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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中“材”的分类探析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6-01-23 共3815字
摘要

  一、“因材施教”的前提。

  因材施教作为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最具特色的教学思想,一定程度上是孔子致力于教育的理念的反映;另一方面,孔子处于官学衰败,私学兴起的特殊时期,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理念对理解“因材施教”的含义就显得格外重要。

  1、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孔子所提倡的“有教无类”,与“性相近,习相远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是指要打破“学在官府”贵族对知识教育的垄断,使受教育者不再区分三六九等,一概具有受教育的权利;后者是强调人之本性并无很大差异,但是人的性格、智力水平、认知能力及道德修养会受到后天所处的生活环境、所接触的人或事的影响,或好或坏,与之相比,教育对其产生的影响最深,其中在《论语》中有诸多关于孔子注重教育、以教育为本的记载。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庶”,众也,指民,意为民既富,必教之,《集注》中提到“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

  “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意为用未经教育训练的人民作战,就相当于放弃了他们,说明无论是主动或被动,教民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教民”内容,“用道德来训导人民,用礼教来整饬人民,人民就会有羞耻心而归顺。”

  “不教民战”说明教民不仅包括政治、思想教育,又包括军事技术训练,在孔子的教育理念中,“民”是一个应该接受“文,行,忠,信”(《论语 · 述而》)各方各面教育的群体,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孔子坚持教学的宗旨。

  2、“观其言,视其行”.

  认识“材”以及如何认识“材”,是孔子在教学中运用因材施教的基本前提,在《论语》中有详细的记载。“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此为孔子知“材”的重要性。“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意为“言”是了解学生的主要途径。但孔子在教学中发现,“观其言”很有可能被表面所迷惑,“巧言令色,鲜矣仁”,所以判断其是否具有真正的德行,是要“视其行”,看其行为处事的过程。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孔子说起初他看人,只要听到他的话,就相信他,现在除了听到他说的话之外,还要观察他的行动。“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要先观察他为何去做这一事,再观察他如何般去做,后观察他做此事时心情如何,“安”或者不“安”.如此般观察,那人再向何处藏匿呀?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解释“视”、“观”、“察”,“此三字有浅深之次序,视从一节看,观从大体看,察从细微处看。”“此章孔子教人以观人之法,必如此多方观察,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3]

  在《论语》中详细记载着孔子认真观察弟子一言一行,并对此作出判断。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孔子能够细微地观察一个人的行走坐姿,从而了解发现一个人的品行。由此观之,《论语》中孔子将“言”与“行”结合起来进行观察,从而更加全面的“知人”.只有全面了解学生的情况,并实施具体的教学,才能最大程度上促进学生的学习,正如近代陶行知所说:“学得多教的多,学的少教的少,学得快教的快,学得慢教的慢”.

  二、“因材施教”中“材”的分类。

  文章主要结合《论语》中的相关章节谈谈对“材”的理解,首先关于“材”本身的范围,是关于学生的差异,但差异之处却迥然不同,不同于智力水平和非智力水平的差异,基于中国古代的生产力水平的有限性、社会等级、出身地位,孔子门下弟子的差异主要表现于年龄、性格、爱好、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以及道德修养,本文主要从道德修养、性格、能力三个方面阐述孔子的因“材”施教。

  1、“性”相近,道德修养层次不一。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三个学生问同样的问题--“仁”,孔子却相应的给了不同的回答。这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三个弟子的才智修养并非完全相当。

  首先颜渊在孔子的门下以道德高尚而闻名,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孔子曾对其认真好学的品质给予高度评价,“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可见孔子认为,颜渊除好学之外,最可贵之处,是对于“仁”的理解和坚持,所以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夫子循循善诱,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其次,仲弓德行修养亦如颜渊般令孔子赞不绝口。《雍也》篇记载有“雍也,仁而不佞”,“犁牛之子锌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说明在孔子看来,冉雍虽出身卑微,但品行超群,并不妨碍其仕途,“雍也,可使南面”,《论语疏证》中杨树达先生对此理解为“古人之人君向明而治,天子诸侯皆南面,不独天子也。”这可谓是充分肯定了仲弓的治国之才能。但是孔子认为他不及颜渊的谦恭,仲弓问及孔子桑伯子这个人,孔子说这个人可以,行事简要不繁琐,仲弓却说居心简行事也简,岂不是太简,孔子依然认同了他的看法,是因为“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尼之言”,但也由此孔认为仲弓不够谦恭,没有站在他人立场谈其感受,所以引用“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意为告诫仲弓要谦恭知敬。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以“仁者其言也讱”作为解答,孔子并不是让他说话迟钝,只是要求仁者说话必须谨慎,做到言行一致。

  同是问“仁”,由于弟子自身修养不同,孔子与之不同的答案,无论是“何为仁”或“如何达到仁的境界”都是针对学生的优点与缺点而言,这也是《论语》中最能体现孔子实施因材施教的例子。

  2、“进”或“兼人”,性格有所区别。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与冉有同问“听到以后便要去实践吗?”,孔子给予意思相反的回答,对于子路而言,孔子以冉有“退”为由,“求也退,故进之”鼓励他听到就去实践,冉有,为人谨慎,处世寡断,孔子鼓励他大胆行事也是有其道理;而对于子路,以“由也兼人,故退之”,希望他能三思而行,懂得谦退。

  孔子对于弟子的了解,在《论语》中有明确的记载,并非凭空猜测,而且对其判断着实符合弟子的性格特点。“由也喭”,“喭”,粗鲁,意为子路鲁莽,孔子担心其太过鲁莽,才教导他谨慎行事。

  在孔子眼中,子路是优点与不足都非常明确的弟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是指如果孔子最理想的治道不能实现,乘一叶小舟漂流海外的话,应该只有仲由(子路)跟随他,是对其“勇”的高度赞扬,但“由也好勇过我,无从取材”又表明“勇”

  也是子路的缺点,因为孔子认为“勇”固然不错,但坚决反对“勇而无礼”、“勇而无义”,因为“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孔子对“勇”的理解,符合其中庸之道,因此强烈要求子路要学会谦退;另一方面,孔子担心子路的“勇”,“子路有勇可恃,故加以赞扬。

  当见其沾沾自喜,好胜心切是,故又加以抑止。”,这本身便是孔子因材施教的表现,相比于不同弟子之间的差异,正确看待弟子的优缺点,更能够有利于孔子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3、治“千乘之国”或“百乘之家”,能力各有差异。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千乘之国”指拥有一千辆兵车的诸侯国;“赋”指兵赋,包括兵员及武备,泛指军政;“千室之邑”与“百乘之家”对举,亦指国君所辖的地域,百乘是指拥有的兵车数量,与前者千乘之国相差一级。《集注》中注释为“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长家臣之通号。”从中可以推断其孔子的三个弟子:子路、冉有和公西赤的军政才能。子路,勇猛果敢,就算是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子路可以管理军事,一定能使军队训练有素;冉求可以管理千户的大邑和拥有百辆兵车的采邑,而不会出差错;公西赤可以穿戴整齐,在朝堂之上用外交辞令接待宾客。当孟武伯问孔子弟子是否“仁”,孔子却答非所问,只谈及弟子的能力才干,不提是否达到“仁”的境界。《论语本解》认为“孔子不轻以仁许人,可见仁是一种很高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这一小节,也反映了孔子在教育弟子过程中,非常注重认识弟子在某一方面的潜能和能力。虽然孔子仕途坎坷,但他并没有极度反对弟子对从政的兴趣,也没有将未能实现的从政理想寄托于弟子,而是非常客观的看待每位弟子在军政方面的能力。

  三、总结。

  综上所述,《论语》中“因材施教”中的“材”是指在道德修养、能力、性格等方面有所不同的弟子,孔子所实施的“因材施教”,是在私学刚刚兴起,教育对象层次不一的背景之下,本着“有教无类”的原则,以“仁”为统一的培养目标,通过“观其言,视其行”了解来自不同阶层、各具特色的学生,并采取不同教育方式的思想。

  自战国时期时孔子开创的因材施教的实践活动,直到东汉郑玄提出“各因其人之失而为之”,宋代朱熹又在《集注》中将其概括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材施教”才由此理论化。如今,因材施教作为一种教育思想,被广泛应用于教学中,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仍有待我们继续探讨。而且今日,每位教育者有责任,在当今全新的社会环境中,认真领会“因材施教”的本意,发展其新意,从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能够正确的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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