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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下民族地区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特征、影响及管理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4-12-20 共4498字
论文摘要

  数字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让新时期的传播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根据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相关数据,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6.32亿,其中,手机网民的规模达到5.27亿,20~29岁网民的比例占中国网民总数的30.7%,学生网民占比25.1%,仍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群体。民族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生源比例高,教育管理正呈现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网络空间信息的自由流动让不同的民族文化发生了交融和碰撞,各种思想观念交织并存,考验着民族地区高校舆情危机的应对能力。科学判断新的传播环境下网络舆情危机的特点,可以为民族地区高校管理部门在预测、认知、引导和调控网络舆情时提供一些参考依据,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有针对性地降低网络传播中面临的风险,并在网络传播特性指导之下予以科学地应对和引导。

  一、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舆情现状

  新媒体一词的严谨表述应是“数字化互动式媒体”,它是一组概念的集合,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讯网、卫星等渠道,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为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目前主要包括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两大类。

  网络表达渠道的不断拓展,让思想表达的移动化传播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舆情,相较传统媒体语境下的舆情环境已有很大的变化,也更难管控。这种基于网络传播的态度、情绪和意见生成迅速、内容庞杂,具有“羊群效应”的鲜明特征,舆情一旦产生,就会遵循其内在规律,依照一定方向发展,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不可控性。

  作为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是高校网络舆情的主要生成对象和受影响对象。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或突发事件、校内热点事件常常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立体化方式呈现,吸引了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由此引发的舆情危机给高校带来的问题也随之接踵而至。近年来,西安音乐学院“药家鑫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微博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事件”、江西中医学院“留学生强奸女学生”谣言事件等涉及高校的舆情事件不断出现,给学校的形象和声誉均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突发事件频发、传播内容复杂多样,突显出新媒体发展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传播的新变化。

  二、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特征和影响

  (1)舆情危机具有易发性和复杂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2年1月的相关数据,重庆、青海、内蒙古、宁夏等省市的互联网普及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在民族地区信息网络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的同时,其网络舆情的总量也与日俱增,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频度呈上升趋势。那些在传统媒体时代原本可以通过面对面的协调和磋商形式解决的矛盾,一旦被放大到网络中,极有可能加快误会与分歧的传播,使舆情危机的酝酿期大大缩短。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的传统“黄金24小时”法则在防不胜防的网络舆情危机面前已是“明日黄花”。【表1】

论文摘要

  
  高校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对民族地区高校而言,影响校园和谐稳定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民族宗教问题,以及由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民族地区高校的少数民族师生众多,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信仰宗教或具有宗教信仰的倾向。而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来自于贫困的山区,深受贫困问题的困扰,使得民族地区高校的宗教问题又与民族问题、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由于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极易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来自网络空间消极的价值观念,以及国内外“三股势力”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广泛介入,让本已复杂的民族问题又徒增大量的外部因素。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对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尚不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引发他们因为盲目从众、冲动或过度自尊而表现出的偏执等一系列非理性表现,如果不谨慎处理或处理方式方法欠妥当,就会引发不同程度的舆情危机,影响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2)舆情危机具有敏感性和难控性。在少数民族地区

  高校,虽然学生网民的绝对数量可能低于中东部的发达地区,但民族地区高校的少数民族学生、贫困家庭学生所占人数比例却远远高于中东部地区。具有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学生,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其一,民族的差异性。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之间,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学生之间,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学生之间和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学生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其二,文化的特殊性。由于从小就受到不同类型、不同特点文化的熏陶,本民族文化成为一种顽强的力量始终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各少数民族学生无论在语言、风俗习惯,还是思想观念、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第三,信仰的复杂性。各民族学生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族别背景、认知差异和心理差异,在信仰上体现出多面性和多向性,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民族宗教的角度观察问题、思考人生,甚至形成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以宁夏高校为例,学校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学生比例较大,回族有着严格的饮食禁忌。例如,忌食猪肉、狗肉、马肉、驴肉和骡肉,不吃自死的和未经信仰伊斯兰教者宰杀的畜禽肉类;在日常服饰上,回族男子喜欢戴白色的圆帽,而女子经常佩戴盖头;在宗教活动上,回族过开斋节、古尔邦节等穆斯林节日,定期做礼拜,去清真寺参加由阿訇主持的宗教活动。对宁夏高校而言,回族学生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和正常的校园秩序之间的冲突,回族同学的饮食禁忌、生活禁忌能否得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的尊重,回族同学坚持穿着的民族服饰和参加校园集体活动时的统一着装要求等具体问题,便成为宁夏高校在日常教育活动和管理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一个民族一旦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某个方面受到影响和干涉,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对整个民族的损害,以至引发民族间的矛盾和摩擦,进而可能从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在普通高校看来,舆情危机的引发可能出于某种共同利益或是某类共同情绪,但在民族地区高校的舆情危机事件中,学生却常以“民族”为标识,同一民族的全部或大部分同学都可能参与进来,原本只是普通的纠纷最终却演化为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冲突。此外,若是在舆情危机事件中涉及宗教信仰、宗教习俗等问题,还会使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的多个民族学生共同参与其中,在参与人员上呈现同一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
  
  三、民族地区高校舆情危机应对的实践路径

  (1)转变舆情引领理念,加强民族地区高校的网络舆情危机反应能力建设。第一,制定完备的应急预案,将监测、预警、处理有机贯通起来。民族宗教问题是影响民族地区高校和谐稳定、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高校要把维护学校安全稳定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看待,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民族宗教工作应急处理预案,及时、有效化解校园里涉及民族宗教的各种矛盾,把问题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第二,加强网络技术管理,但要做到“疏而不堵”。

  新媒体时代,校园网络与社会网络一样,也汇聚了各种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对于网上的不良信息、消极声音,应通过主题跟踪,对敏感话题、热点话题的识别倾向性分析等网络技术,以及行政、法律等手段,控制信息来源,防止不良信息的传播和渗透。同时,也要正确处理“疏”与“堵”的关系,遇到危机事件不能一味采取“封锁消息”、“关闭论坛”的做法,否则容易引发众怒,也不利于民族地区高校形象的维护。舆情监测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更应演化为高校公共服务体系,为民族地区高校的健康发展提供信息支持。第三,完善民族地区高校的网络发言人制度。网络发言人制度,“是通过网上发布新闻、与网民在线交流等方式,对网友在网络互动平台反映的诉求、质疑和建议进行收集、整理、办理、回复和公开说明的一项网络问政制度”。

  民族地区高校的网络发言人队伍必须由了解党和国家高等教育方针与民族教育政策、熟悉民族地区高校的办学思路和业务范围、尊重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通晓民族语言的专业人员组成,在遵循第一时间原则和公开透明原则的基础上,及时、准确并客观地回应网络公众的提问与质询。

  (2)尊重传播规律,强化民族地区高校网络文化自身的新媒体特征。“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是传播学的基本常识,也是高校不得不面对的舆情现实。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给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一场变革,也为民族地区高校舆论环境的建设提出了新课题。在涉及危机事件的处理时,学校要“第一时间发声”、“第一时间处理问题”,做突发事件的“第一定义者”。介入事件的时间越早,就越有可能干预舆论风向的形成。2013年4月,复旦大学发生的“研究生投毒事件”中,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及时发布事实情况并实时跟进事实进展,使自己的官方微博成为媒体记者获取该事件的新闻源,其“微观念”和“微语言”的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校危机公关的能力。

  此外,民族地区高校在做好“外御”工作的同时,也要做好“内强”工作,顺应时代发展的特点,强化自身的网络文化新媒体特征。民族地区高校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交互性、便捷性、开放性、共享性等特征,开展引导人、激励人、教育人的工作。例如,教师可以建立网上课堂进行远程教育;学生工作人员利用 QQ、论坛、微博、微信、在线视频等现代化通信手段和平台,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教务、科研、图书、后勤等部门采用先进的多媒体管理平台,为师生提供学习、交流、生活指导等多方面服务等。

  (3)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其辨别是非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是针对在大众传媒时代多种媒介对人的影响而提出的一种教育的思想和方法。它以培养人的素质为核心,使人们具备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并建立获得正确媒介信息、信息产生的意义和独立判断信息价值的知识结构。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方面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教育内容大多缺乏媒介素养教育。在新疆“7.5”事件和西藏“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都不乏有一些青年学生被“三股势力”和其他别有用心者蛊惑,从而缺失信仰、迷失方向,最终在其煽动下成为网络舆情危机的制造者或传播者,甚至直接参与了群体性暴力事件,为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留下了巨大隐患。

  少数民族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关系到学生自身的成长成才,更是影响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话题。

  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重在指导民族学生理性认知并合理使用大众传媒,培养民族学生全面解读、批判和运用传媒信息的能力。概况来讲,就是要引导学生掌握和运用各种网络媒体平台的方法,丰富其信息获取的渠道;帮助学生了解媒体语言,增强其鉴别信息真伪的能力;让学生理解媒体有再现现实和信息意义重构的特性,使其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有能力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负责任的选择,达到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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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张宏亮 . 论政府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J]. 领导科学,2010(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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