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和列宁都是共产国际运动史上着名的革命家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有着相似经历，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并肩进行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考茨基中派主义、第二国际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俄国革命爆发后，卢森堡感到欣喜万分。她在1917年4月给玛尔塔·罗森鲍姆的一封信中写道：“俄国发生的美好事情对我的作用就象是一贴延寿剂。
来自那里的消息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福音，……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战争再也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了。”与此同时，她也对新生的政权进行了尖锐批评，与列宁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通过探讨他们生动曲折、丰富多彩的争论不仅可以再现当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原貌，而且可以加深对卢森堡和列宁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解。
卢森堡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批评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卢森堡清醒地认识到：俄国革命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历史性的试验，各帝国主义迫切希望把俄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中，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革命不可能实现民主制和社会主义，只能实现二者软弱无力的、歪曲的开始阶段。她对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批评。
首先，对苏维埃土地政策的批评。卢森堡十分反对苏维埃政权提出的由农民立即直接夺取地主的土地，在卢森堡看来，苏维埃即是社会主义政权，就必须对土地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她认为，社会主义经营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大地产集中了技术上最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和方法，因此恰恰只有对大地产实行国有化才能成为农村社会主义经营方式的出发点；二是要消灭工业和农业分离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为两者的互相渗透和融合，为按照统一的观点全面安排农业和工业生产创造条件。”但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农民立即分配土地的口号不仅不是社会主义措施，而且也切断了通向这种措施的道路，反而为按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土地关系制造了很多不可克服的困难。
其次，对解散立宪会议及选举权问题的批评。在十月革命前，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作为革命口号，而十月革命后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散立宪会议，由苏维埃代替由人民普遍选举的代议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给出了他们的原因，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在卢森堡看来，“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集会自由”是“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的基本自由的全部设施。”她承认任何民主代议机构都有其局限性和缺陷，然而“列宁和托洛茨基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还要更坏，因为它堵塞了惟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在选举权问题上，卢森堡不同意列宁的只给予那些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人以选举权的意见。“靠自己劳动为生”就意味着俄国社会能够给一切愿意劳动的人提供劳动机会。但是在当前的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最重要的原料被隔绝，和平很不稳固，俄国的经济生活受到普遍的破坏。
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给愿意劳动的人提供任何经济机会。所以，卢森堡认为“一种把普遍的劳动义务当作经济前提的政治选举权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措施”。她认为不仅仅是选举权，而且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不可缺少的。
最后，对列宁的“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这一观点的批评。卢森堡完全赞同对资产阶级必要的镇压，但她不赞同列宁强调主要以处罚为主的思路，她认为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她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面含义，即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劳动纪律、社会秩序和思想问题。她认为社会主义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是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
卢森堡认为列宁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即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她所说的政治训练就是让群众熟悉并习惯于行使政治自由的各项权利，以这种方式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如果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就不可能有效地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他们就不可能广泛参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如果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生存。
列宁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思路
面对卢森堡的批评，必须回到历史，考察当时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制定各种制度时的思路到底是什么?
关于土地问题。作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家列宁当然也深知，把土地直接分配给农民这样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具有危险性。也就是说，在农民看来，“土地移交到人民手中”的含义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小地主，这样就必然对将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改造形成不利的影响。但是如果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不解决土地问题，违反农民的意愿，就无法团结农民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根本无法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从这一方面来说，布尔什维克的“农民直接夺取土地”的口号作为政治策略是无可指责的。
然而，土地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土地法令确实在社会主义法律中体现了公平对待农民的核心概念，将土地分配给那些耕种的人们，取消了他们对原来地主所承担的租约和债务。但是这就产生了卢森堡所担心的问题：“分配土地的结果是，农民内部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并没有消除，而只有加深，那里的阶级矛盾激化了。”从俄国革命后早期的粮荒、武装征粮纠纷和白军裹协农民为口实反抗苏维埃政权，到以后农民抗拒集体农庄的斗争等等，农民和土地问题一直困扰着苏维埃政权。这就说明了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土地政策及其所造成的后果的担心无疑是正确的。
关于立宪会议及出版问题。在十月革命前，召开立宪会议，组织新政府，最终解决停战、和平、土地和面包问题一直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所追求的目的。十月革命后，列宁对立宪会议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苏维埃里掌握了国家权力的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产生质疑。在1917年11月至12月的选举结果显示：“在707名被选出的代表中，革命社会主义者占370个席位，激进革命者40个席位，布尔什维克仅获得170个席位，军校学生占17个席位，孟什维克占16个席位。”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讲，如果承认按约召开立宪会议，就是否定苏维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权威性和无可代替性，就要把已经掌握的权力交出去。布尔什维克不可能舍弃苏维埃去迎合和追求各个学派共享权力的立宪会议，而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党派又不愿布尔什维克独享国家政权，期望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因此，是否召开立宪会议并使之成为俄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党派之间最尖锐的斗争。
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全部政权归谁的问题。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还是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使得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采取另一种办法来彻底解决立宪会议的问题，也就是解散立宪会议。在列宁看来，立宪会议是想攫取国家政权的，是反革命，立宪会议必须遭到镇压。
另外，列宁关于处理出版问题的考虑是与他当时的总决策相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出版法令》的决议中写道：“恢复所谓的‘出版自由’，即简单地把印刷厂和纸张还给资本家和毒害人民意识的人，是对资本意志的不能容忍的投降，是放弃工农革命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这无疑是反革命措施。”也就是说，关于出版自由的问题涉及了要不要实施专政的问题。
在列宁看来，镇压和铁的手腕即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政权和向社会主义推进的唯一途径。《出版法令》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手段。
对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同态度
在分析卢森堡和列宁在苏维埃国家政权问题上的争论时，多年来人们往往不重视其中的历史形势以及与表述某些观点立场的具体关系，甚至不考虑列宁在特定情况下所说的话是否被抬高为永恒的原则，这就为客观地评价二人的争论造成了困扰。事实上，卢森堡和列宁都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和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在如何实现彻底民主的社会主义问题上，他们有着相似的经验，即群众参与对社会变革的决定性意义，以及群众最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条件等。卢森堡和列宁的分歧是在夺取政权之后下一步的看法上有所不同，这就需要在历史语境中分析二人的文本，对二人的分歧采取批判的一分为二的态度。
从俄国革命当时的历史形势来看，卢森堡对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是片面的。在取消立宪会议问题上，列宁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来自另一世界的人们》、《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等文章中阐明布尔什维克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指出了十月革命前提出“立宪会议”的口号到后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取消这一口号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认为那些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下，“凡是直接或间接想从形式上即法律上，想在资产阶级通常的民主的框框内来考察立宪会议问题，而不考虑阶级斗争和内战，那都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而转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而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取消立宪会议提出的批评主要是从“民主”的角度展开的。实际上，列宁并没有取消民主制，他认为，“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最高形式，苏维埃共和国是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制更高的民主制形式，而且是能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国家政权，在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方面却存着着很大困难。因为民主与集中本来是一个相反的概念，民主强调下层人民群众，集中是来自掌握国家权力的上层，拥有权力的上层必然会胜过下层的民主，这是民主集中制理论的力学必然。因此，卢森堡对苏维埃政策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根据当时俄国的革命形势来说，卢森堡批评列宁取消民主也许是片面的，因为列宁从来也没有忘记对民主的强调。
在民主与专政问题上，卢森堡批评列宁过于强调专政，从而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十月革命后，列宁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反革命活动。但是在列宁的主观意图中，所有这些都只是出于严酷斗争形势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暂时政治手段，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形势缓和，就应该立即改变政策，实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尽管列宁一再强调专政与民主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却始终没有处理好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问题。
在新生政权面对国内外加击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以非凡的毅力参加军事和生产战线上的斗争，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会在物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取得最后的胜利。
群众的支持证明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实践是正确的。然而，政治生活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布尔什维克为了具体贯彻落实政策，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措施和相应的机构，由此也就会产生某些特殊集团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需求，沿着这一方面走下去，很可能产生与他们的崇高理想大为不同的结局。比如党在处理与农民关系的政策上，不仅对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民中深入的程度以及在农村进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作了过高的估计，而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把无限制地执行征收余粮的政策当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必要工具。这就造成了党和农民关系的紧张，党和群众关系向坏的方面发展的结果导致了1920年至1921年的政治危机。对将来农村的生产关系社会化的改造也制造了更大的困难。从而从反面证实了卢森堡强调党和群众关系及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
总之，卢森堡和列宁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民主与专政统一体的不同看法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道，“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的使用暴力的组织”。可见，在列宁看来，只要阶级对立存在，民主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暴力的一种政治形式，无产阶级民主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任务就是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而对卢森堡来说，她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反对对剥削阶级的镇压，但是，在任何时候，卢森堡都没有忘记要使群众参加政治和民主达到最大程度，任何时候都没有忽视向群众讲明真相和汇报革命行动的义务。
对于卢森堡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尽快创造民主生活条件为目的的发展路线。她设想在正常情况下，无产阶级应当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建立一种和资产阶级民主制迥然不同的无产阶级民主制。而列宁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他所做出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从总体上说，卢森堡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受到歪曲更甚于革命遭到失败，而列宁则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采取一切措施巩固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从这一点可以说，卢森堡和列宁的分歧可以归结为：列宁是一个怀抱理想的革命实干家，罗莎·卢森堡是一个胸怀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