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类自然灾害和环境安全事件频发: 地震、泥石流、干旱、重金属中毒、污染物泄露……工业技术进步加速工业化发展,一定程度亦加速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技术环境悖论”认为技术同时是环境变化起源和补救方式。中国传统粗放生产模式下,工业技术进步促进工业生产规模扩大,加剧资源环境压力,但同时新能源、新材料、循环生产技术等又为环境治理和修复提供新契机。
中国工业建设在经济建设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78—2008 年中国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1. 98% ,支撑国民经济年均增长 9. 6%,其中重化工业比重不断提高,现已占整体工业总产值 70% 以上。
经济发展带动居民住行等高质量需求增加,采矿、汽车、石油等行业发展迅速; 同时工业制成品出口也从2006 年攀升至中国总出口 95% 以上。中国工业结构和工业产品内外需求表明重化工业的资源压力和污染治理压力与日俱增。虽然近年中国高技术行业发展迅速,但多为低附加值代工生产,而近年电子代工行业污染事故频发也为高技术行业的生态维护敲响了警钟。
工业技术进步包括工业生产技术进步和工业环保技术进步。在可持续发展观念引导下,中国环保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但中科院研究表明中国环境技术总体水平仍远低于国际水平,研发投入、技术可行性、政策法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商业可行性都制约环保技术进一步发展。仅依靠环保技术进步解决现有环境问题无疑杯水车薪,合理利用工业生产技术进步(如节能降耗、绿色生产技术) 扩大环境正效益是切实可行的方法之一,而且工业生产技术进步和工业环保技术进步在长期可相互促进,实现工业技术进步生态化长期趋势。
中国重化工业结构和工业技术现状表明技术和环境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以科学发展观协调统一技术的环境双刃剑作用,在技术进步推动下既保障中国工业结构优化、产业集中度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同时建立健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工业生态文明,是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目标。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围绕技术和环境的研究多集中于“技术环境悖论”哲学范畴,直接的经济学研究较少,我们简单总结哲学研究成果和相关的经济学经典理论,为本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鉴依据。
(一) 技术哲学研究
1. 技术环境悖论: 19 世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下的技术应用具有双重性。1989 年 Paul Gery正式提出“技术环境悖论”,即技术同时是环境变化的来源和补救方法。拉兹洛认为“过去二三百年的技术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给人类造福,而是给人类祸害,因为他们消耗太多的能量和物质,造成的环境损害太严重”,揭示技术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尤其工业技术批判论中,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里夫金的熵世界观和法兰克福批判主义学派“单向度的人”均认为技术现代化可能导致世界系统的崩溃; 但另一方面,Paul Gery又认为“技术拥有巨大的力量,最终也只有技术能够使我们将自然环境从不利的人类干扰中解放出来”,类似的朱利安·林肯·西蒙也强调技术在市场调节中的作用最终不会导致“增长的极限”。
2. 技术的环境负效应产生原因: 技术悖论中学者更关注于技术的负效应,Paul Gery 认为技术是“合自然规律性”,邹成效将其解读为技术的“合自然性”建立在“反自然性”基础上,如中山秀太郎认为“技术从其出现的那天起就是反自然的”。而李宏伟则从技术界面角度指出技术背后不同利益集团冲突是激发技术的生态负效应的重要因素; 徐奉臻认为工业技术观的神化、西化和简单化是产生技术悖论的主要原因。
显然除了技术自身的客观原因,人们运用技术等主观因素也成为技术悖论的主要成因,如李洁认为技术的环境资源负效应根源在于技术发展不完备性和人类认识不完备性。
3. 技术悖论解决路径: 季相林
认为“科学技术 - 人 - 自然”的高度契合可能实现和谐发展,类似地苏振峰从技术演化的三维角度论证和谐技术观是技术发展趋势,邹成效和樊宏法提出构建“绿色技术系统”实现和谐发展,江昀则通过技术产生负效应的五个因素———技术社会生态功能、技术系统结构、技术系统组织管理、技术系统与环境的相互适应能力和技术系统运行的动态控制能力,利用系统理论构建了技术生态功能模型,分析社会生态适应机制的构建理论框架。以上研究实际上均反映了生态技术观思想,马克思曾以亚麻废料回收利用的例子揭示其本质。对应于工业技术观,生态技术观是技术的生态化转向,是关于能维护生态平衡、节约能源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技术的根本观点和看法,生态技术观的重要思想———“技术生态化”正是弱化技术悖论的有效方法,张丽萍、黄涛、李宏伟、彭慧芳等均从哲学角度论证技术生态化的发展方向正确性和实施可行性。
(二) 与技术和生态环境相关的经济学经典研究
1. 包含环境因素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很多学者将环境纳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含有环境因素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Koopmans 和 Cass 把 Ramsey 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方法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称为 Ramsey - Cass - Koopmans 模型,主要用最优化控制论技术求解代表消费者的跨期效用最大化问题。
环境经济学鼻祖 Dasgupta and Heal、Tahvonen and Kuuluvainen、Selden and Song将资源与环境污染问题引入该模型,分析自然资源开采的最优路径,并得到相对乐观的结论。二是以环境作为生产要素的新古典模型: 这类模型将污染和环境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环境成为资本品,伴随环境污染其存量会耗尽,但其自身也具再生能力,当环境存量作为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时,模型的最优增长路径变得更复杂,最优环境标准或环境税成为维持最优环境质量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代表者如 Lopez、Chichilin-sky等。三是环境污染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将环境或污染引入生产函数,将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探讨环境约束与经济增长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如 Bovenberg 和 Smulders在Romer模型基础上将环境引入生产函数研究内生可持续发展; Byrne和 Stoky扩展 AK 模型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Aghion 和 Howitt、Grimaud 和 Rouge等将环境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引入新熊彼特模型考虑环境约束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2. 与技术相关的贸易环境理论: Copeland 和 Taylor的规模、技术、结构三大效应研究将技术因素纳入到贸易的环境影响分析中: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规模效应扩大则污染增加; 技术效应因技术水平提高产生积极环境作用; 如果生产结构倾向于污染性产品则结构效应导致环境恶化,反之环境改善。此后 Runge扩展多个效应为资源配置效率、经济活动规模、产出结构、生产技术、环境政策; Panayotou则归纳为规模效应、收入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法规效应。Bhagwati、Selden 和 Song、Dean综合考虑贸易对环境的积极与消极效应认为,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技术投入上升、商品需求结构更趋合理,这将导致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环境的正作用最终超过规模效应对环境的负作用。
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Grossman 和 Kureger1991 年对 42 个国家的空气悬浮颗粒、二氧化硫排放与人均收入进行关系检验,验证污染物与收入间存在倒 U 形曲线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
由于 EKC 是基于实证的结论,所以众多学者借助内生增长模型完善其理论,因而将技术和环境纳入统一研究体系。如 Selden 和 Song、Lopez、William A. Brock 和 M. Scott Taylor以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为基础,分别通过商品替代弹性和风险偏好、技术和偏好,以及绿色 Solow 模型解释了 EKC 的正确性。Soumyana-da Dinda则通过动态内生增长模型将环境纳入生产和效用函数,揭示环境治理投资的变化是导致 EKC 曲线的根本原因。
现有研究可看出,技术环境悖论的哲学研究是纲,剖析了悖论的产生根源、明确了技术发展方向。但在经济运行管理中需结合不同现实有针对和侧重地具体分析,基础哲学研究难以实现。现有经济学经典成果中虽然部分理论(如新增长理论) 将技术和环境要素纳入到同一研究体系,但这两者多同时作为“因”研究其对经济增长“果”的作用,忽略技术和环境间的直接联系。所以本研究正是以哲学研究为“纲”,探索技术和环境直接关系的“目”,可有效补充哲学和经济学研究空白。
二、工业技术进步的环境影响机制
借鉴 Copeland 和 Taylor 针对贸易对环境影响的三大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 研究,我们将技术影响环境的机制分为五大类: 规模机制、绿色机制、结构机制、收入机制、政策机制。
(一) 规模机制
工业技术进步的“双刃剑”之弊———环境负效益主要表现在规模机制。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带来了显著的生产规模扩大、生产强度增加、工业制成品品种和数量大幅提升,虽然极大满足了人们的消费需求,但如 Andreoni 和 Levinson[46]
所示,随之而来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倍增却为环境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危害。
(二) 绿色机制
工业技术进步的“双刃剑”之利———环境正效益主要表现在绿色机制。绿色机制通过两方面实现: 一是工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改进; 二是工业环境技术进步。严格看,纯粹的工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进步对环境保护不会产生直接作用,但由此产生的生产效率提高、废品率降低、原材料消耗降低、生产能耗降低、产品性能优化等可降低单位工业产品的排放强度,间接减小环境破坏程度。而环境技术进步则主要致力于末端治理、过程控制和前端控制等方面,尤其以前端控制为目标的环境技术,如新能源开发、新材料技术等,走在环境治理和维护之前,环境技术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是直接和显著的。
(三) 结构机制
结构机制在工业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环境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虽然各国资源优势不同会形成配置差异,但工业结构优化和环境消耗大致呈以下趋势: 工业发展初期,由于技术水平局限和资本实力缺乏,工业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如采掘开采业等,大规模的能源和资源开采成为环境破坏的最大元凶。随着工业化进程深入和经济发展程度提高,工业化发展进入加速时期,该时期依次或同时出现以下两个方向的结构调整: 一是随着农业生产效率上升,富余劳动力增加,工业发展出现以高加工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如纺织等行业将会带来污染排放的大幅度增加,环境质量迅速恶化; 二是经济水平提升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但很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也是资源消耗和污染生成较大的产业,例如钢铁制造、石油冶炼、化工等。最后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或) 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形成充分的资本和人力、技术积累后,工业结构会向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即目前发达国家所处的后工业化时代,电子通信业、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工业兴盛。显然,上述工业产业中,以技术密集型工业的环境消耗最小; 技术发展初期由于生产规模制约,其环境消耗次之; 而工业化加速时期的环境消耗程度最大,该过程类似于倒“U”形 EKC 曲线,如图 1。
(四) 收入机制
工业技术进步的收入机制与结构机制相似,呈倒“U”形,收入机制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EKC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技术发展丰富了工业产品数量和种类,居民收入的增长大量用于工业产品消费,环境也因为不断扩大的工业生产而恶化; 但当达到一定经济程度和技术水平后,人们的环境需求上升,收入将更多地用于优质环境消费,环境质量逐渐改善。
(五) 政策机制
工业技术进步的政策机制是指由技术进步所致的外在政策因素变动继而产生的环境变化,政策机制对环境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政策的环境偏好程度,政策的环境偏好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环境,这些政策不仅包括技术政策、环境政策、还有产业或行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等。从技术哲学分析可以看出,技术的“合自然性”是建立在“反自然性”基础之上,仅依靠技术自身发展短期难以实现环境治理和修复,所以政策机制是促进工业技术进步走向“双刃剑”之“利”的重要手段,如环境规制、积极的环境技术政策都可形成环境正效益。
三、工业技术进步的环境影响微观经济学分析
(一) 环境的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曲线
1. 环境的相对供给曲线
尽管环境资源由大自然禀赋决定,但鉴于工业对环境的特殊影响,我们可将环境看做工业产品生产的“虚拟副产品”,近似认为工业生产程度决定环境供给。当工业技术进步的规模机制、工业加速时期的结构机制、用于工业产品消费的收入机制越大,则环境负效益越大,环境“虚拟副产品”越少; 反之,当工业技术进步的绿色机制越大(如节能降耗生产工艺、环境技术水平越高) 、用于环境产品消费的收入机制越大,则环境“虚拟副产品”越多。
为简化分析,假设社会中只有工业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工业企业生产两种产品: 一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经济产品,包括食品、衣物、汽车、服务等,二是“虚拟”环境产品。现实经济产品和虚拟环境产品间存在替代,既定技术水平下,现实经济产品产量越高,则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越高,虚拟环境产出越小,环境产品/现实经济产品的相对数量也越小; 如图 2(a) 中环境产品的相对供给曲线 S0所示,在既定的单位环境价格条件下,以现实经济产品价值所衡量的环境相对价格也越低。下面我们分析环境产品相对供给曲线的移动:(1) 技术水平变动。技术的“双刃剑”特性表明我们不能简单以技术发展程度来衡量其对环境的影响。
当工业技术进步的环境正效益大于环境负效益时,如: 工业机构优化,污染较小的技术密集型工业占主导地位; 或生产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可实现相对环境质量改善; 或环境技术进步直接促进资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降低,则技术进步使环境的相对供给曲线右移,即 S0→S1。但正如积极求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目前所处阶段,人们的现实经济产品需求会强过环境需求,现实经济产品生产规模盲目巨幅扩大,对环境所造成的规模负效应早已掩盖环境的技术正效应,技术进步会使环境的相对供给曲线左移,如 S0→S2。
(2) 政策变动。在一定技术发展阶段,技术“双刃剑”对环境影响弊大于利不可避免,此时通过有效的政策机制可避免更严重的环境破坏。以环境规制为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环境规制提高意味着企业必须在相同投入下生产更多的环境产品,由于现实经济产品和虚拟环境产品之间的替代性,于是环境产品的相对供给数量上升,即环境产品的相对供给曲线右移,如 S0→S1; 反之左移。
2. 环境的相对需求曲线
环境产品的相对需求取决于消费者对环境质量的要求程度,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即需求的现实经济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一定时,环境产品的数量越多,人们对环境的需求价格越低,即环境相对数量越多,则环境需求的相对价格越低,环境的相对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如图 2(b) 中 D0。
环境规制作为外生变量也会影响环境相对需求状况,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环境规制提高,意味着环境价格提高,由于现实经济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不变,所以环境的相对需求曲线上移,如 D0→D1,反之下移。
(二) 工业技术进步的环境影响
分别以 QG和 QE代表现实经济产品和环境产品的数量,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消费者均衡条件是边际替代率 MRS = - (ΔQG/ ΔQE) = - (PE/ PG) 。另一方面,如果用生产可能性曲线表示最佳生产条件下的产品生产组合,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相切的直线表示环境产品对现实经济产品的边际转化率 MRT,在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下,MRS = MRT = - (PE/ PG) 。
技术进步的绿色机制、结构机制、收入机制都可能产生积极的环境正效益,但生产规模扩大却可能抵消甚至产生环境负效益,政策规制是降低环境负效益的重要工具,所以工业技术进步影响环境的程度,因工业技术进步的环境正效益能否最终显现而有所区别。
1. 工业技术进步显现环境负效益时
(1) 理论模型分析
如图 3(a) ,在初始状态下,环境的相对供给曲线 S 和相对需求曲线 D 相交于均衡点 A,在此均衡下,环境产出的相对数量为 Q,相对价格为 P。同时(b) 中也显示点 A 的位置,在该条件下,消费者获得 U 的效用。
由于工业技术进步导致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技术的环境负效益超过环境正效益,现实经济产出远超过优质环境产出,生产可能性曲线更多地偏向于现实经济产品,同时环境产出相对数量降低,供给曲线 S 左移,假设其运动至 S0,如图3(a) 中过程①,S0和 D 曲线相交于新的均衡点 A0。在 A0点,环境的相对价格上升至P0,环境的相对数量下降至 Q0。(b) 图中同样反映了技术扩散后现实经济产品和环境产品的生产与交换的最优均衡状态。可见,过 A0的切线斜率大于过 A 的切线斜率。即由于环境相对价格的上升,消费者在最优均衡下的边际替代率上升,消费者对环境产品的偏好下降,对现实经济产品的偏好上升。
假设政府在社会中处于重要的调节地位,政府能充分认识环境对社会生产、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当政府发现消费者对环境的偏好可能降低时,可以通过环境规制等政策保持消费者对环境的偏好。简言之,即政府可以通过环境规制等政策调节边际替代率至少不低于消费者原先的均衡水平,消费者愿意用一单位现实经济产品替代环境产品的比率能至少维持不变,而不论环境产品和现实经济产品的数量为多少。同时假设,技术带来的现实经济产品和环境产品的产出增加的同时,消费者收入也同等规模增加。
基于上述假设,我们可通过如环境规制等政策引导促使消费者维持其对环境产品的原有偏好。政府面对消费者环境偏好的下降压力,可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在新的环境规制政策下,S0向右移动,D向上移动,曲线一直移动到其均衡点所对应的环境相对价格和初始均衡点 A 点处于同一水平为止,即(a) 图所示过程②,S1和 D1相交于 A1点,A1和 A 点具有相同的环境相对价格,在此条件下,消费者对环境的偏好保持与 A 点一致,同时由于环境规制的出台,环境产品的相对数量较大程度增加至 Q1。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后的生产与交换帕累托最优均衡见(b) 中 A1点,很明显在 A1,环境产出大为增长,其增长幅度超过现实经济产品,而且在消费者相同的消费偏好下,其效用水平提高至 U1。
上述分析表明,当技术进步对环境影响的负效益大于正效益时,消费者有降低优质环境数量以换取更多现实经济产品的倾向,如果政府对环境问题保有清醒的认识,就需要通过有利于环境的积极政策来实现优质环境和现实经济产品的“双赢”。
(2) 现实说明
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目前在技术进步背景下,各国普遍使用环境规制、环境友好型技术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在工业化大生产过程中,尽管丰富的物质产品是消费者的普遍需求,但可持续发展观也使各国政府和群众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造成巨大污染,基于环境的公共物品性质,仅靠企业自身约束非常不现实,环境偏好型政策机制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伴随技术水平提高,企业将发现环境达标变成一件越来越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技术 - 环境剩余”,这部分“技术 - 环境剩余”是指现有技术水平下超出现有的环境要求的优质环境生产能力。在一定的环保或政策要求下,企业必须按照最基本的环境要求进行投入,并生产一定数量的优质环境(或降低污染) ,但当企业生产的环境量达标后,继续增加环境成本会造成企业现实经济产品成本上升,但浪费掉这部分“技术 - 环境剩余”企业不但没有损失,还能降低现实经济产品的单位成本,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当有技术支持后,环境达标的“理性”企业会将“技术 - 环境剩余”消耗掉,没有动力继续推进环境质量改善。为了避免企业在较低环境要求下“搭便车”行为,政府有必要制定更高的环境偏好型政策适应技术水平上升所带来的“技术 - 环境剩余”浪费。同时,Porter 和 Van der Linde所提出的“波特理论”及众多实证研究表明,从动态和长期角度看,环境压力刺激企业进行环境投资改造、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进企业技术能力进一步提高。该理论为实现工业技术进步和环境偏好型政策机制的良性互动提供了依据,通过“工业技术进步—环境偏好型政策—工业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技术、经济、环境的多赢。
中国目前的重化工业结构和工业技术现状表明,中国的工业技术进步还处于环境负效益大于环境正效益阶段,所以环境偏好型政策对提升我国环境正效益极为重要。环境政策作为最直接有效的环境保护手段作用显著,如《蒙特利尔协议书》的签订逐渐淘汰制冷剂 CFCs 和 HCFCs; 而环境技术政策则直接从技术生态化角度发挥环境正效益,如2010 年7 月1 日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的《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大纲》明确指导各行业生态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同时,从技术政策发展看,我国技术政策发展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盲目的“技术换市场”到目前重视创新、积极构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过程,虽然技术政策作用偏向于鼓励创新竞争、促进技术的扩散和运用,但配合目前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也使技术生态化有了较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经济效益等目标的地方保护主义可能会引导技术进步方向偏离环境正效益的实现,所以必须协调中央和地方、环境政策和技术政策的生态一致性。此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都可能会促进技术生态化的发展,如 2007 年 12 月颁布的《高效照明产品推广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就明显推动了节能照明产品技术的发展; 而自 2006 年实施的一系列针对“两高一资”的产品政策和财政部 2010 年取消部分“两高一资”商品出口退税等都将推动产品升级、技术更新。
2. 工业技术进步显现环境正效益时
(1) 理论模型分析
如图 4(a) ,初始状态下,环境的相对供给曲线 S 和相对需求曲线 D 相交于均衡点 A,此时环境产出的相对数量为 Q,相对价格为 P。同时(b) 中也显示在点 A 消费者获得 U 水平的效用等级。
当技术进步的环境影响正效益大于负效益时,则环境相对供给曲线向右侧移动至 S1,如图 4(a) 中过程①,新的环境相对供给曲线 S1与环境相对需求曲线 D 相交于新的均衡点 A0,此时环境的相对数量增加至Q0,相对价格下降至 P0。同样,(b) 中显示环境产品数量由于技术进步出现较大增长,而且环境数量的增长幅度大于现实经济产品数量的增长幅度,生产可能性曲线更偏向于环境产品,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选择也从 A 移动到 A0。
显然,在 A0点,环境产品的相对价格降低,促进消费者环境相对需求进一步上升,所以环境相对需求曲线 D 向上移动,直至与 S1相交于 A1点,如图 4(a) 中过程②。在 A1环境相对价格维持 A 点初始状态的水平,即边际替代率不变,此时再没有继续改变的动力,所以 A1为最终均衡点。(b) 中也可以明显观察到在 A0点,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远小于 A 点,基于消费者消费的边际替代率至少不高于初始均衡水平的假设,则 A0点并非均衡的稳定状态,消费者会不断调整对现实经济产品和环境产品的消费数量,直至 A1点处代表边际替代率的切线与初始均衡点 A 的切线平行。
所以,当技术进步的环境影响正效应超过负效应时,技术进步的政策机制将不再那么重要,因为消费者会自动调节环境产品的相对需求,使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当然如果仍以政策机制作为推进环境改善的手段,则 S1继续向右移动至 S2,D1继续向上移动至 D2,新的均衡点为 A2。显然,此时政策机制和技术进步的环境影响作用类似,两者具替代作用。
(2) 现实说明
当工业技术进步的环境影响正效益超过负效益时,技术的环境之“利”完全凸显。即现实经济产品生产过程中,优质环境的生产亦同时进行,如污染治理能力大大强化,甚至可将从前的累积污染处理净化; 或经济产品生产过程中实现了清洁生产,无污染排放; 或开发了新能源,无需耗费环境资源即可进行工业大生产等。在此情况下,政策机制已非必要,可以设想,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也许可以合成某种物质与植物一样进行光合作用; 合理有效地以太阳能、潮汐能、风能、反物质能等完全替代石油、煤炭等资源,那么这对环境将是一种突破性发展,因为这同时也意味着有限的地球环境资源制约已彻底消除,人类通过科技的发展实现地球环境和资源的无限扩大。
四、结论
1. 工业技术进步通过五大机制影响环境: 规模机制形成环境负效益; 绿色机制形成环境正效益; 结构机制和收入机制在技术进步的不同阶段可能产生不同的环境效益; 政策机制取决于政策的环境偏好程度,政策的环境偏好越高,环境正效益越大; 所以,工业技术进步的环境影响最终取决于正效益和负效益的力量对比。
2. 当工业技术进步的环境负效益大于环境正效益时,一国政府积极的环境立场非常必要,加剧的环境负效益会推动政府利用较强环境偏好性的政策机制来消除或降低企业浪费“技术 - 环境剩余”的动机,以保障环境正效益凸显。同时,波特理论也为工业技术进步和环境偏好型政策形成良性循环互动提供了依据。
我国目前的重化工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现状表明环境偏好型政策机制仍然必要,但是不同的政策运用应注重中央和地方、不同类型政策的协调统一,如在环境政策中注重技术引导作用,技术政策中注重引导技术生态化趋势,产业政策中侧重对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产业的补贴、金融支持等。
3. 当工业技术进步的环境正效益大于环境负效益时,工业技术进步和环境偏好型政策机制具有可替代的相似作用,即工业技术进步的同时,环境质量亦不断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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