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我国公民言论自由权保障的启示
拿破合曾说：世界上有两种武器最强大，第一是刀剑，第二是思想。而思想最常用的表达方式就是言论。言论不仅承载着利益诉求和期待，更承载着思想和观念，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共同的情感诉求和心理积淀。在我国社会转型期，言论自由作为一种最常用的利益表达渠道，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只有勇于正视我国言论自由现存的问题，查清问题出现的根源，并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
4.1我国公民言论自由权保护的现状
据学者考证，“权利” 一词较早出现在清末时端方等人出版的《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中，从中可知，在中国封建时代没有现代法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我国历史上最先规定言论自由权的法律文献是1908年晚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但其主体仅限于文武官员和议员。1911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人民平等享有言论自由权。但基于当时的国情，它并没有被贯彻执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临时约法》是个好东西，但它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临时约法》之后的每一部宪法都大致规定了言论自由权，但却没有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又先后经历了初步展幵、遭受挫折以及继续发展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7年为第一阶段，1954年的宪法对言论自由权作了原则性规定：中华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二阶段从1~957年到197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的保障遇到了挫折，甚至出现了严重倒退，“文革”时的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因在威逼下招认了一些“反动思想”而被判处死刑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幵至今为第三阶段，我国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保障步入了法治时代。
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中，宪法是对言论自由权规定最明确、最完整的，也最具权威性。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了我国公民具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等自由。同时规定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另外，在《集会游行示威法》、《音像制品出版管理规定》、《印刷业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管理办法》、《信访条例》等也都有相关规定。
从司法上看，言论自由权的保障也进一步得到加强。如法院允许新闻机构报道案件审理，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并通过司法改革，进一步改善了司法环境，提高了司法公正水平，更好地保护了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此外，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我国相继签署、加入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己初步建立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的法律体系。
4.2我国公民言论自由权保护之不足及其原因
由于我国仍然是一个集体本位的国家，在法律规定和实践中，常常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导致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不足，甚至任意践踏。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目前在我国并未获得很好的保护，仍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笔者认为，言论自由在我国之所以不能顺利实现，不仅有历史和制度上的原因，也有现实和观念上的原因。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2.1在当前政治权力格局下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未能得到很好落实
首先是法律规定的缺陷。虽然现行宪法中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做了原则性规定，但规定过于简单，缺乏明确性，在言论自由权的具体保障措施方面，宪法并未涉及。尤其在集会、游行、示威等影响比较大的言论自由权利上，限制往往多于保障。现实情况就是，既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又没有对言论自由权的具体的操作经验，我们至今仍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言论自由权的高层次立法，如《新闻法》、《出版法》或《广播电影电视法》，以便对宪法有关言论自由权的规定加以具体落实和保障，所以当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遭到不法侵害而欲寻求救济时，经常导致无法可依。
其次是权力的过度集中使言论自由未能得到很好落实。政府权力过大再加上政府约己不严、监管不到位。我国违宪审查机制的缺失，使行政机关制定的限制公民言论自由权的法律、法规以及不当行政行为得不到有效、及时的审查和救济。而在西方，违宪审查却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是实现基本人权的重要制度保证，是防止公权力滥用的惟一途径，有利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和实现。
第三是政府改革不到位，公民“言路”不通畅。各部门权限不清、交叉重叠，现实中常常出现“好事人人管，坏事无人问”的现象。选人用人机制不健全，有时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导致各种“栏访、截访”现象层出不穷，堵塞了公民的“言路”.如2013年“南周元旦献词被篡改事件”、“史上最短命微博事件”（新浪微博“英九后援会”开通不到两个小时就被删除）等。
4.2.2文化管理体制的问题
历史证明，只要专制制度存在，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就经常会受到压制，个人的各项自由无处释放。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并且也建立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权的保障并未得到多大改观，甚至在有些方面还出现了倒退迹象，如台湾艺人“伊能静微博被禁言事件”等。
首先，严格的文化审查机制严重窒息了我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对政治性言论的过度审查，对有关公共道德、娱乐性言论过度放开，形成了文化审查的“二元结构”,加上市场经济中重利轻义的资本逻辑，导致一些公司、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尤其是主流新闻媒体信奉利益至上、吸引力之上，对有关公共道德、娱乐性言论的报道失实、夸大，对有关政治性言论鸦雀无声或者千篇一律，不能实事求是地引导公众理性。一些社会组织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诚信意识，公开叫卖各地车主、银行用户甚至是股民的个人信息，只要交钱，一些具有色情、暴力甚至纳粹性质的信息都可以被媒体发表，误导社会风气和善良风俗，加剧社会对立和冲突。
其次是文化市场缺乏理性引导，自治程度不高。从文化上讲，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它强调的是个人对集体、权威的服从，本质上是一种“义务本位”的“臣民文化”.加上几千年来封建特权思想、“官老爷”、权大于法等观念的影响，各种文化高压政策，如“焚书坑儒”、“文字狱”、“白色恐怖”、“文革”等，这些无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民众的行为，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幵放的舆论环境。现在，官方媒体垄断了大部分文化市场，导致一些民间媒体只能对体育、娱乐等领域过多热炒，使整个社会过度娱乐化，加剧社会浮躁程度。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国社会很难孕育公民权利意识，言论自由更无从谈起。
4.2.3公民对言论自由权重视不够，少有抗争
在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中，我国既缺乏民主传统又缺乏现代法治意识。公民独立性不强，权利义务对等意识淡薄。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比较少64.
首先，由于我国传统上是一个宗法等级社会，强调的是“忠孝两全”,个人对集体的服从，个人很少有现代公民的独立身份。遇到问题不能独立思考，缺乏主见，人云亦云，一味跟风，随大流。
其次，传统的法律多为义务性规范，人们常把“法”与“刑”等同起来，认为法律是一种工具，对法具有一种畏惧、排斥的心理，权利观念十分淡薄，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服从，对自己的合法权利被侵犯也只是认倒霉，少有抗争。
4. 3健全我国对言论自由权的保护
勿临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鉴于以上对我国言论自由权保护现状的分析，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有关言论自由权的保护。究竟该怎样保护言论自由，应从哪些方面着手，要找到一个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既有一定的难度，也不现实。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都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有的还提出了一些专门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很有见地。
在此，针对我国目前的现状及其原因，本文也提出了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期能够为完善我国言论自由权的保障做出一点贡献。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言论自由权的保护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一种自由、宽松的社会氛围。而要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势必需要有一个设计合理、运行有序、保障有力的制度作保障。在一言论自由权的保护中，应以优先对待为第一原则，事前限制为例外原则，针对公共人物、公共事务应适当放宽，通过保护一言论自由切实保障公民的伦理和人格独立性。
4.3.1加快法治政府建设
民主政治的完善有利于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实现则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证明，只要专制制度存在，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就经常会受到压制。只有经过进步的政治变革，人民才能摆脱被奴役、受压迫的命运。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法国的“大革命”,分别建立了民主政治，颁布了法律，保障、促进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因此，我国应效仿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切实推进政治改革，建设法治政府，使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保护真正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