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音乐,通常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个性.军乐作为一种特殊的音乐表现形式,它不仅仅反映着一个国家军队的形象,而通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思想、意志力量的体现,是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精神、情绪和心理的宣泄和表达.《义勇军进行曲》则直接反映了中华民族在祖国存亡的紧急关头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革命精神和意志.它彰显的这种"自强不息"革命精神就是来自于《周易》《乾》卦.《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和后来的演奏者,对《周易》这部经典未必做过深入的研究,但他们潜意识里所深受的《周易》思想影响,必然会反映到他们作曲的"时境"和"情境",而中华民族传统的"刚健"和"厚德"思想必然会触发其创作灵感,于是"顺时""顺境"地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产生出鼓舞人们斗志的伟大乐曲.笔者试从《义勇军进行曲》浅析它和《周易》思想的内在联系,以请教于各位方家.
一、《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实践了《周易》"趣时"而"变"的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拉开了侵华序幕,1934年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情境下,田汉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但他刚完成歌词时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歌词谱曲.聂耳读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从中听到了母亲痛苦的呻吟声,祖国的苦难在冲撞他的心肺,他胸中的爱国激情在奔涌,在咆哮,于是雄壮、激昂的旋律自心中油然而生,初稿瞬间而成,后来又在屡经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过程中修改完善,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完成了定稿.这首表现中华民族刚强不屈,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她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紧急关头要变革,要革命,要与时俱进,要奋发有为,要为祖国流血牺牲,《义勇军进行曲》表现的这些主题都能在《周易》中找到思想源头.《周易·系辞下》中说: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变通者,趣时者也."[1]
"趣时"而"变革"是《周易》的核心思想,也是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所需要的全国人民起来革命才能求生存的精神.《周易·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在亟须转变的关键时刻推行变革并能取信于众,变革就能至为亨通,利于守持正固,不变革或悔恨必将消亡.变革要取得成功必须把握两项基本条件:一是把握适当时机.即"己日"象征"转变之机";二是取信于人,推行正道,即就是卦辞所言"乃孚"、"利贞".前者是外在条件,后者是内在因素;内外相济,"革"道乃成,于是可获"元亨""、悔亡".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就是坚持了《周易·革》卦所言的这两个基本条件,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直至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主张修改歌词,周恩来副主席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毛泽东主席也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他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作斗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赞成"安不忘危"的思想,而"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本来就是《周易》主题思想.《周易》是周文王被商纣王拘于羑里时,怀着心中的愤恨和忧患所作,故《周易·系辞下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2]
在今天和平年代,西方列强和周边邻国也"趣时"觊觎我国的发展和强大,对我国的复兴大业百般遏制和阻挠,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就是倡导国人心中始终要怀有忧患意识,要时刻铭记旧中国的屈辱历史,安不忘危才能复兴和强大.
二、《义勇军进行曲》曲谱结构暗合了《周易》合卦思想
童忠良在《论〈义勇军进行曲〉的数列结构》一文中说:《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由多乐句组成的单乐段歌曲.其主体部分有六个长短不同的乐句,从属部分则包括前奏与补充性的结尾句.前奏与前四个乐句为歌曲的前段落,第五、六乐句与结尾句为歌曲的后段落.
这里提到的"六个长短不同的乐句"和《周易》六爻成卦代表的"天地人"三才之道有相似之处.《周易·系辞下传》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周易·说卦传》云":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周易》每卦六爻中,初、二爻象征"地"位,三、四爻象征"人"位,五、六爻象征"天"位,天、地、人三才之道概括了宇宙系统自然界的统一和完整.《义勇军进行曲》主体部分的六个乐句则象征和自然相一致,体现"天地人"和谐之理,反映只有顺应自然才能达到和谐之境.童忠良在分析曲子结构中又说:
我国民间锣鼓音中,有一种称之为"合八体"或"鱼合八"者,是以3+5=8或5+3=8所组合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主体部分竟然全部采取的是"合八"手法.具体地说,即由每两个奇数小节的常规乐句组合成8小节的大乐句,从而形成一种非方整结构中的相对方整数,这是非常巧妙的."[4]
从《周易》和五行角度分析,这不是巧合,而是有必然的规律和联系,整首曲调用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写成,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和民族性.3象征天、地、人三才之道,5象征"五行和五声"的相应关系,8象征自然界天、地、风、雷、山、泽、水、火八种自然现象,即《周易》八种卦象分别代表八个物质形态."合八"就是与自然界八个物质形态合为一个整体."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乃自然界的物质现象,模拟八种自然现象发音是最感人最悦耳的自然音,最美莫过于自然,自然之音也是最和谐的养耳之音.《吕氏春秋·孝行》说":杂八音,养耳之道也."高诱注":八音,八卦之音."陈奇猷校释:"八音,八风[5]之音……阴阳家以八风分属八卦,故高谓八卦之音."《尚书·舜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由此可见,八卦之音,是"神人以和"的乐音.《义勇军进行曲》"合八体"结构也是遵循《周易》八卦方位,以追求在乐句节奏上达到最和谐最统一的自然节拍.
三、《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美与《周易·乾》刚健思想有关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国水深火热年代,它是中国人民国家意志和人民心愿的体现,它自强不息和奋发图强的精神体现了《周易·乾·象》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英勇壮美气概.《乾》卦六爻皆为阳,喻示事物"刚健"之理."天"的精神是生生不息,刚强进健,宽广无边,永不衰竭.故《周易·乾·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音乐的美学范畴,一是悦耳;二是催人奋进.而《义勇军进行曲》的美学内涵就体现了这两个方面.《周易》认为凡物皆有"象",象的作用是"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什么是象?具体就是自然界万物的外形和内部阴阳变化的结构、功能和相助关系.
《周易》中对天地万物的形象概括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上》;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系辞上》;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系辞上》;[6]对《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家聂耳来说",象"就是他对当时中国处于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之惨象的感知力和把握力,国土沦陷血与火的现实惨象产生他胸中愤激之意,由愤激之意产生爱国之情,把心中爱国之情诉诸于笔端就是曲谱.《周易·系辞上》说"立象以尽意".祖国母亲痛苦的呻吟,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残暴,触发并激发了作者内心情愫和灵感,作者"尽意"以宣泄,由此形成《义勇军进行曲》大无畏和英勇顽强精神,点燃了每一个歌唱者的爱国主义激情,使每个人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从而产生了乐曲振聋发聩、催人警醒、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乐曲的这种号召作用,唤醒了中华民族这头"东方睡狮",鼓舞国人英勇无畏地抵御日本的侵略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荀子在《乐论》论述乐的作用时说:"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这段话虽然是论述古乐作用,但他的论述涵盖了作曲者心境,作曲者"法天象地"取"象"境域,也就是《周易》所讲乾坤之道.荀子阐述的这个理论也适用于今天之中国军乐,尤其是《义勇军进行曲》.可以推测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他们未必精研过《周易》,但由于他们生长在中国,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染,《周易》作为传统文化的原典,已深深地渗透中国人(包括音乐家们)的灵魂中,他们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周易》理论、思想和智慧,是无意识的,这正是《周易》"百姓日用而不知"思想绝妙和深邃之处.
《周易·系辞上》说:"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鼓之舞之"是音乐和舞蹈艺术,也是"立象尽意"的载体.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音乐从本质来说就是一种"传情达意"艺术,它传扬的是中国人民爱国之情,表达的是中国要反抗侵略,反抗压迫,人民要自强和壮大的雄心壮志.这也是《周易》乾卦的精神气质.试以《乾》卦六爻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曲谱分析二者的内在联系.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首句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唤醒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大众.曲谱结构,以十分严谨的一段体形式配合这种昂扬情绪.
《乾》卦六阳爻最底下的为初九爻代表潜龙,向上发展九五阳爻为飞龙,巨龙由潜到飞,这种发展趋势,正如歌曲使用利于使音乐情绪向上发展的上行旋律和起伏的旋律线条,辅以铿锵有力的节奏,明朗宽广的大调调式,用音乐情绪向上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从觉醒到壮大,象征着中国人民"起来"战斗的气势.音乐节拍采用四二拍子形式,具有鲜明的进行曲的风格和特点,使歌曲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和战斗力.音乐语言生动新颖,富有激情和力量感,象征了潜龙积聚充足了力量正奋勇向高空飞跃.歌曲前奏用"1,3,5"一个分解大三和弦构成的旋律,体现了大调式音乐特点.旋律开始进行是纯四度上行跳进,弱起的节奏,给人以紧迫感,预示巨龙此时不腾飞就要失去最佳时机,中国人民此时不起来战斗,国土就要永远沦陷.这种纯四度旋律音程上行时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号召性,有不断向前推动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音乐语言代表的革命要不断前进,要坚持到底,直至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
《乾》,六爻皆为阳爻,阳爻代表刚强劲健思想,最底下的阳爻为初九阳爻,爻辞为潜龙勿用,象征事物发展的初级阶段,力量衰弱,须养精蓄锐,好比巨龙潜伏水中,积聚力量,伺机待时而动.
《义勇军进行曲》前奏乐曲从小号引子开始,以号角式的音调作为全旋律发展的基础,雄壮而稳健,仿佛是在唤醒麻木沉睡的国人,起来奋力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音调好似初九阳爻代表的潜龙在默默蓄积着力量,韬光养晦,故没有配歌词.随着主旋律的进入,音调逐渐增强,情绪逐步铺展,音与音之间大多以级进为主,似乎描写出广大的人民群众正在蓄意待发,准备进行一场拼搏.歌词则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一句正如《乾·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7]
九二爻辞寓意事物发展已经崭露头角,要发展就要迈开重要的步伐,成功因素已经具备,这里的"大人"即是"成功"的希望."见龙在田"之时,也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之时",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此时"利见大人",也预示我们要建立新中国,人民要当家作主.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句歌词唱出了中国仁人君子不做亡国奴的心声,而乐谱在这一句"到了"之后,作者巧妙地用了一个八分休止符,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特殊效果,造成一种特有的紧迫感,在休止后更突出了"最危险的时候",向人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清楚的意识到中华民族确实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种人民的心声心志恰和《乾》卦九三爻辞意气相通.《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8]把歌词和九三爻辞串起来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仁人君子们要整天健强振作不息,要为建立伟大祖国英勇战斗,即使夜间也不要懈怠,而是要警惕慎行,不管面临怎样危险,深处险地也能化险为夷."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此句歌词连用三个"起来",音乐也随之配合三个递进,歌曲中间连续出现的三个"起来"5-1·1-3·3-5,这三个"起来"恰是把天地人之间所有愤怒和仇恨的力量全部调动了起来,第一个"起来"代表中国"天"的力量发动了"起来";第二个"起来"代表中国的劳苦大众"起来";第三个"起来"代表"地"上的力量"起来","天地人"三才之道在这里得到了再一次体现.它们均起于弱拍,而且是后半拍,在旋律进行的音势上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强烈,一浪高过一浪的向前进行,直把歌曲推向高潮,也预示着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它不仅旋律与歌词结合紧密,而且音乐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也非常突出,产生了巨大的号召性和战斗性,显示人民的力量汇聚不可阻挡之势,这种气势恰如《乾·九四》"或跃在渊,无咎."在《乾》卦六句爻辞中,五句爻辞都出了"龙"的象,九四爻辞阐述正是"龙"从深渊要腾跃而冲飞之时,此时"龙"之气势正如"万众一心"的人民大众汇聚天地之间的力量,"起来!起来!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中国巨龙之所以飞腾在"天",就是因为有亿万人民大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精神和意志,才能有今天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分析可以看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曲谱,就是《乾》阳爻所象征的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也就是最完美阶段发展的进行曲.拿破仑对军乐的功能曾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军乐是战争之魂,有什么样子的军乐,便有什么样的军队."《周易·革·彖》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革"掉剥削和压迫,侵略与屠杀,迎来独立和自由.《义勇军进行曲》雄壮阳刚之美正是中国军队钢铁意志的体现.
《义勇军进行曲》结尾唱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在末尾叠加了一个"进"字,表现出中国人民一往无前的气势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乐曲则是纯四度下行跳进的连续使用,纯四度旋律音程下行时则具有沉着、肯定的特点,最后结束在一个四分音符"1"上.结束短促有力,干净利落,给人一种坚定不移,勇往直前的感觉,坚定了人民必胜的信念.这个"进"字和《周易·晋》卦的寓意十分吻合.
《周易·晋》《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9]这里就预示了,只要勇往直前,光明就会出现在前方.看《晋》卦卦形,火在地上燃烧,恰好是旧中国当时南北各地遍地火光狼烟四起的真实写照.因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周易·晋》已经预示了革命胜利就在前方,光明的前途就在前方.
小结":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乱世之音怨以怒,…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1]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即将亡国的情势之下,它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忧患和苦难,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困苦和愤怒,唱响了中华民族"变而通,通则久"[10]的民族呼声.《周易》忧患主题通过"乐和民声""趣时"而呼,与时俱进既是《周易》的思想,更是音乐家创作原则.对曲词家来说,只有把音乐创作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上,才能有深厚的创作根基、创作激情,和创作灵感,作品才会更加具有生命力.而音乐作品的民族性就是作品之心魂,时代性和群众性则是作品之筋骨和血肉.而《周易》以中华民族独有精神财富的民族性,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群众性和趣时权变思想都为《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和传扬提供了源头丰富的精神、感情和思想养料.太史公曰":音正则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12]
《义勇军进行曲》以其"音正"之歌声激发了中国抗日军民奋不顾身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周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13]
贞者,正也.《义勇军进行曲》体现了《周易》天地日月正道思想.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之战,《义勇军进行曲》是正义之歌,《周易》是阐述正道的智慧宝典.因而《义勇军进行曲》和《周易》有着必然的亲密血缘关系.
如今《义勇军进行曲》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大江南北,传播世界各地.音乐的民族性是走向世界的前提,《义勇军进行曲》吸纳和浸润了中华民族传统经典文化的精华,它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永远被中国人民热爱,被世界人民传唱,这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1]沈知白.中国音乐史纲要[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2]汪毓和.聂耳评传[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
[3]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4]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5]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