈映芳、黄桂荣、曾鹏等也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还有的学者对精英的产生机制、参与行动的动机以及行为逻辑等展开了研究。如应星以四个个案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了“草根行动者”是如何动员人们起来参与集体行动的。[36]
应星认为不管“草根行动者”是主动“站”出来的还是被“推”出来的，都努力地追求代表底层，与此相类似，传统的精英和“草根行动者”在不同的场景也下具有相同的行动逻辑。于建嵘通过对几起村民对抗基层政府的案例分析，指出农村的精英之所以愿意冒着风险，充当集体行动的领袖，除了经济利益的考量外，最主要的就是在行动中不断被构建出来的社会声望。[37]
吴廷俊的研究表明了网络意见领袖是如何揭露真相，吸引网民们的关注并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而使事情得以解决的。[38]
黄桂荣在对业主集体抗争的研究中，则为我们展示了另一幅不同的画面。黄桂荣认为，在线业主论坛是业主集体抗争的新兴动员结构，当小区内业主的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时，业主中的积极分子利用互联网作为动员的手段发起集体行动。与此不同的是，章友德和周松青在对小雪玲救助案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外在动员结构的特征，即主要在运动积极分子之外的人士之中进行动员的动员结构，并且归纳了这种外在动员结构的基本特征。2.网络动员的策略。
动员策略是指实施动员者根据动员所要达到的目标，对动员方法、手段进行控制影响的过程。形象地说，动员策略=动员指导+调控策略。 相对于西方学者而言，我国学者尤其关注网民在网络动员中的具体策略选择。众多文献中，关于网络动员的策略主要集中在对话语的建构上。如高恩新借助“共意社会运动”理论，回答了是何种因素推动与网络公共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积极网民参与互联网舆论建构的。他认为，将社会问题转入集体行动需要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要想实现广泛的共意动员，通常可以借助于两种手段：一是借助人们对“不公正”的情感实现动员；另外一种手段是借助媒体、特别是经过媒体放大的“行为表演”实现的舆论动员。刘琼认为网络动员除了要构架出“我们”意识之外，通常要借助于热点平台和富有感染力的表达来聚集人气。[39]
刘琼认为，在网络动员的过程中，实施动员者通常都以戏谑的手法吸引眼球。如有网友在天涯论坛上发帖《吃面要吃雪菜肉丝，运动要做俯卧撑！身体倍儿棒》，令“俯卧撑”一词成为网络流行语，同时将“瓮安事件”推到了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沿着同样的研究脉络，有的学者认为，网络动员过程中所发的帖子大都以悲情叙事、苦难叙事、情感叙事和道德谴责等“社会剧场”手段作为话语策略。章友德和周青松以小雪玲救助的个案为例指出了发帖者“独钓寒江雪”的动员策略。他们认为网络动员过程中，动员发起者的介入策略十分重要。首先“独钓寒江雪”对标题的处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介入策略。他以“用镜头记录五岁女童走向凋零的全过程”为标题，具有网络轰动性和震撼性；其次“独钓寒江雪”以近乎“白描”的手法以及具有冷血特征的字眼真实地记录了一起灾难事件。这种动员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事件的可信度。另外，章友德和周松青认为，网络动员的发起者若想获得网民的信任，采取一定的距离策略也是必要的。“独钓寒江雪”在动员初期发帖之后，刻意地与小雪玲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策略不仅为事件的真实性正名，也为发起者的廉洁型正名，从而实现了良好的动员效果。
3.网络动员的作用
网络动员往往从总体上推动了冲突的扩散，改变了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博弈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强者对弱者的控制。我国学者赵万里和王菲以“华南虎”事件为例，探讨了互联网是如何促使“事件”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的，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了“挺虎派”和“打虎派”的对峙。[40]
赵金、徐武生、陈勇等的研究支持了互联网往往充当冲突扩散的载体的结论。网络动员不仅加速了冲突的扩散，它往往也会导致冲突的升级。它一方面可以缩短了冲突的周期，另一方面则有可能强化了冲突的激烈程度。互联网是滋生和培养各种谣言的最好土壤，互联网在加快了各种信息的传递与沟通的同时，也面临各种虚假信息的困扰，这种虚假信息极有可能增强了冲突的强度和烈度。我国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指出了谣言对冲突升级的催化作用。王英以2008年南京大学小百合BBS反对“汉口路西延工程”为例，研究了人们是如何通过集体共同感的构建，从而形成统一的群体意识，并最终迫使政府进行干预，避免了冲突的恶化和升级。孙炜则以厦门PX项目事件为例，讨论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大众媒介是怎样通过“我们是谁”来构建集体认同感，促使事件得到近乎完美的解决。总之，互联网既可以充当冲突扩散和冲突升级的催化剂，也可以是冲突化解的利器。在不少议题上，网络动员发挥了表达民意、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等正向的社会功能。同时，互联网的匿名、快速和传受一体等特性使得网络动员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出现非理性的“网络民粹主义”.尤其是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网络动员活动，更是为政府出了一道管理难题。
三、小结
（一）既有研究的贡献
1.确立了明确的研究视角
众多学者在对网络动员的研究过程中，确立了明确的研究视角，即情感和理性的视角。可以说，各种“不满”等情感因素是网络动员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并取得成功的初始条件。网络动员的对象往往是一群愤愤不平的人，他们的不满通常是一场网络动员过程的开端，同时，个人在参与网络动员的过程中也掺杂着各种利益考量和利益计算，真实的行动者是一个情感和理性的综合体，不能将两者割裂。在网络动员冲突管理的研究中，“情感”和“理性”视角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切入点。2.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众多研究者在对包括网络动员过程在内的集群行为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古典的集体行动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者将集体行动的一般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动员过程，具有相当高的解释力。我国的的许多学者也正是直接利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我国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从爆发、升级到解决的完整过程。
（二）既有研究的不足
1. “过多的关注”和“较少的重视”“过多的关注”是指众多的研究者都把研究的关注点放在网络动员和冲突升级关系的研究上，认为网络动员的结果往往带来社会秩序的失控和社会冲突的升级。某些研究者甚至存有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预设，即网络动员是负面的，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和控制。“较少的重视”是指网络动员对冲突化解的正面功能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目前有关网络动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如何导致冲突升级并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只有诸如业主维权、网络救助等有限的案例支持了网络动员的积极效果，并且这种支持往往都是建立在对案例分析的经验基础之上，缺少理论的厚度。2.缺少如何导致冲突升级和化解的微观机制研究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情感和理性因素既可以是动员的起点，也是动员能够持续发展并最终能够取得成功的动力。一些研究者也通过个案研究了这两种因素在冲突升级或者冲突化解中的重要作用。更有许多研究者通过政治机会结构的研究来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网络冲突事件为什么会频繁爆发的宏观景象。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推动冲突升级或者冲突化解的微观机制到底是什么?
情感型动员和利益型动员在冲突管理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或者说这两种动员方式导致冲突升级或者冲突化解的具体机制什么?
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依然比较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