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不能停留在注重简单的个体差异基础上，它也超越了学校教育的范畴。这个思想的现代性建构，应该立足于“材”和“教”两个方面。因人而异、随时立中、随处适宜必然成为现代场域中建构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三个基本维度。因人而异体现为针对教育对象的资质、出身展开，随时立中突出依据发展阶段、社会环境等要素变化灵活实施，随处适宜则强调适应场境、需求的不同做出恰当的应对。
关键词： 孔子; 因材施教; 教育方法; 适中;
Abstract： The Confucius' thought of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Yin Cai Shi Jiao) cannot stay on the basis of merel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t also goes beyond the scope of school education. The modernity construction of this though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wo aspects,i. e． “material”and“teaching”. The three basic dimensions of the Confucius' thought of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Yin Cai Shi Jiao) must be constructed in modern field. It is reflec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objects' qualifications and family background,whi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flexibly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ge,soci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If it is suitable everywhere,it should make appropriate responses to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demands.
Keyword： Confucius; teach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Yin Cai Shi Jiao); educational methods; moderate;
孔子教育思想在当下仍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它应当成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必要参照，作为促成社会主义政治建构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就“因材施教”思想而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做出新的阐释，建构起符合现代性特征的理论范畴。人作为“材”的本质体现，就教育而言，不仅指个体的差异，更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深入到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去思考，诸如与生俱来的性分而异、价值曲线、时空流转等等。这里所谓“现代性”，就时间概念而言，意指符合当今时代要求或时代特征。对于“因材施教”思想的现代性建构，我们着重于“材”的具体化和“教”的配合。
一、立足主体的差异教育理论建构
孔子认为人有不同的资质、出身、性格和能力等，因此其教育方法也提倡“因人而异”，要根据主体不同的特征展开不同的教育。在施行教育时，切忌先入为主的固执己见，不执着于个体之我，而要根据对象及其言说和行为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对待，此即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把这种“毋我”的思想运用于其“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中，指出面对不同的对象教学方法要灵活，要“因人而异”。而这个“人”的“异”大致有以下几种分判:
(一)依据与生俱来的性分而异
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有困而学之者，有困而不学者”1的区分，人在本性上虽然没有太多先天的差别，但人在认识、理解和行动等能力上是有先天差别的，因此他根据人的能力的差别将人分为“中人”以上与“中人”以下几类。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2中的“语上”“语下”就是说的教育方法上的“因人而异”，对于接受和理解知识能力不同的学生，必须教给他们不同的教育内容，运用不同的对话方式。如果对于具有不同能力的对象都用同样的教育方式，讲解同样的教育内容，则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无法接受和理解其所采用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对于不同的对象，在教育时，必须做到可以说的一定要说，不能说的一定不说，要到了能说的时候才说。因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3一个聪明的施教者必定是在该教什么的时候教什么，不该教时坚决不教，对不同的对象施以不同的教育。比如孔子在传授“性与天道”的问题上，他的弟子子贡就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4所以朱熹说:“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5对于“文章”之事，每一个弟子都能得到传授，而“性与天道”的传授，则有些学生是听不到的。对于一般的知识，如“诗”“书”“礼”等是每一个弟子的一般秉性所能接受的，所以人人都能得到教授;而比较艰涩难懂的知识，如“性与天道”则只有诸如子贡等认识能力较强的弟子能得到教授，这便是孔子依循中庸之适宜的原则，而做到的“因人而异”的施教方法。如果弟子能够通过自己的学习做到“下学上达”，甚至可以“默而识之”，则自然会在合适的时候得闻此道，否则，“虽圣人便说出，也晓不得”6，能力没达到能够接受的程度，讲了也是白讲。
另外，孔子还根据弟子的不同能力和特长，对他们做了“类”的区分。他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7。不同的人具有各自擅长的不同能力，“因人而异”的教育就是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与特长。但是孔子又认为“君子不器”，教导学生不能局限于单一的能力、不能固守一己之长。“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孔子认为子贡就像“瑚琏”之器一样，虽然很高贵，但是只有单一的用途，以此告诫子贡要加强其他方面能力和素质的学习培养。
孔子还认为人在性情上也各不相同，比如他评价弟子“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8。因而，孔子除了根据弟子能力的差别施行教育，用其所长外，还会依据弟子不同的品性，进行不同的教导，以补其不足。如子路刚毅勇猛，孔子便教育他做事要三思而行，以退守之道告诫之;而冉有则畏缩怯弱，孔子便教育他要勇敢无惧，以进取之道导之。这就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9所含的道理。
(二)依据主体所处的情境而异
孔子的“因人而异”的教育方法，不仅表现在对不同资质、能力、性格的人的分别上，针对同一主体在不同的时候和情境中的不同表现孔子也会做出不同的教育。每个个体都不是只具有一种资质、能力乃至性格，而是一个具有多重资质、能力和性格的多面体。所以对同一对象，孔子会针对其表现做出不同的教育。如“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10。颜回是一个十分高尚的人，但是他也不能每时每刻都持守内心之仁，故而有所失落。人的毅力有高低的区分，也并非绝对的持久，这是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多面性的表现。所以才会出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11的情况，而在此时必须要及时教育他们持守心中之仁而不违仁。人的品性、思想、言语、行为也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即品性好的人，其思想、言行也有不可取之处;而品性不好的人有时也会说出很有道理的话，做出很有道理的事。所以，孔子告诫弟子要“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12。看待评价一个人不能以单一的眼光和认识，而要保持一种多样性的开放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学习中真正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3，以发挥“因人而异”教育方法的最大功效，而实现学生的随时学习，不断进步。
(三)依据价值取向的情况而异
一个人因为存在不同的侧面，而表现出人生的多面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是一个飘忽不定的个体。恰恰相反，人在大部分时候的表现都是稳定的，其资质、能力以及性格都会表现出一定的持续性和连贯性。因而，可以依据社会不同主体在品性、思想、言语、行为方面的表现对其做一个“类”的划分。对处于政治生活中的主体的“类”的划分，主要就是为了国家社会的政治教育，要针对不同“类”的人给予不同的社会教育与引导。孔子依据“中庸”的准则对处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个人思想、言行的不同价值指向，将人分为“君子”和“民”，并依据中庸的适宜准则讲明了对二者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及教育方式。
在先秦的典籍中有很多关于“民”的论述，据此可知“民”在先秦社会中的角色扮演是比较被动的，而其社会地位也是比较低下的。因为，“民”的人生追求一般停留于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及满足上，缺乏对道德以及知识向往的自主性。这是由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合。一般民众，在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对其精神和德行的要求在他们看来都是多余且不可思议的。所以孔子根据人的不同价值追求将人分为了“君子”和“民”。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14这里的“小人”并不是指道德败坏、为恶不善、与君子行为相对的“小人”，而是指尚未意识到真正的道德的“善”，没有形成对“善”的自主追求的一般民众。“君子”考虑和看重的是德性和法则，而一般民众所追求的则是实利与实惠。所以统治者的为政之道，最重要的就是根据这种因价值追求不同而进行的人的“类”的划分，而展开对万民的政治教育，尤其是对于一般的“民”，不仅要引导其向善，还必须要给予其实惠与实利，即要“惠民”“利民”。孔子曾对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5，“君子之道”就是为政之道，教育万民要以“惠”养之，而后以“义”使之。他还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16“五美四恶”就是要顺应民众的需求，给民众以实利。所以，对民众施行教育首先就要因其所利而利之，而给民众实惠的做法并不会为自己的统治造成什么损失。因此，统治者要顺应民心、民意，根据民众之所需、所求，给予实利来教育引导民众，使民众顺从，进而得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巩固自身的政权和统治。
对民众教育不能单纯以道德教育，还必须要有实利的引导，因为作为民之上者的“君子”也有对“利”与“惠”有需求与向往。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7，君子也是有物质欲望的，也会向往富贵的生活，只是这种追求必须建立在“道”的基础上，如不合道，则不可求。这意味着君子所追求的就不只是物质的富贵与利益，而是德性与道。君子取利以义，但是一般民众则容易被利益所驱使、迷惑而舍义取利，把物质追求凌驾于道德追求之上。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18一般民众容易被物质欲望所役使，不能安于穷困，所以，孟子才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19因此，统治者在教育民众、引导民众向善的时候，不能以“君子”的标准，按照“君子”的要求来教育民众，而要先从满足一般民众的物质需求和愿望出发，进而对其的“君子”式的道德教育。对一般民众的教育必须先“富之”，而后才能“教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0就是对这种教育方式和逻辑的最好总结。对于一般民众如不先解决其物质方面的问题，而直接加之以道德教育，强行以道德化之，则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和效用。
二、基于需求的教育规律探索
在现实生活中，时间永远处于绝对的流动之中，随着时间的流动，世间万物也随之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有的显着，有的细微。作为万物之一的人也随着时间的流动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孔子以为，人在不同时候应该有不同的状态，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0孔子以自身的经历说明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学习状态、修养是不同的，因而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不同的。随着人的不断成长，人的修养与德性也不断地完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对人的修养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少年时不能以中年的标准来要求，中年时不能以老年的标准来衡量，否则只会造成人的伪善，或者揠苗助长，导致人的发展畸形或者中途夭折。这一点落实到具体的教育上就是要应时而动。针对个体生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需要不同的修养这一现实情况，教育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此才能更好地引导个体生命的发展，而不至使个体的发展因与现实情况不相适应而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个体身心受挫，影响个体生命的完成。
(一)体现发展的自然阶段要求
为了更好地施行“随时立中”的教育，孔子根据人生发展的自然阶段，指出君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遇到的问题以及应对之法。他说: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21
相比之前以年龄为标准的分判，以人生发展的体力或者认识为标准将人的发展分为“少”“壮”“老”三个阶段显得更加具有代表性，更能切合一般人的人生道德修养历程，更加具有操作性。人在少年时，性格和脾气都还没有安定，容易冲动、迷茫，所以要教之以安定的修养方法，避免外物的诱惑和迷惑;壮年之时，人的性格和脾气都处于非常刚强的时候，易爆易怒，好胜，所以要教之以温和之道，切忌好勇斗狠;老年之时人的各方面机能都已经衰退，所以应该学会放弃，不要执着于人生之得。每个个体都会经历一个由年少到年老的人生过程，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挫折、阻碍甚至是危机，在遇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法给出应对和调整。在坚持一贯之道的基础上，遵循人生发展的规律，不强求取道，当人生发展遇到变化和转机时，也要能做出及时的转变，避免人生的发展进入一个混乱无序的状态，使人生的发展能够随着时间的流转而完美顺畅，这便是孔子“随时立中”之法所追求的教育功用。
(二)适应外在的社会环境特点
时间的流转不仅会影响个体人生的发展，还会影响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的变化，进而影响人的政治态度和理想。因而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对人的教育也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转变。孔子身处春秋诸侯混战、礼崩乐坏之际，他一面感叹世态日下，一面又想着恢复周代的礼乐教育。因此孔子提出了“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两个时代划分的标准，并指出应对身处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施以不同的社会教育，以挽回当时日益下滑的社会风气，引导人在不同的社会时代做出正确的行为应对。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2
由此可见，孔子对于“有道”和“无道”两个世道的态度和应对方式是不同的。“天下有道”时则积极入世，奉行“达则兼济天下”原则，教万民以仁义礼智信等仁爱之道;“天下无道”时则可选择引退，遵从“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做好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自我教育，以待时而动，应时而变。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3
孔子对处于不同时代的逸民，如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的行为做出评价，说明处于不同时代的贤者的不同行为方式，认为各有所取，但自己如果身处当时则会与他们的做法不同。所以孟子才会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24孟子认为孔子是“圣之时者”，是以上这些贤者行为的集大成者。他既可以奉行伯夷、叔齐的德行，又可以像柳下惠那样行事。他会根据事情及时代的不同而改变自身的态度和行为，做出合宜的应对，绝不会固守某一种被认为是“贤”的行为，因此才能成为“集大成”者。
孔子以自己为例，教人以“时中”，就是要教人在世间成就自己与他人。这个“时中”更多的是给人提供面对政局变化的时候所能够适行的原则，教人不能为时局所困。只不过要做到这样却是很困难的，所以孔子要以“随时立中”之法教人，以言传身教。“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25即是说明能够适时摆脱政局和时代的困扰的困难。若人被政局、时势所溺，只顾跟随政治的变动而违背“为政以德”的初衷，限于政权而成为恶政的帮凶，则此不是“随时立中”之法所欲达到的功效。因此，孔子的“随时立中”之法所说的应时而动，不是教人毫无原则，恰恰是要教人能根据时局的变化而做出不违大道的适宜行动。不论时间如何流动，时代如何变化，中间总有一些稳定的东西存在，这个稳定的、具有继承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所需遵守的“中”道。也正是这个“中”道使得孔子的教育始终坚持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和道理，而不至使学生无所适从。比如他对“三年之丧”的坚持: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2)
从宰我与孔子的对话可以看出，宰我认为“三年之丧”太久，应该缩减一下。因为，当时的社会已经礼崩乐坏，周代所传下来的礼乐体系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的、更加势利的、世俗的风气，所以应该改变旧有的习俗，根据新的社会情况，实行新风俗。然而孔子却坚持“三年之丧”，不能因为时代的变化，社会局面的变化而缩减时间。因为，“三年之丧”根源于父母对子女有三年的怀抱养育之恩，为人子女都必须以“三年之丧”感怀之，这才是最合宜的，这才是“仁”，否则便是不仁不孝。《礼记正义》也有言“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恩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此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26力证“三年之丧”的合宜性。
因此，孔子所施行的“随时立中”的教育方法，不是一种没有原则的随意变通，而是一定的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应时而动，是仁道所行之要求，是王道施行的有效途径，是孔子“因材施教”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行为取向的教育结果规范
“因材施教”所讲的教育，除了要依据主体对象、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外，往往与主体所处的环境和情景密切相关。而且，对象、时间、情景等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交错的关系。主体在不同的时间、身处不同的环境及情景中他的身份角色及思想行为的表现都会有所差别，思想行为的变化就意味着时间、情景的转变。同样，时间和情境的变化、主体的言行等外在表现都会有所不同。因而，孔子根据处于不同场景中的人需要有不同的言行表现，而提出了“随处适宜”，即顺从情景的变化而展开教育，以期人在面对不同的事物，身处不同的情境时也能做出不同但却合适的应对行为。人在不同场景下同样需要具有差异且合适的言行，促使了“随处适宜”的教育的出现，这也是“因材施教”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一)在具体场境中表现适宜行为
孔子根据人在不同的场合需要有不同行为来对弟子做“随处适宜”的教育。具体表现为:“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27
孔子认为身处宗族乡党之中，面对父兄长辈等，要保持温和恭敬的形貌，尽量少说话，以表现自己的孝敬之心;而身处朝廷庙堂之上，面对君王百官时，则要以臣子的身份出现，本着对君王、百姓负责的态度，要保持谨慎，勇于在礼法、政事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以显示自己的忠心。孔子认为在不同的场合会有的不同的行为表现，不是一种为求名求利而矫揉造作出的虚伪举动，而是依据内在德性和外在礼法，自然形成的合宜的行为。所以朱子说:“只是要知得礼合如此，所以行之则和缓而不迫。盖圣人制礼，无一节是强人，皆是合如此。”28孔子教人以礼，要人在不同场合行以合宜的举动，不是强迫人这样去做，那样去做，而是要通过这种教育，使人自觉自然那般去做。
关于“随处适宜”，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情境，要做出不同的应对，《论语》中，还有很多的论述。如“寝不尸，居不客(容)。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21等。
(二)针对具体对象评价其表现
孔子“随处适宜”的教育还有更加细致的划分，在同一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也需要做出不同的表现。他说“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3)
身处庙堂之上，在君主不在的时候，与下大夫交流时要保持温和快乐却不失刚直的形貌;与上大夫交流时要保持和悦恭敬但不失诤的形态;待到君主上朝，面对君主时要保持恭敬谨慎而不失威仪的安然之貌。而这一切不过是“圣人在这地位，知这则样，莫不中节”27的体现，是孔子依循中庸之道而教人要做出自然如此的合宜的行为举动。
孔子教人以“随处适宜”，就是要保证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不同的事物，或同一事物身处不同场合和情境中能够在态度和行为上有合适的变化和应对。孔子正是依循这一方法，深入了解学生的特性以及事物变化的道理，而不以单一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来教育学生，以此引导学生避免因为行为处事的执着一偏而导致角色扮演的混乱，不合内在自我，也与外在规范相悖，最后落得个体身心俱疲结果。
(三)养成包容开放的文化心态
“随处适宜”的“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地域”。众所周知，不同的地域，因自然环境和发展方向及速度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以及信仰等。在此方面，孔子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他认为对于不同的文化，我们应该给予必要的尊重和包容，不能以自我的文化环境来界定、规划他人的文化和信仰，甚至以此来规制整个世界。这个思想在“子为父隐”问题的讨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论语·子路》篇载: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5)
从这一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叶公和孔子各自的家乡，儿子对“其父攘羊”一事会有不同的行为举动。叶公的家乡是“子证之”，而孔子的家乡则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孔子以此引出了对于“正直”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并以此教育学生。“其父攘羊”这件事未必真实存在，也许只是孔子为了向弟子说明在不同环境和文化中，人们对同一个社会规范的理解和应对行为都是有差别的。我们可以以之为孔子“随处适宜”之教的一个案例:叶公所在的家乡儿子的行为表明，他们是从一个“臣民”的角度，以“忠”为“正直”的标准来对待“其父攘羊”一事的。本着忠于君王和法律的正直精神，在“其父攘羊”时，子必须要“证之”，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直”。孔子没有反对叶公的观点，也没有对其乡之子的行为做出评价，他只是以自己家乡为例，给出了在“其父攘羊”这件事上自己所在家乡人子的行为。并由此引申出对于正直的另外一种理解和诠释:从一个“子女”的身份角度考虑，以“孝”为正直的标准来对待“其父攘羊”一事时，子的行为就会出现“为父隐”的情况，而这就成为“直”的第二种可能性。孔子不反对叶公和其乡之子的行为，表明了他的“随处适宜”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首先，在忠孝这个问题上孔子认为忠孝是一贯统一的，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29他既主张子女要孝敬父母，又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8。只是家庭和朝廷，君臣与父子是两种不同的关系与身份。二者之间会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但也存在调和的可能。所以孔子提出这个问题，教育学生对于同一件事，面对不同情境不能固执的坚守某一个标准，要根据情况的不同给出合适的、合宜的应对行为。孔子以“随处适宜”之法教人，引导人在不同场合要有合宜的角色扮演，不能陷于一偏，就像忠和孝一样，两者不是绝对分离的，而是可以在合适的时机下互相转化的，我们在行为上也应该依循一定的原则，做到“随处适宜”，以使自己的行为能够做到如面对“忠孝”时的当孝则孝、该忠则忠的随处适宜。
孔子以随处适宜，顺从情景的变化而展开教育，还体现在他对“仁”的解说和教导上，孔子对“仁”有多种解释，且是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弟子所做出的不同教导。
孔子以其高明的智慧和言语的技巧，根据其对弟子的深入了解，充分尊重弟子的个性，以“因材施教”之法教育弟子，不仅向弟子讲明了其所持的道理，推广了仁道，还使得弟子能够在现实的伦理生活中真正做到以仁爱之道思、以仁爱之道言、以仁爱之道行。
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可以从更多的方面进行阐释，也可以有其他的理论建构方式。作为“古为今用”观念的一种倡导，期待更多、更高的理性探索，进一步丰富、发展、传承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
注释
1《论语·季氏》
2《论语·雍也》
3《论语·卫灵公》
4《论语·公冶长》
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6(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7页。
7《论语·先进》
8《论语·先进》
9《论语·先进》
10《论语·雍也》
11《中庸》
12《论语·卫灵公》
13《论语·述而》
14《论语·里仁》
15《论语·公冶长》
16《论语·尧曰》
17《论语·述而》
18《论语·卫灵公》
19《孟子·梁惠王上》
20《论语·子路》
21《论语·为政》
22《论语·季氏》
23《论语·泰伯》
24《论语·微子》
25《孟子·万章下》
26《论语·述而》
27《论语·阳货》
2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5-1956页。
29《论语·乡党》
30(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3页。
31《论语·乡党》
32《论语·乡党》
33(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63页。
34《论语·子路》
35《论语·学而》
36《论语·八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