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 家庭观念。
家庭是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赡养关系组成的最基本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是社会的细胞，是儿童生活和成长的基础环境。家庭的存在产生家庭观念，家庭观念是家庭变化的先导，家庭观念包括婚姻观，道德观及法律观点等。20 世纪中叶以后，各种观念的变化加快，东西方文化冲突，对家庭观念的阐述有了新的理解。
3.2.5.1 婚姻观。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加里·贝克尔把婚姻看成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并认为大多数成功的婚姻除了夫妻双方共有互相关心的感情之外，他们的偏好和价值也是基本一致的。用贝克尔的话来说，"婚姻是双方当事人执行直接和隐含责任的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在成本方面，结婚意味着伴侣中的每个人都要牺牲某些独立性，作出许多关于个人习惯，交友方式和支出方向等方面的妥协；有收益方面，结婚提供伙伴关系，互相关心和爱情，而且为繁育孩子提供了使得条件。为了解决家庭中迅速增长的生活开支，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留守儿童的父母远离了亲人，忍受着亲子分离的痛苦。在追求经济利益与履行教育职责之间的矛盾冲突中，他们无奈地向前者妥协了。
从经济学角度看，留守儿童的父母投入了巨大的成本，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是孩子的健康成长；在收益方面，他们也确实收获不少；经济收入的增加，奠定了家庭的经济基础，为孩子拥有更好的教育机会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因进城打工引发的家庭不稳定对儿童的教育已经产生了较为恶劣的影响。夫妻一方因外出打工而长期分居，缺乏必要沟通，久而久之感情疏远，家庭稳定性受到挑战。一旦一方"出走",另一方便会重新审视婚姻和家庭。调查发现，有的农民进城打工后，因收入增加或经济地位上升，看不起原来的农村配偶，使原来感情基础较差的婚姻解体，造成离婚率大幅上升。据重庆市一些基层法院统计，农村打工者离婚案占该类案件总量的 6 至 7 成。家庭分解使孩子的成长环境严重恶化，正常、健康的家庭教育更无从谈起。夫妻关系的恶化会让子女质疑人间的真善美，不能够对异性产生正确的认识，对于他们以后为人夫为人妻的正常社会化构成障碍。
3.2.5.2 道德观。
儿童的道德行为，关乎到支撑儿童成长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脊梁问题，切不可小视。着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PIAJET）通过对儿童认识形成过程的研究表明，儿童从行为到思维或从感知运动格局到概念的过渡还没有完成，其间经历着：一个缓慢的分化过程，这个过程依赖于同化性转换作用，而在这种同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便是对成人行为的模仿。这一模仿过程是通过成人行为的耳濡目染，其中不仅有语言表式与语言内容，更有为人处世的道德行为。
家庭是儿童身处时间最长，接触最深的环境。良好的家庭气氛，和谐的夫妻关系和民主的亲子关系是儿童认知的开始，是发展道德良知的最佳环境。父母平时的言传身教，奖励与惩罚，对于黑白美丑，是非善恶的判断是儿童道德行为的指南针、风向标。家庭道德教育缺少，容易造成留守儿童道德失范以及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扭曲。留守儿童长期无法得到父母在道德观念、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上的直接引导和直观演示，容易受到外界不良文化，思想的影响，调查中不少老师向笔者反映，留守儿童中有一大部分不遵守学校纪律、规章制度，学习表现和对老师的态度都不容乐观。
有很多父母，他们主观上不是有意把自己的子女教坏，他们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不正而无力对其子女进行社会化教育，并在客观上对子女的社会化进程造成了病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在于使子女的自尊心受挫，心灵蒙上阴影。当子女最初发觉父母品德不良时往往是沮丧和自卑，继而是烦恼与怨恨。这种情绪体验会导致留守儿童的个性心理发生消极变化，厌恶自己的家庭环境，误入歧途。
在这些家庭中，不仅正常的社会化教育难以进行，而且对子女社会化进程的合理监督无法执行。
3.2.5.3 法律观。
无论在任何一个农村，良好的家庭环境会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而存在问题的家庭不仅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还常常成为导致现在许多少年儿童产生各类不法行为的重要根源。缺乏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和教育环境，会使这些涉世不深，约束力较差的未成年人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特别是对于那些法律观念淡漠，父母言行不正的家庭。
留守儿童的父母大多在外打工，既无时间，又无文化，对子女疏于管教，甚至有的父母对子女的事向来不闻不问，极易使孩子产生遗弃感。受到影视作品中不良文化的影响和寻找心灵慰籍，和社会上的不良青年称兄道北，江湖义气。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受骗参与到违法犯罪的活动当中。
从经济学角度看，留守儿童家庭经济条件对于其是否犯罪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家境贫寒的留守儿童特别向往富裕的生活。可当受到现实无情的打击时，他们极易抱怨社会的不平等。对于父母的"失败"角色和窘迫生活产生厌恶，甚至是怨恨情绪，会因一时冲动走向犯罪的道路。与此相对应的是富裕家庭的留守儿童，有一些农村家庭突然变得富裕，也同样可能对儿童的成长带来困难。这些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有了钱，却不懂得如何发挥这种经济优势，而是采取物质加放纵的手段满足孩子。受到"读书无用论"的社会风气影响以及有些父母本就身有违法犯罪行动，这些家庭中的少年儿童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生活在正常家庭的少年儿童。（案例：湖南某县某镇是全国有名的制作假证的地方，有调查者询问当地的儿童长大后有何理想。这些儿童的回答令人咋舌--"做假证",他们认为即使抓进去也会被轻叛，出来后可以继续做，比上学更能赚钱。法律意识如此淡漠真让人寒心！）3.2.6 家庭管理。
家庭管理也可称为家庭的建设，涉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是门管理家庭的技巧和艺术的学问。笔者将从家长的教育观念、意识和内容以及教育期望方面论述家庭管理对子女的影响。家庭是个人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在一生的发展历程中，家庭始终以独特的血缘之爱的优势直接影响人生的轨迹。而孩子最初的道德观念，价值信仰恰恰是在家庭中受父母的影响而形成的。家庭环境对家长教育观念产生影响，家长的教育观念又通过日常的家庭管理对子女的成长产生影响。
3.2.6.1 教育观念的功利化倾向。
家庭环境可以大致分为物质环境，心理环境和人际环境。家庭物质环境包括家庭的经济收入与消费支出，也包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条件。父母外出打工确实提高了留守儿童的教育支付能力，改善了留守儿童的学习环境以及留守儿童父母自身的生活水平。但是受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部分外出人员急切致富的心态迅速膨胀。父母功利化的教育理念使留守儿童的价值取向发生偏差。留守儿童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期，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富裕家庭的留守儿童出现了攀比，炫富心理，而家境贫寒的留守儿童直接辍学外出务工 .
中国社会目前处在一个急剧的混变过程中，转型期的中国在社会分层上，呈多元化多极化的态势，有流动人口阶层、富裕阶层，知识阶层等。不同阶层的成员，在家庭教育上，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显示不同的教育风格。不同阶层的家庭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资源，所传递的价值观和态度，知识和理解力，语言和认知风格，教养方式和教育期待，都在形成孩子在各个方面的差异。许多农民工父母对教育缺乏自觉和理性的把握，所以他们被学校教育牵着鼻子走，盲目地追随应试教育，他们对教育的认识是肤浅的，也往往是功利的。
3.2.6.2 教育意识的淡薄。
家庭教育作为非正规教育，是正规教育-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在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起基础作用。美国教育家伯顿·L·怀特在对幼儿早年教育和追踪中指出："家庭给予儿童的非正规教育，比之后正规教育制度对儿童总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大。如果一个家庭在孩子生活的早年向他提供基础稳固的启蒙教育，那么他将可能从以后的正规学校教育中得到最大的收益".
农民工进城后，他们迫切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部分外出的父母在工作之余继续努力，使得自身文化素质得到提高。他们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即使自己不在子女身边，也会通过书信，电话方式去督促。但笔者调查发现，部分人低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有很多父母觉得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并无多少来自长辈的教诲和指导也照样成人，因此对子女一直都抱着树大自然直的消极态度。有的家长认为儿童发展有其自身规律，顺其自然即可；还有人错误地理解了教育的含义，把教育局限于学校教育，把希望寄托于学校，教师身上。
3.2.6.3 教育内容的失衡。
家庭是社会这个有机整体中的一部分。家庭除了要教导子女社会道德规范，还要向他们传输基本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习俗，为其个体社会化和社会个体化奠定基础。但是很多父母受其自身经历的影响，在家庭教育的内容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我们要培养学生，不单是让他们在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得到发展，还要在美育方面得到发展，这样才能够全面育人。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一书中说道："要实现全面发展，就要使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和审美教育深入地相互渗透和互相交织，使这几个方面的教育呈现出一个统一的完整过程".除了学校教育要贯穿全面教育的理念，家庭教育更应如此。可是很多父母把家庭教育狭隘地理解为智育，更多地关注于孩子的学业成绩。据调查，大多数家长在教育上重智轻德，重身轻心。按照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层次论，人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物质需要是人最低层次的需要，而精神需求却是人较高层次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物质需求，更离不开精神需求的满足。儿童的学习、身体固然重要，品行教育和心理健康更加重要。
3.2.6.4 教育期望的偏差。
家庭教育方法、内容的选择以及家长的教育观念其实是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间接体现。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的程度也存在差异。
留守儿童的父母因自身经济地位的不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呈现出极端的两极分化。当前外出打工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多为青壮年。为了提高家庭经济水平，改善孩子的教育状况，他们选择外出打工。在陌生的城市里，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但同时他们又不想回归到原来的生活轨道。这些农民工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事的大多是一些社会上被认为是"低下"的工作，干的是脏活、累活。虽然他们"衣锦还乡"时很风光，但是在城市里他们要忍受歧视的目光和不平等待遇。
布迪厄认为社会结构是再生产的，社会结构有一种复原自身的机制，通过再生产，社会成员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家庭内代际传递。在布迪厄那里，有两种社会再生产：一种是经济资本的再生产；二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这种不是资本与资本的直接传递，而在其中加入媒介，即学校教育，社会化等，教育使不同等级的后代获得了进入不同等级的机会和凭证。
留守儿童的父母虽然希望改变自己的现状，但在学历依然极大影响着人们职业定位的现代社会，他们虽然愤怒却很无奈。他们可以忍受自己的渺小与不足，但却不满："一代穷代代穷"的命运安排。
自卑与自强的矛盾使他们把希望寄于下一代，希望通过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实现家庭内的代际传递，从而实现经济资本的再生产，因而这部分家长对子女都有较高的教育期望。
但是农村留守儿童父母与祖辈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期望过于理想化也体现出功利化的一面，脱离了农村家庭教育的实际。与上类家长相对应的是另一类家长截然相反的态度。这类家长他们运气较好，外出打工较顺利。在学历文化欠缺的情况下，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和努力仍然赚了大钱，因而这类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偏低，他们觉得子女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也未尝不可。祖辈们的经济地位影响着留守儿童父母的人生成长历程，留守儿童父母自身的经济处境又影响着他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期望及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