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应当有积累性，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 研 究 定 位 于 基 于 情 境 的 “宏 观 经 验 理论”①，其发展既要基于现有研究，吸取已有研究的成果，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体现自身研究的独特性，也要考虑当前管理环境的新变化，思索其对管理研究的影响，增强研究的适应力和解释力。因此，需要先讨论当前环境的新变化；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研究的独特性以及现有研究的不足。
３．１初探前需要讨论的关键点
３．１．１管理环境新变化
当前管理所在环境面临不断加剧的不确定性，这一变化深刻影响甚至改变着当前的管理（领导）实践。伴随全球化、知识经济及网络技术的发展，组织生存环境越来越体现复杂、快变、模糊和不确定的特征［３６］，组织管理面临因果链不清或太长无法追踪、整体性割裂和快速应变的挑战［１７］。由此，组织、战略和领导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均发生重要的改变。随着环境、技术以及人类行为模式的演化发展，组织将从传统意义上的层级结构形态逐步发展演化为一种共生生态：“能动参与＋增值服务＋网络平台”的具有开放性、自适应等 特 征 的 新 型 组 织 形态［３７］。战略也将逐步演化为极端不确定性下全景框架内的相机行事，从而配合新组织形态有效回应极端不确定性、快变、模糊和复杂环境带来的管理挑战。领导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随不确定性的加剧，其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伴随组织和战略形态的转变，领导角色和作用也相应发生了重要的转变。领导必须意识到个体智慧已经不足以应对当前剧变的环境，领导的重心应当从计划和控制转变为引导和服务，同时激活组织成员的能动性，为组织的动态演化发展构建良好的价值理念体系和网络支撑平台。未来研究需要考虑新环境下领导特征的转变。
３．１．２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研究的独特性
和谐管理视角下的领导研究至少具有以下独特性：
①领导辨识和谐主题（组织当前工作重心）时受到组织定向、愿景和使命（组织长期发展规划）的引导，从而使组织不同发展阶段的短期利益能够很好地融入其长期发展规划中。也就是说，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更关注如何校准和均衡组织长短期利益，进而达成组织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这与许多领导研究往往关注短期有效性或抛开时间维度谈论有效性［３８］不同。由此，和谐管理理论对现有领导研究潜在的贡献之一在于将时间维度更好地纳入领导研究，使研究呈现动态变化的特点，增强研究的解释力。
②和谐双规则耦合强调“建构＋演化”的组织发展路径：谐则强调确定环境下的优化设计，和则强调不确定环境下的自主演化。在此情况下，领导不仅可以营造一个愿景引导下紧密围绕和谐主题的组织发展平台，更能激发谐则引领下的组织参与者的能动性。组织发展的责任将不再由个体领导者独自承担，而是由能动组织参与者集体承担，因此，和谐管理视角下，所有的组织参与者均是领导，集体承担构建共生生态、激发组织参与者能动性和实现组织发展的责任。组织参与者能动性的激发体现了和谐管理以不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的新思路，突破了以往研究单纯以“不确定性转确定性”作为不确定性应对方法的局限，探索从“不确定性消减”、“不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双途径耦合应对不确定性的新思路。由此，和谐管理理论对现有领导研究的潜在贡献之二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应对不确定性思路，更利于整合东西方智慧应对当前的管理挑战。
３．１．３现有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研究存在的不足
基于前文的系统回顾，现有和谐管理视角下的领导研究还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尚未充分考虑当前管理环境的新变化，也没有充分体现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研究的独特性，未来研究应当着重考虑新管理环境对领导实践和理论的影响，发挥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研 究 的独特性，并挖 掘 其 对 现 有 领 导 研 究 的 潜 在 贡献。
现有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研究基本可以归为理论性的思辨研究，要么从和谐管理理论框架出发探讨领导的角色和作用，试图从组织层面构建和谐管理视角下 的 领 导 理 论；要 么 从“人—参与—组织”的过程观点，以“不确定性—支配权”为核心进行和谐管理理论下组织内领导理论的探索。这些研究已经提出了很好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框架，但却没有相关的经验研究跟进，将这些好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框架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领导）实践相结合。同时，缺乏管理实践支撑的理论假定在一定程度上过于纷繁且在细节上存在诸多不一致，不利于管理实践者运用和谐管理理论提升组织绩效。鉴于此，从现阶段来看，未来研究应当偏重基于中国情境下管理（领导）实践的经验探索，为已经提出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框架补充详实的经验材料和现实论据，丰富和修正现有理论视角和研究框架，为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奠定经验基础。
和谐管理视角下的领导研究形成了组织层以及组织内两个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但两个层面之间的研究缺乏相互借鉴和联系，然而，组织层领导角色和作用的探索，与组织内领导支配权的获取以及领导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的探索，在管理实践中存在复杂互动关联。缺乏支配权的领导很难发挥其作用；而领导作用的发挥与其心智和行为又密切相关，因此，两个层面的研究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和天然的隔阂，而是有着密切的现实关联。在增加基于管理实践经验研究的同时，应当弥补现有两类研究间的分离并将其整合，从而促进研究和实践的结合，提升研究的解释力。
综上，现有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研究均围绕和谐管理理论总框架互动展开；因此研究相对集中，所论述主题之间也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互动关联，但研究之间的引用和借鉴不足，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研究的系统性研究框架尚未被归纳出来。此外，和谐管理视角下，“支配权”是组织内领导研究的核心；“领导工作和作用”是组织层领导研究围绕的核心。同时，支配权的获取是领导者发挥作用的前提，而领导者作用的发挥也影响领导者支配权的合法性，因此未来研究应当基于这两个核心构念开发系统性的研究框架，开展互动研究。
３．２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研究发展初探
综上，领导研究作为和谐管理视角下未来研究的核心突破点，需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领导实践和管理环境新变化，多视角（情境、文化、社会化）地从组织内和组织层面互动展开（系统研究框架见图３）：组织内层面的研究侧重于聚焦领导的自身深化；组织层面的研究侧重于围绕领导的全景扫描。具体来讲，未来研究需要突破的关键点如下：
（１）支配权的获取、维系、丧失或交接
现有研究已经对支配权进行了概念界定，并探明了其在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却尚未结合领导实践对领导支配权的获取、维系、丧失或交接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对实践中领导现象的深描是理解和诠释领导的基础，而领导合法性的获取是领导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领导上位、表现和去留的历时性考察及其内在机制的探索成为和谐管理视角下领导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独特的情境、文化和社会化背景下（如讲“礼数”、重“王权”、“官本位”等），领导的上位、表现和去留存在许多独特的本土色彩和特征，比如领导上下位中的“逆淘汰”、“潜规则”、“边缘化”现象，领导任职中的“领袖化”、“家长化”现象。这些独特现象的形成原因和潜在机制尚须探明。另外，尚需要在研究中国领导成长发展独特路径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本土领导支配权的获取、维系、丧失或交接机制，从而更好地理解本土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