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是我国着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革命家。他从 1931 -1937 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并带领清华大学走进了属于清华大学校史上的 “黄金时代”,被誉为 “中国最杰出的十个大学校长”之一、“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十个教育家”之一[1].梅先生虽然着作不多，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对于当时高校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十分具有借鉴意义。他的人格魅力、教育思想都为他的办学治学增加了特色，至今仍值得借鉴和学习。
一、梅贻琦的人格魅力。
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恬静的性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是 “寡言君子”,但是他谈话的时候十分和蔼可亲。陈寅恪曾经说 “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2].对于他的人格魅力，具体而言，主要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爱护学生，重视教授，专一公正，廉洁清明。
1. 爱护学生。
梅贻琦先生认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校园里经常有学生举办的课外活动，而这些课外的零星活动基本上都是教师们不太感兴趣的，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梅先生当时在教学上还没有太多的经验，需要时间去备课，在这样的情况下，梅先生却非常乐意参与学生的活动，而且态度认真严肃，并对学生活动中的不足之处加以指导，这充分体现了梅先生对学生的爱护。
另外，尤其凸显梅先生爱护学生的事件就是 “黑名单”事件： 1948年 8 月 18 ~19 日，国民党的 “特刑庭”连续给学校发来两份 “拘捕”名单，要求学校配合他们将名单中的学生交出并由他们带走审讯。梅校长给他们 “特刑庭”先写了一份公函，内容大体上就是 “名单上的人，学校里一个也没有”.如此巧合，就是梅先生保护学生的杰作。
2. 重视教授。
梅贻琦到清华大学报到的当天，就在礼堂召开了全校会议，发表就职演说。在会议上，他强调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他还仿照孟子的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提出了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3的说法。这句话足以证明梅先生对于教授的重视程度。清华大学的教师队伍在梅先生担任校长之前就已经初具规模，后来在 1932 ~1937 年，又增加了一批批应聘来到清华大学的国内外名师。这时期的教师队伍，就师资水平来讲，在国内是其他院校无法比拟的。
3. 专一公正。
“专”在这里有三层深度： 一是专干一种职业； 二是专干一件事业； 三是专心致志。总结起来就是专注于教师这一职业，不好高骛远，不眼高手低，执着并坚持将本职的工作做到完善，做到底。
然而真正能够做到的人不多，梅先生便是这一标准的典范。关于这里的 “公”、“正”,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梅校长的民主精神。一所大学想要成功，必须具备良好的校园风气和雄厚的师资，然而这两者的形成都是与校务公开、民主制度紧密相关的。只有做到真正的“公”、“正”,才能吸引良好的师资，才能营造优良的校园风气。
4. 廉洁清明。
梅贻琦一生朴实无华，不喜欢浮夸。在抗战期间，按照学校规定，梅先生可以配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但是他为了节省资金，退掉了汽车，辞掉了司机，和其他教授们同甘共苦。在他担任校长时，一住进校长住宅后，就主动放弃了过去校长该享有的特权 “,所以的日常开支都是自己付，而不是用 ”特权“.在学校管理方面，他总是尽量少设置办事机构，避免机构冗杂，把必要的办事员减少到最低限度。
二、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纵观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是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和古希腊教育哲学思想； 二是欧美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思想； 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可以归结为三部分： 一、通才教育； 二、教授治校； 三、学术自由。
1. 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梅先生担任校长期间，他始终秉持着通才教育这一理念来培养学生，创造了清华校史上的 ”黄金时代“.他认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不应该仅仅掌握专门的知识，而且应该接受通才教育，通过对通才教育的学习，培养学生成为有共通理想的公民。为了通才教育的顺利实施，梅先生做出了很多努力： （ 1） 他主张培养德智体美群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设立通识课程，将文理科渗透在一起，要求文、理、法三个学院的学生入学以后的第一年不分院系、工学院的学生不分专业，进而掌握更多的知识。（ 2） 他重视基础课程的完善，包括本系基础课和外系基础课，目的是拓展学生视野，夯实学生基础。 （ 3）他将实践课程放在重要的位置，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挖掘学生的自主创新潜力。（ 4） 他倡导学术交流国际化，所以对外语的学习也被提到日程中，引起了学生和教师们的重视。
2. 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是梅先生教育思想中十分关键的环节。他正如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教育是否成功，优秀的教师队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梅贻琦重视人才教育，重视教师素质，高校若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然要走”招贤纳士“这条路。所以他采取了聘请名师，提高教师教授待遇，实行休假进修等策略来吸引优秀的教师资源。如此一来，大批的优秀教师资源被引进清华，师资力量日益强大，形成了清华大学学术发展的坚实基础。
3.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梅先生教育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在梅先生看来，学术自由是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清华大学学风淳朴，在研究某个问题上，不同的学生有不一样的见解。所谓学术自由，即是允许学生在不同问题上存在自己的想法，并鼓励学生提出独立思考之后的意见，与同学和老师进行讨论研究，进行思维碰撞，形成一种全新的理念或者结论。正是因为学术自由，所以在同一个班上才会出现那么多不同方向的专家和人才 （ 如何泽慧、王大珩、于光远等） ,清华大学才得以成为中国大学的领头军。
三、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梅贻琦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以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文化积淀，带领当时的清华大学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使西南联大成为中外教育史高校学习的典范。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奠定了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为高校的发展带来了相关的启示。
1. 高校的发展必须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服务。
社会的发展是高校发展的外部环境，高校的存在，既要培养人才，又要做到利用人才为社会服务，避免造成人才浪费的现象。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源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 ”后发外生“型的。教育的外部环境迫使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高校发展壮大，自然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会发过来作用于高校，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 教育思想和理念的转变是治校的关键，为高校发展服务。
高校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进行思想和理念方面的改革和转变。没有合理的治校理念，高校的发展也必然是茫然无目的的。
梅贻琦在治校这一方面坚持实行 ”民主管理“和 ”学术自由“,所以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创造了清华大学的辉煌。联系到如今高校的改革，民主思想仍然是不过时的，它依然是高校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如今，某些高校忽视了大学的本质是学术的，导致了行政权力过多地干涉到学术权力这种现象的产生，这明显是对于高校的学术发展很不利的。所以，要想实现高校的良好发展和改革，思想上必须要坚持民主，支持学术的自由，真正做到以学术权力为主，行政权力为辅。
3. 深化课程改革，加强通识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我国以前的大学教育更注重专业性，将专业划分得很细，这样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某一专业的人才在其他领域完全是一窍不通的。很显然，这种教育方式是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通识教育恰恰可以缓解这种尴尬，它在强调专才的基础之上，加上了其他领域专业知识的培养和学习，进而力图培养一种适合社会发展的全面的人才。近年来，通识教育越来越受到各大高校的重视，高校也都在进行课程改革，加大通识教育的力度，力图将通识教育思想得以贯彻实施，进而完成高校的顺利改革。
4. 重视教师在高校中的引领作用，完善教师的培养和进修制度。
教师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高校的硬件设施不足以拉开差距，但是高校教育过程中的师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妥善地解决，这将是高校改革成功的强大助力。那么如何吸引优秀的教师资源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通过对梅贻琦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相关的启示： 即提高教师待遇、增加教师福利、完善教师培养和进修制度等等。
5. 注重实践，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创造意识，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对于高校发展来说，理论知识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实践能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梅先生在对清华大学进行改革时，尤其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学生课外实践的培养，挖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意识，进而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对于自己喜欢的方向更具有探究的欲望，客观上也有利于校园氛围的营造。对于现在某些高校来讲，实践活动的开展十分必要，对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做的也相对较少，所以高校应从实践这一层面进行改革，以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一目的。
6. 立足于现状，既要学习西方文化，又要重视本土特色文化。
清华大学的发展虽然受到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但是大学的教授们始终都在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运用其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促使高校进行改革，然而改革并不意味着对于西方文化的盲从。教育改革的成功，需要借鉴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结合本国的国情以及本校的现状，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出一条适合高校自身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李子迟，王傅雷。 清华大学百年演义 [M]. 济南： 济南出版社，2011: 82.
[2] 黄延复，钟秀斌。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M]. 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1: 325.
[3] 梅贻琦。 《就职演说》，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 341 号，1931 年 12 月 4 日。
[4] 黄济，王策三。 现代教育论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160 -194.
[5] 黄延复。 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47 -50.
[6] 黄延复。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 54 -55.
[7] 黄延复。 清华的校长们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48.
[8] 黄延复，刘述礼。 梅贻琦教育论着选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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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 清华大学校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 131 -132.
[12] 杨东平。 教育： 我们有话说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