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华武术精神,在长达千年的历史轨迹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内涵丰厚,博采众长,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人类文化生活的高度凝练。“古代武术”是指由先秦时期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期内的武术活动,这个时期是现今中华武术精神传承和发扬的根基,无论从横亘古今的时间跨度,还是从它涵盖领域的空间范围上,中华古代武术精神都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古代; 武术精神; 价值; 意义;
Abstract： The spiri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like Chinese history,contains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a thousand year long historical track.It is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draws on the best of all.It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hinese people's wisdom and the highly condensed human cultural life."Ancient Wushu" refers to the Wushu activities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This period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 of Chinese Wushu.The spirit of Chinese Ancient Wushu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haping of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no matter from the time spa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or from the space scope of its coverage.
Keyword： Ancient; Wushu spirit; Value; Significance;
1、 古代中华武术精神生成的逻辑起点
研究中华武术精神的逻辑起点,离不开对中华武术的逻辑起点的追根溯源,龚惠萍[1]认为中国传统武术理论的逻辑起点是“阴阳”学说,对此,李凤成在其《传统武术的哲学理念溯源》[2]中也表明了相同的观点。基于此,中国古代武术精神作为古代武术的衍生形态,便可以理解为古代武术习练卓有成效的武学大家,对“阴阳”学说由身体表现形态上升到思想意识层面并期望付诸于具体行动的一种“信念”,我们把这些“信念”的成因加以概括,可以笼统的归结为“法”与“易”,便可称之为古代中华武术精神生成的逻辑起点。
“法”是古代武术精神的主干部分,所有的武术活动及表现形式均体现了古人对力量的崇拜之情;如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崇拜自然,崇拜一切未知事物,归根结底是人们对力量的崇拜,人们渴望拥有力量,并借以角“力”宣告等级,由此催生了“角抵”[3];张纯本、崔乐泉先生认为“角力”是中国武术的原始形态。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记载春秋时期的武术载体为“角武”,目的为“以练精材”。[4]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崇尚以习练武术来获得力量的尚武精神。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渐发展,民众不仅仅满足于赤手空拳习练武术所能够拥有的力量,人们发现手持器械的武术能够使力量得到延伸,如剑法经典《吴越春秋》所记载的越女剑:“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5]从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角抵”还是“剑”始,都是人们对“力”的向往,这个“法”没有变化。
“易”为“法”的衍生形态,一切“易”的思想形态均是人们在古代武术精神框架内,在追求力量基础上的更高的精神诉求,突出展现了古代中华武术的出现对华夏民族精神塑造的积极意义,如“尚武精神”[6]“忠君爱国”“自强不息”“行侠仗义”“勇猛顽强”“崇德尚礼”“舍生取义”等。
历史是人民群众共同书写的,一个人所拥有的力量不足以使华夏民族强大和兴盛,那就让更多的人都拥有这伟大的力量,这便是孔子倡导佩剑与六艺的初衷。民众对习练武术就可获得力量的“法”普遍认可,演变形成了社会对武术的崇尚之情。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民间各类习练武术的民间组织产生,如东汉中期的“鞠客”,教授武术爱好者剑术技巧;[7]李白用“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描述武士精湛的武术技艺。诸如此类,都是人们“尚武精神”的集中体现,进而构成了“崇尚武德、忠君爱国”的武术精神。古代社会人们对“法”的参与度愈广,如何御“法”就成了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易”“法”的武术形态应运而生。“易法”之形在国家层面形成了以儒、法、道、阴阳家等为主的武德规范,如武德的推行,武德是以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学派为理论基础,以“仁”“智”“礼”“义”“信”为基本准则,[8]人性善恶是传统武德的思想基础,而仁爱是武德的现实追求,道德自律是践行模式,中庸之和是最高精神世界[9]等;“易法”之形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以宗教、门派、拳种为区分的习武要求,如少林派借“禅”修武,以武达“禅”的习武主张,使少林拳形成了与静式禅宗完全不同的风格特性,少林拳勇猛迅速,潇洒刚强,强调技击之术,其修炼者也均如少林拳拳风一样展现出了刚强勇猛,坚毅果敢的武术精神;太极大家延续了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融合进拳术的编撰中,“动则生阳,静则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10]自此形成了太极拳拳风如大中国一般磅礴潇洒又中庸内敛,展现了中华人民的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等;“易法”之形在个人层面形成了以“克己守礼、敬师如父、忠肝义胆”[11]等意志品质为中心的习武态度,从中可窥得古代中华武术中的“尊师重道、孝悌、敬诚”等优秀精神内涵。
由此可得古代中华武术精神逻辑思维起点是人们对力量的向往,可谓之“法”,而其后的“忠君爱国、自强不息、崇尚武德”[12]等武术精神皆是“易”法得来,是为“法”的衍生形态,而“法”的初心未有改变。
2、 古代中华武术精神的核心内涵
中国古代传统武术文化精神特点鲜明、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性格特点和古代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包罗万象,博采众长。在古代中国,传统武术精神在个人层面形成了以武者自强不息、建功立业为核心的奋斗精神;在社会层面形成了武者习武时谨行尊师重道、崇尚武德的习武之风,面对社会不公时武者能够劫富济贫、侠肝义胆的道德精神;在国家层面形成了武者历经家国危难时能够挺身而出的,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核心的爱国精神,以及武学理念处处体现的,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13]为核心的哲学精神。这些都是古代中国传统武术精神的核心内涵,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生命源泉与不竭动力。
2.1 、自强不息、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14]
中华武术内涵丰富,不能一蹴而就,习练中国古代传统武术对武者的意志力与忍耐力有很高的要求,[15]许多招式动作都需要上百次的练习和反复琢磨才能有所领悟和感触,想要在武学上有所成就则更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十年如一日的训练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武者不仅能提高武学修养,更能培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16]《周易·乾·象传》说君子应当具有自强不息的意志与品格。自强不息是古代中国武术精神核心内涵的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武者建功立业的精神根基。武术家吴殳[17]记录自身学习枪法时说道:“本以天下多事,故欲为此。不能杀中原贼寇者,吾不学也”。[18]表明自己习练武术建功立业的决心和意志,突显了古代武学的精神内涵。由于古代习武者都以刚健有为和自强不息作为自己的习武准则,形成了经典的训诫,如着名戒律《少林十戒》中记载:“少林武术的承袭者应以强体魄为宗旨,当朝夕从事,不可任意作辍”。由此可窥得中国古代武术精神内涵的一角。
2.2 、尊师重道、崇尚武德、劫富济贫和侠肝义胆的道德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对传统武学理念的形成影响至深,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礼”传承,习武者对教授自己武艺的师者秉承“尊师重道”的态度和准则,是古代武术精神的核心内容。《左传·宣公十二年》中说:“武有七德”,即“禁暴、戟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第一次明确规范了习武者应具备的武技行为与道德品格,和判断武技行为时应坚持的道德标准。[19]习武之人大都心怀“侠义”[20]之心,渴望自己所学的武艺能够有所用处,能以自己练习的武艺匡扶正义。《水浒传》便是古代武者侠义之心的缩影。这种劫富济贫、侠肝义胆的表现实际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武术精神在社会道德层面的展现。
2.3 、天下兴亡、匹夫的责的爱国精神
隋朝末年“不愿官爵,唯求出家,行道报国”[21]的少林武僧从少林武学中参悟到了武学的核心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爱国情怀作为其禅修武学的主要动机使“行道报国”成为了那个时代少林寺武僧们“昼习经曲,夜练武略”的独特风气。少林武僧们的爱国精神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在夜以继日地钻研集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理念于一体的武学理念的过程中,将崇敬武学的心转化成为刻入骨髓的爱国之心,是为古代武者修身取向的真实写照和集中表现。
明嘉靖年间,抗倭明将俞大猷自《易经》中参悟武学之理,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他曾拜着名剑客李良钦为师,学习剑术,擅长使用“荆楚长剑”,俞五猷在年复一日的习练剑术与平定倭患的经历磨砺着这位军事奇才的内心,使他在多次战胜倭寇却屡遭降职的境遇中仍能心怀天下、守土卫疆,凭的就是那颗爱国之心,如同注入了灵魂的中华武学一般,执着而又伟大。
2.4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精神
太极拳的招式时而缓慢而柔和,又时而快速急促,其拳理如“水”般刚柔并济、以柔克刚。不难看出古代太极拳师在创编太极拳时注重观察自然状态,效法自然事物的运动规律,兼容天地阴阳之理,通过对自然的认知,用以领悟和追求拳术技艺的“天人合一”[22]的哲学观念。古代中华传统武术精神也正如太极拳一般处处体现对武术技艺“天人合一”的追求和探索。这种哲学精神实质在于制止格斗、不战而自胜。
26岁的王守仁学习兵法,练习武艺,具体武艺种类虽有待考证,不可否认的是武学在成就其不朽人生道路上的作用。他深知士不可以不弘毅,但空谈误国,“理”为人生导师,它让人们知道要向着哪里走,但说“理”并不能剿灭土匪,也不能斩灭宁王的叛乱,因此他找到了实现“理”的必要工具——知行合一。中华武艺是古代武术精神的载体,古代武者在武术精神的指导下练习武艺,在习练武艺的过程中探索武术精神,这种方式便是对“知行合一”的深刻诠释。
3、 古代中华武术精神的基本特征
3.1 、广博性
中国古代武术精神贯穿整个武术文化体系,又体现在古代武术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武术文化理论体系上,武术涵盖了阴阳、法家和军事多个领域的文化理论;从社会道德礼法上,武术精神包括孔、孟之说,“君君臣臣”思想在武术精神上的体现就是“尊师重道,克己复礼”,“武德[23]”思想亦是其中之一;在哲学上有“天人合一、知行和一、道法自然”等武术精神。这些武术精神几乎囊括了古代习武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古代武者生存和发展的人生导向和行为准则。
3.2、目的性、动力性
从武术的起源来看,武术是人类追求力量的智慧的结晶,其目的性很强,无论是先民用来狩猎,还是民族英雄用来建功立业,学习和使用武术都有一个特定的目的,这个目的是我们坚持不懈学习和练习的精神动力,其形成的理论体系或是“训诫”都成为后人自强不息的动力源泉,因此,古代武术精神具有目的性和动力性。
3.3、 适用性、稳定性
中国古代武术文化是伴随着华夏民族一同生长和壮大的,古代武术精神作为武术古代文化的高度凝练和深层表达则更是如此。中国古代武术精神历经多个朝代的变更而不曾断绝,是由于它适用于不同社会,无论是国家经历战乱时需要“自强不息,建功立业”的民族英雄,还是国家繁荣昌盛时需要“修身养性、和谐社会”[24]的体育项目,再或国家遭受侵略时需要“舍生忘死、爱国爱民”的仁人斗士,古代武术精神均有恰如其分的体现和规范,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稳定性。
4 、古代中华武术精神的价值体现
古代中华武术精神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练,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25]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责任和使命。五千年来,在东亚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伟大的华夏民族,它顽强的生命力使它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千年的悠久历史而不曾断竭的民族。千年以来,华夏民族以统一为主流,伴随着不同历史朝代的更迭,变化的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不变的是对民族武术精神的世代传承。
4.1 、建功立业,扶危济困
春秋战国这个动乱的时期,武术体系初步形成,战场成为武者展示力量与展现武德品行的绝妙舞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无论是春秋战国或是秦末农民起义,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亦或北宋末年水泊梁山,人民群众书写着历史,社会历史呼唤着属于那个时代的英雄,武林豪杰顺应时代要求应声而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傲骨--武术精神!
张岱年先生借《周易·大传》中的两句名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作出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动乱的冷兵器时代,人们通过习练武术,可保护自己,扶危济困;亦可驰骋疆场、建丰功伟业。这个时期武术的攻防性和技击意义被运用的最为广泛。社会对习武者的现实需求增加,正是这个时期对武术攻防自卫价值的理解和认可,这也就是古代传统武术在战乱时期对武术攻防自卫、建功立业,保家护园的武学价值的不懈追求和集中体现。
4.2 、修身养性、强健筋骨、文化自强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在稳定时期的传统武术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逐渐衍生出了剥离纯粹技击特性外衣的武术种类如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八卦掌、形意拳等,这些武术种类都采纳了道家、阴阳家的导引术的理论。“形意拳之道无他,神、气二者而已。丹道始终全仗呼吸,起初大小周天,以及还虚之功者,皆是呼吸之变化耳。拳术之道亦然。惟有锻炼形体与筋骨之功,丹道是静中求动,动极而复静也——丹道与拳术并行不悖”。孙禄堂先生关于拳术与丹道及整个练养技术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于此可见古代传统武术融合道教的修练养生之术。在这里集中体现了传统武术在稳定时期的修身养性、强健筋骨的价值功效。
4.3 、保家卫国,自强不息、精忠报国
中华传统武术自诞生之日起,就是爱国人士用来保卫民族,奋勇杀敌决胜疆场的产物,充分体现了其技击特性,由此而形成的中华武术精神自然就包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特点,使得中华武术在古代无论是技术还是理论,都坚持切合实际的特性,凸显了武术的技击特点,[26]尤其在外族侵略时期被军事将领将传统武学的技击精神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明朝着名抗倭将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极力提倡去“花法”的理论观点:“钩镰、叉钯,如转身跳打之类,皆是花法,不唯无益”,学熟误兵。[27]戚将军论证:“俞大猷之所以战无不克正是因为他的俞家军所习练的阵法、技艺均以“无虚花法也”,进退,是学步法、身法。除此复有所谓单舞者,皆是花法,不可学也。”“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戚继光之所以极力主张剔除武术技艺中的“花法”,是因为在当时倭寇横行的社会背景下“花法”只能徒增美观,势必削弱其杀敌平乱之效。[28]充分体现了其以武自强、爱国、卫国、保国的武术精神价值。西汉武将霍去病少习武艺,22岁便“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是为中国古代武将的最高荣誉,这背后自离不开他从小习练西北方古代民间武艺,招式勇猛迅速,善骑射,加之西汉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霍去病形成了尚武卫国的武术精神其借武修身修德,达到武德兼备、知行合一的武术精神境界是外族入侵时期古代军事将领最崇高的精神和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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