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实证分析
5. 1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62家样本公司中，有42家属于国有企业；另外20家属于民营企业。其中有13家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为一人同时任职，其余均为两权分离。在表1中罗列出了模型1中变量的描述性特征，可以看出购买非审计服务的公司付出的成本差别很大，对比相对稳定的审计费用来说具有较大波动性和弹性，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现在对非审计服务收费的规范较为缺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非审计服务收取的费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本身给购买者带来的效用，而这些效用的评判往往相对主观。在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中，每股净收益的波动性明显大于总资产收益率，除了公司间的差别外，这和我国资本市场的成熟性也有一定关系。
表2中列示了模型2变量的描述性特征。可以看出样本公司中高管的教育水平平均为本科学历；高管团队中平均一半的人具有专业背景；本行业平均工作经验为5年。其中公司之间差异最大的是高管层的行业平均工作经验，可以反映出上市公司间高管团队成员组成其实并非十分稳定，人员的流动性不低。还需要注意的是高管持股比例平均占企业总股数的5%,但是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差距较大。
而相比之下，企业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薪酬之间差别更加显着，实证年度内的62家公司中仅有8家企业执行了股权激励计划。
5. 2非审计服务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统计软件（STATA. 10）对模型1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第一步，使用Link法检验被解释变量拟合值的平方项不具有解释能力，使用Ramsey法检验被解释变量为ROA和EPS时的P值分别为0.15和0.52,无法拒绝模型不存在遗漏变量的原假设，因此模型不存在重要的遗漏变量。第二步，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相关系数矩阵中的值均较低，且模型的膨胀因子平均数为1.65,小于经验值2,且每一个解释变量的VIF值都小于经验值10,因此本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第三步，为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性，本文对模型使用了怀特检验法和BP （Breusch-Pagan）检验法，结果均显着地拒绝了同方差的原假设，因此模型存在异方差性。为了避免回归结果的偏误，本文使用了稳健标准差加OLS法对异方差性进行处理。非审计服务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表4所示：
在模型的回归过程中，为了控制行业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使用了上市公司行业代码来控制行业变量。
表3和表4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在被解释变量分别为ROA和EPS时，模型的R2分别为0.36和0.31,模型拟合度可以接受，F值也在合理的范围内。当被解释变量为ROA时，非审计费用对其有显着的正向作用，而当被解释变量为EPS时，非审计费用的积极作用不显着。两者的差异，一方面可能是因为EPS的标准差在公司之间差异较大，相对ROA而言具有较大的波动性，而该波动性较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因素如股票市场、资产负债结构以及公司股权稀释等财务政策的影响，故非审计服务对EPS的积极作用得不到显着的展现；另一方面相对于ROA是直接反映企业在当期资产运营管理效率效果的指标而言，EPS较多的体现了每股净收益上的公司股东利益，公司的发展可能在短期内没有体现为公司股东利益的提升。
所以非审计服务对当期ROA的积极作用未能同步反映在当期的EPS提升上。回归结果还显示，公司规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否显着也因被解释变量不同而不同。
实证结果还显示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两个绩效指标均有着显着的负效应，因为资产负债率越高，不仅影响企业债务融资能力，而且会使企业面临的风险保持在髙水平，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比较负面。而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担任会对衡量企业绩效的两个指标都更有利，尽管两职合一被视为不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这种安排也可能有利于企业在整体战略和经营层面上的统一。代理理论基于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假说，认为高级管理人员不能尽心尽力为股东利益而努力，所以需要进行两职分设，以达到权力制衡并接受有效的监督。但是总经理内在机会主义和偸懒的假定是不合适的，从组织心理学和组织社会学出发，可以发现高级管理人有对自身尊严以及内在工作满足的追求，会促使他们努力经营公司，成为公司资产的好管家。管家理论认为，二职合一有利于给予CEO明确的、不容挑战的地位和角色，能够保证公司的领导权更清楚、更一致，保证公司的发展方向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和控制，因此能够比二职分离产生更高的公司绩效。Peng等（2007）研究了转型经济环境下两职设置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发现管家理论能很好的解释两职合一起作用的机制。同时，他认为代理理论下两职合一效应研究结论适用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而管家理论下的两职合一效应则符合新兴市场。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该研究结论。
5.3高管特征对非审计服务需求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统计软件（STATA. 10）对模型2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于样本企业在检验年度期间的上年度审计意见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因此此项控制变量无意义。在高管能力特征的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得出只有高管的专业背景与企业购买非审计服务呈显着的负相关，而高管的学历水平和本行业工作经验与购买非审计服务的相关性不显着。因此可以得出，具有专业背景的高级管理人员越多，企业购买的非审计服务越少。非审计服务人员向企业提供的是一种专业性的服务，而此种服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本企业所具有的专业资源所替代。该结论符合资源优化配置的道理：即企业在需要做出重大决策或实现其目的的时候，会首先从内部寻求合适的资源加以利用，其次才会向外部寻求帮助。
因此企业高管本身的专业性需要被利用起来，当高管层中拥有的专业背景人才越多的时候，高管层的能力被提升，所以也就越少的需要外部非审计服务。而高管层的整体学历水平和行业工作经验水平不会显着的影响高管层的能力替代外部非审计服务的程度。
在高管动力特征的模型回归结果中，被解释变量之一高管的持股比例与非审计服务的购买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而高管的股权激励薪酬水平虽然呈现正相关，但是结果不显着。同为度量高管薪酬结构的变量，持股比例反映了管理层所持有的企业的股份比例，最能够代表管理层对企业的“所有权”部分，这也是联结管理层和股东利益最直接的方式。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越高，公司价值的提升给其带来的好处就越大，因此持股比例越高的管理层通过购买非审计服务来提升公司绩效的动力也就越大。实证结果也验证了，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对非审计服务的购买越多。而对股权激励来说，它与公司股票的未来价值的联系更为紧密，而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是十分成熟，股价的波动极大地受到随机因素的影响，与公司的价值并不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而且股权激励在我国上市公司里的使用范围和力度都较小，这也削弱它了对高管的激励作用。因此股权激励未能增加管理层通过购买非审计服务来提高公司绩效的动力。
除此之外，观察模型中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及其显着性，可以发现，企业规模、企业现金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重、企业是否存在重组事项、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四大”与非审计服务的购买呈显着的正相关；而企业是否存在海外业务与非审计服务呈显着负相关。企业规模越大，要保证有效率的运作资产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智力因素越多，需要经营管理的能力越强，因此企业对非审计服务需求增多。
当流动强的资金越多的时候，企业购买非审计服务的条件越充足，为提升企业价值而寻求外部更高水平服务的需求越多。企业的重大事项管理需要更多的非审计服务帮助，因此公司有重组业务时所需的非审计服务越多也是容易理解的，若公司架构或资产有重组活动，那么往往需要借助注册会计师的专业知识来对此进行处理。会计师事务所是“四大”时，企业购买的非审计服务越多，因为“四大”被认为具有更高的专业服务水准，能提供质量更高的服务，因此企业对其提供的非审计服务需求更大。在本文的样本中，从“四大”和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购买非审计服务的企业，分别占比53. 3%和46.7%,可以看出两者提供服务的公司数量差别并不悬殊，因此可以得出“四大”提供非审计服务的收费更高。而企业存在海外业务与非审计服务之间负相关则与预期设想不同，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越来越国际化，反而是不存在海外业务的公司更需要非审计服务来为其发展添力。
资产负债率、ROA和非审计服务费用并不显着相关，原因可能是非审计服务并不会受到企业的财务杠杆、资产回报率的显着影响，因此高管在做出购买非审计决策的时候并不会考虑这些因素。而子公司数、发行新股或债券也与非审计服务费用没有显着相关关系。子公司的多少并不代表企业经营的复杂性大小，因此子公司越多并不会影响对非审计服务提供的专业知识需求增加。而发行新股或债券属于企业发展过程中较常规的融资策略，因此也不一定需要非审计服务的帮助。
5. 4稳健性检验
模型1证实了企业购买非审计服务对以ROA和EPS衡量的企业本年绩效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非审计服务的提供可能不仅仅限于对企业当年的绩效有积极作用，极有可能存在一种“滞后”效应，即本年购买的非审计服务对以后年度的绩效存在影响。为了验证非审计服务对企业以后年度绩效的影响，本文继续对模型1进行稳健性检验，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企业下一个年度的绩效指数，希望探索非审计服务影响绩效的跨度。在单独对下一年度绩效指标与非审计服务购买量进行回归分析之后发现效果不显着，之后本文向模型中加入了非审计服务购买量的平方项，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实证的结果如下所示：
从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非审计服务与企业下一年度的绩效呈一种非线性的关系，且非审计服务的平方项系数为负，因此两者体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可以解释为非审计服务对企业下一个年度的绩效有影响，但是存在一个限度。一定程度内企业购买的非审计服务越多，对绩效的积极作用越大；但是当非审计服务的购买超过一定限度之后，非审计服务反而对企业下一年度的绩效有消极影响。
在企业利润表中，非审计服务也属于费用类项目，对企业的盈利来说是抵减项目，因此购买的越多会影响到企业的盈利水平，进而影响绩效指标的评估。但是在一定程度内，企业购买非审计服务带来的积极作用能够抵消所付出的成本，这样就能达到提升企业绩效的效果。因此高管在决定购买非审计服务时，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即确定购买非审计服务付出的成本能够小于给企业绩效带来的积极作用，此时购买非审计服务对企业就是有益的。
5. 5非审计服务是否会影响审计师独立性的实证结果分析
前文验证了非审计服务对以ROA代表的我国上市公司绩效存在的积极作用，然而非审计服务到底会不会影响审计师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诸多文献还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为了进一步确认我国在推动非审计服务的同时是否影响到审计的独立性，本文使用了前文模型中我国购买非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对非审计服务是否能够影响注册会计师独立性、进而损害审计质量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借鉴了刘星、陈丽蓉等（2006）和董普、田高良等（2007）的实证方法，用衡量盈余管理的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审计独立性以及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建立模型如下：DA = a+p} LNNAF +p2 SIZE +p3 OC +fi4 LEV +p5 NEW +PSHARE +fi7BIG4 + ￡变量经济含义及说明如下：其中DA的计算需要通过如下的步骤：（1）DA, = TA./A, - CACC,TA,代表公司第i年总应计利润（TA,为当期净利润加当期投资、融资活动财务费用支出，再减掉当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公司i年初总资产；CACC:为经上年年末总资产调整后的公司i年正常性应计利润。
（2）CACC=a,/A, + a 2 （AREV^AREC.）/A, + a 3PPE./A.+ a JNTVA^ e其中AREV,为公司i年较上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AREC,为公司i年较上年应收账款余额的增加；PPE,为公司i年固定资产原值；INT,为公司i年无形资产净值加上长期待摊费用。a Ta4为行业特征参数，通过下一个公式进行回归取得。
（3） TA, = a ,/A: + a 2（AREVt-AREC:）/A, + aa 4肌从+ e经过按步骤（1）至（3）的计算之后，得出每一个样本数据的操控性应计利润（DAJ,然后再代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从表11可以看出，本模型F值在1%水平上显着，R2为35. 86%,模型的总体拟合度较好。而代表非审计服务费用金额的LNNAF符号为负且结果不显着，表明企业从现任审计师处购买非审计服务并不会对注册会计师的决策产生显着影响，并没有证据显示非审计服务的提供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就控制变量而言，资产负债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操控性应计利润呈显着负相关，表明企业倾向于通过调减盈余来获得较优惠的偿债条件；当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越多，企业越会操纵利润降低。而公司规模与操控性应计利润呈显着正相关，原因可能是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利润操控付出的政治成本较低，特别是我国很多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公司改制过来的，在利润操控上可能会有恃无恐。所以，可能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供控股股东转移的资源越多，控股股东进行利润操控的程度也越高（李爽、吴溪，2002）。是否第一年更换会计师和“四大”所审计、股权是否大幅变动都与操控性应计利润没有显着的相关关系。以上结果与我国学者刘星、陈丽蓉等（2006）和董普、田高良等（2007）的实证结果相一致。所以在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现阶段，初步的实证检验证据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向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不会影响其独立性及审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