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完善法制，依法行事。法之所以正国，犹称之于轻重，犹绳墨之于曲直，犹规矩之于方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代伟人再有才能，也不可能统治国家万世之长久，国家现代化的实现靠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书。对言论自由权的规制必须以宪法和法律的明文规定为前提，没有法律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限制他人的言论自由，否则，即为非法。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的含义就是己制定的良法获得普遍的服从65.我们知道，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予以确认，权利的行使才具有强制力，才能实现有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的过度，而当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可能得到有效地救济。假如没有法律作为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依据，就算有说话的能力，你能自由地说话吗？言论自由权的保障应先从立法上对其进行完善，以解决我国言论自？由权保障“有宪可循，无法可依”的窘境，进而使其在执法和司法上得到尊重与保护.英国宪法学家戴雪曾说：法律的全部精神注意救济方法。只有法律真正得到了落实，其下的应然权利方可化成实然权利B7.如果没有司法救济，言论自由权的保障就只能成为当权者的恩赐而毫无意义68.因此，我国应尽早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作用。
其次，注重落实，明确确立自由开放的言论管制原则。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言论自由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更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政府应切实转变职能，改革自身弊端，打造透明政府，明确确立言论自由的管制原则，加强监管，注重法律的执行，以更好地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要强权不接受监督和约束，在话语权、体制和资源方面处于弱势的一方就无法从不公和无力感中解脱出来，社会正义就得不到彰显，底层人士也就会不断地反抗。只有让人民对自己的政府有信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建立健全而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是实现基本人权的重要制度保证，是防止公权力滥用的惟一途径，有利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
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周公说：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再到文王，他们都施政明哲。如果有老百姓怨恨他咒骂他，他们会说“我的过错的确像这样”,不敢心怀一点怒气，而且很愿意听到这样的话。如果政府工作人员听到老百姓的怨恨、诅咒，不敞幵自己的胸襟，不多考虑国家的法度，就胡乱惩罚没有罪过的人，滥杀无辜的人，那么，老百姓的怨恨就会汇合在一起，社会就不会稳定，国家也就不会长治久安。因此，政府应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广开言路。政府可以限制集会、游行、示威者的行为，但不应限制其所要表达的思想。如果在集会、游行、示威等请愿活动中确实存在迫切的危险，那么法律可以在对于维护社会和平、安全、稳定等公共利益有所必要的程度上对其时间、地点和方式进行一定的限制，但不能仅因少数人的暴力倾向而削弱这些权利。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损害要赔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宪依法严格约束自身，明确确立自由开放的言论管制原则，划清权力界限，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协调，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4.3.2改革文化管理体制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而灵魂的本质就是自由。我国目前的文化管理体制已经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造成了侵犯。对文化的审查应遵循一定的程序，把握好一定的限度，不宜一味上纲上线。
改革有困难，不改革会更困难。因此，在没有他国成例、前人经验作为参照的条件下，我们应以幵创性和探索性的精神，积极推进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还言论自由于公民。
首先，有重点地循序推进，要有弹性。切实保障新闻和出版自由，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现代社会资讯发达，媒体成了社会生活最敏锐的“侦察者”,充当着公众了解社会百态的“眼睛”,是社会舆论的“扩音器”.人们通过媒体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可以为公众以及政府争取最佳解决时间，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但同时也极易以点概面、夸大事实。为了吸引眼球，不惜有选择性的进行报道，大肆宣传负面信息，对社会心态产生恶劣影响。因此，在信息化时代，媒体的导向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在事关主流意识形态，事关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重要方面，政府需要引导其向着促进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在公民的隐私权、社会公共利益和新闻言论自由之间，有一个可以衡量的利益标准。我们不能一味地为保护某些权利就事先限制新闻、出版自由，但也不应该完全倾斜于新闻、出版自由而任意践踏公民、社会的其它权益。
***同志指出：做好社会舆论引导工作，一定要把握好“时”、“度”、“效”.社会就像一辆列车，“负能量”犹如劣质汽油，会对列车产生伤害，甚至引发故障。只有不断灌注“正能量”,列车才能平稳、顺利、安全地驶向目的地。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社会组织尤其是主流新闻媒体应担当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积极传递“正能量”,消解社会“负能量”,让人对社会重新燃起信心，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坚冰，以建构社会信任体系。过激则生变。事有急之不白者，宽之或自明，勿操急以速其忿；人有切之不从者，纵之或自化，勿操切以益其顽。任何极端的激进行为虽表面上痛快一时，但其对社会和他人造成的后果往往很严重。新闻媒体应坚持诚信原则，实事求是，客观报道，引导公众理性地看待问题、认识问题。对于现存的社会问题，不能总是冷嘲热讽、幸灾乐祸，一味抱怨谩骂、诅咒牢骚，而应多一些理性，多一些思考，多一份责任，多一则建设性的意见。政府对媒体进行限制时，也应考虑公共利益损害的大小、概率和紧迫性，区分公共利益与政府私利，区分公共场合与私下场合，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不能为了管制而管制，也不是为了道德正确而管制，是为了避免伤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其次，积极正面引导。对公民言论自由权进行合理的限制，本质上也是对言论自由权的更好保障。限制只是保障的一种手段，保障是限制的根本目的。谗言不可听，听之祸殃结。夫妇听之离，兄弟听之别，朋友听之疏，亲戚听之绝。新闻媒体应加强行业自律，客观、理性地宣传报道，积极传递“正能量”,对于一些“负能量”可以向理性政府的专门机构举报。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71.”对坏事情一味地进行宣扬，就会使事情变得更坏，使其充斥着整个社会，带动更多的人变坏。此时，政府就不得不出面对事情进行干预，从而使得限制更多，限制越多人的压力也就越大，做坏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媒体再进行宣扬，事情变得更坏，政府再进行限制，如此循环，最后人的自由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对好事情进行宣传，会使人进行效仿，做好事的人也就越多，社会风气会变得越来越好，社会环境越来越宽松，会有更多的人放下顾虑去做好事，做善事，媒体再进行宣传，这样进行下去，限制会越来越少，人们的自由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孰好孰坏、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对于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可以先由理性政府按照之前制定的法律或紧急预案加以应对，最后再由新闻媒体进行再宣传，以起到惩恶扬善的警示和表彰作用，营造友爱和睦的社会氛围，引领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构建贫而有志、富不失礼的自由社会。
4.3.3加强公民法制意识
政治文明的进步离不幵一种宽松的舆论环境，离不幵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要想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得到最好的保障，就必须加强公民自身的力量，必须从思想观念入手。因为一切行为都是观念的外化。人既是思想人，又是行为人。人的认识过程总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对事物认识了，了解了，一个人才能发自内心地对其认同、固守，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扞卫，才能真正做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才会将其放在心里而永不忘记。
固然，法律不能不健全，但令人主观上不去犯法的却不是法律，而是人们的敬畏之心。如果等到有了纷争再去解决，则为时已晚，就像摔碎的玉石，无论再怎么粘合在一起，也还是有裂痕的，因此，先从思想观念上使人相信法律，相信自由，才是上策；防患于未然，则是中策；纠纷已经发生，损失已经造成再去处理，则是下策。汉密尔顿曾说，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不在于纸面上的法律规定，而应铭刻在他们的头脑里72.如前所述，我国公民言论自由权保障的障碍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淡薄，因此，政府应着重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培养公民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理念的信仰，彻底破除传统法制的影响，做一个现代人，一个世界公民。因为信仰是一个社会的灵魂。没有了信仰，社会就会失去方向，社会本身也就不可能稳定和长久，就像建在沙堆上的大厦一样，迟早会倒塌。
言论自由是个人的内在需要，对于维护人的尊严至关重要。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一种最低的“道德”.政府应保障人的伦理独立，保障公民个人能根据自己的理性，对事物进行是非善恶的判断，并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地做出个人的行为选择，而不应过多地干涉位于法律之上的公民个人的道德自由。如果政府过多地作为，那么公民权利的末日便到来了。对于公共人物，可以适当放宽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度，将官员、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项置于社会的批评监督之下，防止言论者被冠以“诽谤罪”而遭受牢狱之灾。法律对公民的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时，应考虑信息对公共交流的必要性，公共人物与普通人的区别，信息是否为合法获得，并区分名誉权的主体和言论的内容。
另一方面，不要问集体给了你什么，先问问你为集体奉献了什么。先贤有言，知止近乎勇。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73.我们应加强自身修养，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身的义务，不可把自己的正义感扭曲为发泄自身不满情绪的快感，做一个理智而独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