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并提出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同时他们研究了走向理想社会的途径。他们在提出走向理想社会的途径时,要求无产阶级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实际出发进行探寻,以发现符合各国实际的正确途径。他们的原则和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把马克思主义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符合各个国家国情的革命策略和行动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一百多年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进的基本经验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把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搬到德国来,“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在法国,经过1789年的大革命,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它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德国的情况却与此截然不同。德国尚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封建贵族阶级居于统治地位,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它首要的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可是,德国出现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个学派将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搬到德国来,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还指出:“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他们的意见是,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搬到德国以后,同德国的实际不相符合,脱离了实际生活,不能起到革命理论应有的作用。事实正是如此,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将法国的文献搬到德国以后,将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对立起来,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竞争,诅咒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诅咒资产阶级的法和资产阶级的平等。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用来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理论脱离实际或者说理论不从实际出发从而对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个事实从反面证明,把理论同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确定革命的策略和行动路线至关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出,对于《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发表时,在第二章末尾提出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必须采取的措施,如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等等。这些内容是针对西欧、北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当时,西欧、北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实施这些措施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和十分必要的。
可是,过了20余年以后,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许多变化,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实践内容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而重新考虑。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会有不同的写法了。”
还说:“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这里的意思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欧、北美工业的巨大发展和各国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以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所采取革命措施的内容有的已经过时,不适合当前的需要,必须根据当前的实际重新考虑和提出这方面的内容。
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出,必须从实际出发研究俄国社会发展途径问题。当时,俄国国内的民粹主义者提出,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不需要以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力量,依靠农民起义,推翻沙皇制度,即可在现成的“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这种思想来源于俄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关于“农村公社”作用的观点。
1877年10月,俄国民粹主义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马克思否定赫尔岑关于俄国“农村公社”作用的观点,曲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说这一理论在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中都起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他(即马克思)没有否定过赫尔岑关于“农村公社”作用的观点,《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也只是论证了西欧的情况。马克思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意思是说,他没有就资本主义的起源提出一个在西欧和东方的俄国都适用的理论,俄国社会发展的情况可能不同于西方,应该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俄国社会的发展途径。为了能够对当时俄国的社会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马克思学习了俄文,并在许多年内研究了俄国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意思是说,他经过研究后终于看出,俄国将来也许会走向同西方一样的道路。值得指出的是,这是马克思主张从俄国的实际出发作研究,并且进行了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
1895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提出,历史表明过去的斗争方法“已经过时”,必须面对新的条件和形势,采用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
1848年,欧洲大陆上的许多国家发生了革命,特别是法国巴黎爆发了现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即“六月起义”。各个国家的革命先后遭到了失败,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认为,如同新的危机不久将会到来一样,新的革命不久也会到来,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近50年以后,恩格斯在上述文章中反思了当时的想法,认识到当时的想法是不对的。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意思是说,1848年前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被新制度所取代的程度,仍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认为无产阶级将取得最终胜利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指出:“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
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这就指明,由于历史的发展,过去的斗争方法已经过时,需要从新的条件和新的形势出发,确定新的斗争方法。
恩格斯就斗争的方法问题进行了仔细的探讨。
1848年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方法是巷战。在巷战过程中,起义者可以用“道义”来影响和动摇军队的士气,使士兵拒绝向起义者开枪,或者使敌人指挥官陷入惊惶失措,以利于起义取得胜利。即使是在1848年,巷战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如1848年6月在巴黎,同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累斯顿,人民举行的巷战都失败了。而在当前,巷战更没有胜利的可能。他说,自那时以来,条件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都对军队有利。如大城市已经扩展了很多,而军队的人数就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增长不到四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到四倍以上。有了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24小时内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在48小时内则能扩增为一支大军。这种人数大量增加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大大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击发式前装滑膛枪,现在是小口径后装弹仓枪,它的射程是旧式枪的四倍,准确性和射速则是十倍。可见,“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
当然,恩格斯并未完全地、绝对地否定巷战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这就是他所说的:“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
因为总的来看巷战已经过时,所以必须根据新的条件和形势确定新的斗争方式。这种新的斗争方式就是利用普选权。
19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利用普选权方面树立了榜样。随后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丹麦、奥地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者也在利用普选权和议会斗争中取得了成绩。针对此,恩格斯指出:“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在恩格斯的思想上,旧的斗争方法已经过时,必须确定新的斗争方式,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条件和形势变化的结果。这个思想是从新的实际出发确定斗争策略的思想。恩格斯不仅具有这样的思想,而且进行了这样的实践。
二、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
十月革命过程中特别是苏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认为俄国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特殊性,“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走向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提出,俄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革命的过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势必表现出本国的特殊性。
1918年1月,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正在进行中。在俄国这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只有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取得农民的支持,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可是工农联盟的建立和巩固,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朝着正确的、农民可以接受的道路前进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这个正确的、农民可以接受的道路无疑是:通过榜样的力量,逐步地、渐进地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就此,列宁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不承认这个明显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漫长的、比较困难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是小农业还是大农业。不言而喻,爱斯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况不可能是相同的。我们应该估计到这一点。”
这里说得十分清楚,俄国由于小资产阶级或者说小农占优势,且大多数人不识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将不同于人人识字、大农业占优势的西方先进国家。它的不同点或者说特殊性在于它必须在前进的过程中同农民建立起紧密联盟的关系。列宁说,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只能靠榜样的力量,靠农民群众对日常实际生活的正确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这里已经明确地指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同西方“情况不可能是相同的”。
1918年4月,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和平喘息时机。在国内,无产阶级以工人赤卫队反击和平息了敌对势力的武装叛乱,以国有化的手段粉碎了一部分企业主造成停工停产、企图由破坏生产入手搞垮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在国际上,苏维埃政权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这意味着苏维埃政权通过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巩固政权的时期暂告结束,进入了一个和平喘息时期。这个时期也是一个“随机应变、等待和退却”的时期。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随机应变、等待和退却”的时期呢?因为西方其他国家尚未发生革命,没有形成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相互支持和呼应的局面。俄国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孤军深入,面临一定的风险,所以需要“等待”西方国家的革命,需要“随机应变”,甚至在有些方面需要“退却”。当时列宁提出了“随机应变、等待和退却”的方针。党内有的同志们对此方针不理解,有疑虑。列宁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革命比较容易,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敌人已经腐朽,资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就需要万分谨慎、小心和坚韧不拔。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那里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要继续下去却容易得多。”
他之所以认为俄国革命比西欧革命难以继续,在于他看到俄国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条件较差,因而困难多。他还说,西方的情况不同,那里的无产阶级组织程度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好,我们目前孤立无援,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是国际帝国主义列强正在继续相互搏杀。在这里,他提出了俄国由于国情同西方不同,革命的过程同西方“将会不同”。
苏俄在和平喘息时期需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作出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管理国家和发展生产。工作重心转变以后,将通过怎样的政策和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将推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来加强管理和发展生产。可是党内有的人反对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指责这是一种倒退。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中指出,俄国是一个小农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相对于这种情况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发生,那么俄国人民的任务是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他说:“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
意思是说,有的人看不到俄国小农占优势的事实,不承认这个现实,不研究俄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途径或道路,不知道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将不同于西方国家,盲目地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这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在这里,列宁表明了俄国的发展途径将区别于西方国家发展途径的思想。
在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决定吸收旧社会过来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吸收一些愿意接受苏维埃国家政策的旧企业主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发挥他们管理经济的作用。作为利用他们的条件,将付给他们较高的工资。于是,党内有的人反对说,这是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列宁针对这种论调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上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这里所谓“特殊的赎买”就是指以一定的条件吸收旧的企业主参加经济建设工作。他这里的思想也是强调俄国情况的特殊性,即俄国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文明程度低,所以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列宁思想上,这些特殊的情况和特殊的办法证明,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途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途径。
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面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列宁提出了苏俄“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1921年3月以后,苏俄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结束国内战争时期不得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用一种新的途径恢复和发展经济,完成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列宁在俄共(布)十大《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指出:“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
在他看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工人占人口大多数,这个阶级可以成为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俄国由于小农占大多数,它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个条件是它的革命能够及时地得到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支持;另一个条件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小农之间达成妥协,即国家政权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小农生活和生产的措施。在这里,列宁将俄国的过渡办法同其他国家的办法作对比,明确地说俄国实现过渡“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同时,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分析了俄国经济十分落后和它不能采取先进国家的过渡办法之后,正确地提出:“在最近这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这里所谓“中间环节”,即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允许和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允许和支持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将一些国有大型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或国内资本家,由他们私人经营。在列宁看来,“中间环节”就是“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苏俄需要采取“中间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表明苏俄过渡的途径与西方国家途径的不同。
列宁逝世前夕,在《论我国革命》中再次就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途径的特殊性阐述了重要的思想。当时,孟什维克理论家苏汉诺夫出版《革命札记》,攻击说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布尔什维克革命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列宁提出,俄国革命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相联系,势必表现出一些特殊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地破坏了俄国的国民经济,如1400万青壮年劳动力强征入伍,被送到前线作战。由于燃料不足,大批工厂减少生产,仅1916年就有30多座高炉熄火。农村大片土地荒芜,食品奇缺,物价飞涨。沙皇政府为维护反动的统治,以武力镇压工人的罢工,解散全部工会组织,逮捕布尔什维克在国家议会中的代表,查封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俄国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十月革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发生的,即它的环境和条件不同于以往西方的革命。
列宁说:“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
意思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史上有其特殊性,与此相联系的俄国革命也将会有一些新特征。
列宁提出,俄国革命的新特征和新特点在于:无产阶级在俄国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时候首先夺取政权,再利用手中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从而向社会主义过渡。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情况将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比较高,这时无产阶级才掌握政权并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同理论揭示的西方途径相比较,当时俄国的生产力水平确实不是很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经济前提确实不够好,但是由于出现了农民战争与工人革命相结合的局面,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努力创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胜利。列宁说:“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
他还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这里所表达的思想即俄国发展途径特殊性的思想是:首先夺取政权,再发展生产力和文明水平,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三、经典作家思想对实现中国梦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从实际出发探寻走向理想社会途径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确定革命的策略、行动路线或途径时,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即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不能拘泥于以往形成的某个方案或理论观点;不能将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搬到德国去,因为法国在当时属于先进国家,德国在当时属于落后国家,法国的条件不能搬到德国去;不能用论证西方问题的理论来论证和说明东方社会发展的途径。列宁提出,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它的革命过程特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具有本国的特殊性,它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建设社会主义。上述经典作家的思想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国梦具有启示和借鉴的作用。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肯定中国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道路具有中国的特色,肯定了党和人民从实际出发探索自己道路的精神,充分体现了经典作家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革命的道路则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流血牺牲和艰苦的探索而开创出来的。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寻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在经历了初期成功、失误和挫折以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解放思想和不断地探索前进道路。由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以城市改革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由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到确定14个沿海开放城市,再到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和开发上海浦东;由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价格改革到全方位经济体制改革;由经济体制改革到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吸取,“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大胆地推进,小心谨慎地探索,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关键的思想方法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如同邓小平指出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
“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实际出发探寻革命道路、建设道路和改革开放途径的历程和精神,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2013年1月,***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
在这里,***把党能够从挫折中觉醒、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条件归结于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从本国实际出发探寻革命道路、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13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自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在这里,不仅肯定当前党的正确道路是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探索和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而找到的,而且肯定它是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和文化遗产的传承。它的含义是:中国道路不仅产生于对当代中国实际的探寻,而且根源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之中。这就进一步强化和拓展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和精神。***的论断及思想,固然体现了对中国人民从实际出发探寻中国道路的历程和精神的高度评价,也深刻体现了经典作家关于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探寻和确定未来社会发展途径的思想,体现了他们关于不照搬别国社会主义文献的思想以及东方的发展途径区别于西方的思想。可见,经典作家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具有启示的作用。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反对不顾国情照抄照搬别国的制度模式,体现了经典作家从实际出发探寻发展途径的思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即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即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等等。全面深化这一系列改革,关键的思想方法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照搬别国的制度模式。
2014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会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如果不顾国情照抄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且还会因水土不服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就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原则作出的重要阐述,其内容是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选择改革的措施和办法,不要照抄照搬别国的东西。这个思想同经典作家关于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探寻行动路线和发展途径的思想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它来源于经典作家的思想,或者说经典作家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实践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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