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最新数据，2015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6.1%,我国城市化得到持续深入推进，它既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又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虽然城市化给我们这个千年的乡土之国农业之国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给城市自身带来量上的扩张与质上的提升，但是同时也给城市自身发展带来一些伴生的问题，城市公共安全危机就是这些问题谱系中引起越来越多市民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城市公共安全危机往往通过网络演变为网络舆情，它与网络舆情的联系越来越凸显。
一、网络舆情给城市公共安全带来的危机
（一）放大了城市公共安全危机的风险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从国际经验来看，此时往往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期。从我国的实际来看，也得到部分证实。以城市的住房为例，这个是关乎到城市居民的本体层面的生活需要，因为安居乐业、有房才有家的观念已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拥有一套住房已成为每个新进入的城市家庭的标配，成为了举全家之力甚至是举可能亲戚圈之力也要实现的家庭梦。但自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加快，房地产业开始兴盛起来，房价几乎年年飞涨，目前无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房价已大大超过相当一部分普通家庭的购买力，已购买的许多家庭也因每个月的高额房贷而加入了房奴阶层。许多家庭因而对政府调控住房的政策措施很不满，这种不满成为危害城市公共安全的舆论种子、舆论火花，一旦遇到突发事件的触发点，这种不满的舆论种子就会借机发芽，舆论火花就会迅速集结在网络上全方位蔓延开来，逐步形成声势浩大的网络舆情。
伴随着网络舆情的蔓延，曾经对城市政府不满的属地市民以及非属地市民观望到了这种网络舆情，他们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出口，于是他们像飞蛾扑火般地扑向网络舆情。网络的匿名性，以及“有组织的不负责任”[1]给他们提供了最厚重最多元的“马甲”,他们乘机把自己的不满粘贴到网络舆情中，通过幸灾乐祸式地转发评论，甚至谩骂造谣，使舆情大火越烧越旺。本来是地方的小事件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大事变；本来只是一点点安全疏漏，经过他们的众声喧哗，城市安全危机大大放大。如政府不能及时引导这些异化的网络舆情，必将给事发地城市的公共安全带来真实的伤害。
（二）损害城市政府的公信力和维稳力
近年来，政府的网络舆情引导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网民的要求也在提高，水涨船高，而且随着移动互联网已成为网络舆论发布的主导平台，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随时随地加入到网络舆情中，因此网络舆情引导的时效性越来越强，需要引导的人越来越多。在无限递增的网民目光汇聚的聚光灯下进行引导，可以想象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稍有闪失，就会引来网民的排山倒海式的舆论轰炸。压力大，更易紧张出错。更为重要的是，城市政府的传统体制设置在应对网络舆情这种新生事物时，常常出现的是体制性的时滞，这就给那些平时对政府不满的市民提供了可乘之机。
当舆情引导不当时，会产生两个由具体到一般的“连坐”效应：一是由具体属地城市政府连坐到非属地的符号化的抽象政府。网络舆情发生后，常常是瞬间就溢出爆发地。随着非属地网民的增加，本来是针对属地城市政府的责问，很快就变成对非属地的符号化的抽象政府的责问。“A地的负面事件，会在B地发生负面事件时，被网民加总为‘政府’的错。在现有机制下，不会有任何一个机构来承揽‘抽象政府’的责，于是，‘抽象政府’的公信力流失，最后又反过来恶化了网民对具体部门的行政评价。”[2]二是不分主客观原因动不动连坐到政府公信力的拷问。属地政府在引导网络舆情时，除了一些主观上的不作为、乱作为造成引导不当外，有时也存在一些客观上的原因，比如有些事的确难以马上说清楚，有些工作也难以立即做，这其中许多都是体制性障碍，不是一个地方城市政府能够解决的。本来也应该是一事一议，不要随意超越边界。但是网民都不管这些，他们发挥社会想象力，往往一上来就把本来是具体的工作失误、错误等工具理性内容连坐到政府的公信力这个价值理性层面上。一旦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形成恶性循环的话，那么就会生成“塔西佗陷阱”,这就会大大损害城市政府维护公共安全的维稳力，最终可能造成属地市民和非属地市民受到损害而双输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