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景耀（1905—1976）系中国着名心理学家，社会活动家。1905年 7 月 24 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低塘湖姆严家村，他开创了中国犯罪心理学。他十岁那年随父亲来到上海，入湖州旅沪公学读小学，毕业后转入上海民主中学。1924 年，严景耀先生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但此时其家庭窘迫，其父亲已无力支持其再继续读书了，严景耀先生姑姑见侄子既聪慧好学又志向远大，毅然决定承担侄子的全部大学费用。严景耀先生读书期间极为刻苦，1924 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燕京大学。
一、严景耀先生刻苦求学经历及背景
进入北平燕京大学是严景耀先生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在该校主修社会学时，严景耀先生就对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和刑罚学等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此时的中国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研究刚刚起步，并进入初步传播阶段。然而从世界范围看，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国际上心理学的繁荣时期，欧美各派的心理学说相继传入我国，当时曾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犯罪和司法方面的心理学着作，流传最广的是日本人寺田精一着的《犯罪心理学》。在我国早期创办的心理学杂志上，有国内学者发表的相关犯罪心理学的文章，主要介绍国外犯罪心理方面的研究情况。如 1933 年，上海的心灵科学书局曾编辑出版了一本有 122 页的《犯罪心理学》，介绍和评价西方的理论，可以说当时大部分的理论着作都是舶来品。在此背景下，血气方刚的严景耀先生下决心要为中国的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开拓新领域，建立、完善和发展我国自己的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学科理论和体系[1]。在大学期间，严景耀先生刻苦研究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相关文献资料和着作。经过分析，严景耀先生认为犯罪人的心理系统是由犯罪人的思维模式、犯罪人格、犯罪动机等多种要素构成的，是多种犯罪心理因素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单一的因素所导致的。因此，严景耀先生认为，要发展中国的犯罪心理学，就要进行大量的社会实践，就要深入到社会实际中去。因此，严景耀先生决心要去监狱进行实际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于是在燕京大学期间，严景耀先生利用暑假假期，到京师第一监狱和犯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酷暑的假期，走进高高的大墙铁窗里，去做一名志愿“犯人”。这一举动在当时有些惊世骇俗，一时间成为新闻，对此许多同学感到不可理解。但是，他的行为却得到了他的老师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并给他办好了手续，使他的计划变成现实。经过三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严景耀先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其以后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素材[2]。此后他写成了《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等多篇高质量的论文。这为他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并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严景耀关注社会因素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1.进行大量的社会实践及犯罪心理学研究。1928 年，严景耀先生大学毕业，取得了社会学学士学位，毕业成绩十分优异。为了继续致力于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严景耀先生又继续攻读母校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课程。读研究生期间，他的家庭和亲戚已无力援助他的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于是严景耀先生开始勤工俭学，用一定的时间担任社会学系的助教，讲授犯罪学课程，此期间他和学生一起到中国20 几个城市的监狱调查和记录犯人情况，整理个案资料，绘制调查表。通过和学生们走访各地进行调查，总共积累了 300 余件个案资料和大量图表[3]。通过各地实地的调查，严景耀先生对犯罪人的犯罪心理有了深刻而系统的认识和了解。助教工作的收入支持着严景耀先生度过了研究生期间的学习生活，维持到 1929 年他顺利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1930 年，严景耀先生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聘任为研究助理，来到了南京。后代表中国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国际监狱会议，同时获得燕京大学颁发的赴美国进修的奖学金。会议前后他还顺道访问苏联、法国和英国，之后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主修犯罪学，1934 年，严景耀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犯罪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严景耀先生刻苦学习了世界先进的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理论，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观点新颖、内容丰富、逻辑严谨，在国内国外都是出类拔萃之作[4]。这篇论文充分体现了严景耀先生的理论造诣，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严景耀先生 1935 年回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36 年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东吴大学任教。
2.关注社会因素影响下的犯罪心理学。在其博士论文及其他学术观点中，严景耀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犯罪问题，根据实际调查分析犯罪原因和犯罪心理，结论是人们走上犯罪道路不是完全由于个人生理或心理缺陷或变态，犯罪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社会文化背景对犯罪者犯罪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严景耀的这些学术研究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现代犯罪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他认为犯罪心理是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并且因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不了解发生犯罪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就不会懂得犯罪者真正的犯罪心理。如旧社会，一夫两妻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新社会一夫两妻就要构成重婚罪，要受到刑罚的制裁。又如中国古代父亲杀死被认为是做了坏事的孩子，会被看作是“大义灭亲”的行为，在新中国则视为谋杀。“通奸”行为中国封建社会或当今宗教国家里，被看作极为严重的罪行，而新社会则认为只是道德伦理范畴。因此，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犯罪者有着不同的犯罪心理[5]。严景耀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文中举例说：沈阳地方法院法官于某年十一月审理一个盗窃案。被告人是一名老者，看上去很文雅，像个学者。当我判处他六个月监禁时，他面露笑容。法官重新审阅了卷宗，发现老者犯罪动机有疑问，也不像个坏人。因此告诉他，决定改判三个月。老者听后痛哭流涕地说“：老爷我懂您的好意。可您判我六个月，明年五月我刚好出狱，可以在狱里安度寒冬。我冬衣早就当卖一空，失业几个月了，又无儿无女，所以才行此下策。您一改判，我明年二月初出狱，那时天寒地冻，无吃无穿不是置我于死地了吗？请您高抬贵手，还是判我六个月吧。”[6]
这个案例对严景耀触动很大。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人们尤其是穷人们心里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吃饱穿暖，如何生活甚至是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案例中的，犯罪的动机竟是为了冬天有个暖和的地方住。在现代的这个社会看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这个真实的社会案例表明，在当时生活条件极度困难的时期，犯罪者的犯罪心理和整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变革及动荡程度、犯罪者的生存条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严景耀先生将犯罪心理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心理学研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不得不说是犯罪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创举。
三、严景耀先生“访谈法”犯罪心理学研究及其过程
严景耀先生决定一探究竟对犯罪心理学的影响程度，于是在1935 年回国任教时，决定再次到监狱里与这些犯人接触和谈心，获得第一手资料。在去监狱做实证考察前，他认真地制作了谈话调查表，把想要和犯人谈话的内容都在谈话表里清晰地列了出来，比如犯人犯罪的动机、家庭背景、社会背景、所犯罪的类型、实施犯罪行为时周围的状况以及犯罪的过程等。在监狱里，他与犯人同吃同住，饱尝铁窗生活。监狱里的犯人被严景耀先生严谨的学术精神和执着所打动，因此，这些犯人和严景耀先生谈得很投入，把自己藏在心里很久的话都说了出来，有的甚至把自己不敢说的话也都说了出来。严景耀先生与犯人谈心聊天的大量记录，记录他们的基本犯罪情况。他这些访谈记录，为中国现代犯罪学心理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基础性资料。
严景耀先生创建的访谈法，也是现代犯罪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研究者通过与犯罪人、犯罪人的家长、亲友、办案人员等进行口头交谈的方式来收集研究资料的方法，可以分为结构访谈和非结构访谈。结构访谈是依据有一定结构的问卷而进行的比较正式的访谈。
在结构访谈中，对选择访谈对象的标准和方法、访谈中提出的问题、提问的方式和顺序、被访谈者回答的方式、访谈记录的方式等都有统一的要求。非结构访谈只按照一个粗线条式的访谈提纲进行访谈，对访谈对象的条件、所要询问的问题等一个粗略的基本要求，只围绕访谈的主题，灵活进行询问和交谈。这对严景耀先生总结的犯罪心理和罪犯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对中国现代犯罪心理学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严景耀先生的奠基下，中国现代犯罪心理学研究紧密联系社会文化背景，更加注重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对犯罪心理进行研究，而不是仅仅关注犯罪本人心理。因此严景耀先生的犯罪心理学研究，不仅对中国犯罪心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也对世界犯罪心理学作出了突出贡献。严景耀先生一生都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先后担任北京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法学院代理院长、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等职。1952 年参加了北京政法学院的筹建工作工作，并担任教研室主任。1976 年 1 月 12 日突发脑溢血，一代学术大师阖然长逝，享年 72 岁。
参考文献
[1]应彩云.文化对犯罪的影响[J].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3）.
[2]许嘉璐.加强创新保护增进人才培养[J].知识产权，2008（1）.
[3]李家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祭[J].春秋，1996（3）.
[4]邓伟志.严景耀论文集》读后[J].书城，1995（6）.
[5]郑芳龙.哲人已殁风范长存[J].民主，19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