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70 年代以降，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滞涨”问题的纾解，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替代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风靡全球。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发展中世界尤其是拉美国家纷纷采用该理论作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 新自由主义在推动了某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更多的国家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社会主义古巴虽然距离美国不到 170 公里、领土面积只有 1098 平方公里、人口不及 1125 万（2012 年）①，但是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一、“看得见的手”替代“看不见的手”
新自由主义包含的流派五花八门，理论主张不尽相同，但是它们最核心的思想是：在现代社会，除了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契约外，国家要限制自己的权力，做经济发展的“守夜人”。 具体地讲，由于经营者自我约束、激烈竞争、信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存在，市场本质上是讲究高效率的；但是，由于政府的官僚性质、机构臃肿以及政治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相冲突等原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自然是低效率的。 因此，新自由主义强调，政府规范和干预经济的边界在于保护私人资本，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竞争的效率、个人对经济生活的作用等，并尽可能地缩小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以便充分利用所谓的“无羁绊的市场超级力量”。 新自由主义还极力宣扬实行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鼓励竞争、提高效率、削弱政府职能等， 这是发展中国家采取赶超战略、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机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其背后的推动力则是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等国家或地区。
这些国家宣扬贸易自由，要求发展中国家向国际市场开放国内经济，解除市场管制，限制国有部门的活动和就业。 世人耳熟能详的例子是，上世纪 80 年代，就在发展中国家先后爆发债务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趁机推出了“稳定和结构调整计划”， 并把它当作发展中国家获得经济援助或外国投资等的重要前提。 因此，发展中国家纷纷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即着眼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实行国有部门私有化、放松出口限制，强调预算平衡、取消价格管制和国家补贴、实行货币贬值以刺激出口等措施。 仅仅从 1978 年到 1992年，就有 70 多个国家实行了 566 项“稳定和结构调整”计划①。 看起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社会进步即将到来。由此，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职能遭到了严重削弱，解除价格管制、压缩社会保障尤其是大幅提高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的服务价格，对这些国家的贫困阶层造成了严重影响。 如，按照“稳定与结构调整计划”实行的重组，首先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国有部门萎缩、工会活动式微、就业劳动力的数量和工资水平都减少，等等。 私有企业就业不稳定、工资低，劳动力时时面临着遭受过度剥削和大规模失业的危险；就连发达国家极力推崇的、生产严重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跨国公司，也没有造就与其强大的经济影响相称的就业水平。如 2000年，身为“世界 200 强”的跨国公司经营额占到了世界经济的 27.5%， 但雇佣的劳动力只有世界劳动力的 0.78%。从 1983 年到 1999 年，这些公司利润增加了 362.4%，但雇佣的劳动力数量只增加了 14.4%②。
不仅如此。 新自由主义还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财政赤字和外债急剧攀升、投资数量骤然下降以及贫困人口急剧增加等。 以拉丁美洲为例， 从 1980 年到1995 年， 该地区贫困人口由 1.36 亿增加到 2.3 亿，他们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也由 41%上升到 48%③。
这样，新自由主义“为少数人谋财富、使多数人变贫困”的本质一目了然。
为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大多数人的生活需求，古巴拒绝了这种发展模式，而是强调用“看得见的手”即国家主导经济社会发展。 以经济为例。 古巴的国外投资都集中在合资企业。 尽管外国公司在古巴经营合资企业甚至独资企业已经合法，但在该国所有的涉外企业中，古巴至少要拥有 51%的股份；而且在行政审批方面，外资企业（除规模很小的企业外）都必须经过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审批，以确保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利益。 这与新自由主义“解除资本管制”的重要特征有着根本区别。 古巴虽然在 1992 年废除了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转向自由贸易，而是依然强调国家负有“指导和控制对外贸易”责任，并实施相应的监管等。
古巴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高关税、高补贴政策的实施。 为保护国内的新兴产业、促进国内技术创新并建立一个较为完整和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古巴采取了一套税率较高并且相对稳定的关税制度以及财政补贴制度，从而保护了国内生产、推动了进口替代、避免了国际市场冲击，等等。 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政策不同，古巴都是在民族产业能够自立或者说它们的生产水平、效率和质量获得一定发展之后才通过吸引外资等方式推进其升级，逐步取消贸易和关税保护政策。 对古巴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采矿、通讯、石油和旅游业等领域，莫不如此。 同时，国家主导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古巴对传统经济部门的改造以及对高科技产业、服务业的支持上。 如，古巴根据国内外市场对蔗糖需求量逐年下降的实际压缩了糖业用地，同时大力发展旅游、生物科技与医药等产业。 自 1994 年创汇收入首次超过蔗糖后，旅游业一直是古巴创汇状元，成了该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2009 年，旅游业外汇收入又创新高，占到了古巴 GDP 的 42%④。
二、保护环境替代破坏环境
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环境破坏、生态危机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代价，环境保护以及相关法律的实施是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的巨大包袱。 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关于保护环境的法律以及相应的监管机构， 但这些国家或者唯恐吓跑投资者、或者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世界经济组织妥协，不敢也不去严格执行这些法律，许多实力雄厚但是产品污染严重的跨国公司由此躲过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法以及相关机构的监管。 而一些公司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恰恰是要利用发展中国家环境法律不健全、执法不严格的机会。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 环境保护的法律及其相关机构形同虚设，工业废料乱排乱放，有害物质四处传播，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生物多样性急剧丧失，空气质量与人类健康全面下降。 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开放本国经济、环境恶化、对外依赖不断增强并被日益边缘化的恶性循环之中。
古巴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并制定和实施了环境保护法。 即便是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上世纪 90 年代， 古巴在面临着苏东剧变造成的生存危机、引进外国资金对于这个国家的生存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时，依然坚持引进外资的重要原则就是保护环境，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有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古巴积极执行里约热内卢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环保指标，城市中的所有蔬菜、一半的粮食都是使用有机肥生产的；同时，古巴采用固氮法代替使用化肥、并将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加以回收并充分利用、 运用天敌代替农药来除掉寄生虫和害虫，同时增加畜力来代替拖拉机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等等。 古巴还从甘蔗中提取有关元素来替代冰箱中的氟里昂，保护臭氧层。 古巴还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展成为出口生物肥料的重要国家。 为保护加勒比海岸边的红树林植被，古巴实施了一项防止沙漠化的特别计划， 并将农业和山区发展结合起来。
在 1959 年革命胜利以前， 古巴全国只有 14%的森林覆盖率。 通过实施植树造林等措施，古巴森林覆盖率在 2003 年已经达到了 21%；近年来，古巴又在朝着全国 27%的森林覆盖率而努力。 此外，古巴设立了环境鼓励奖、 建立了国家清洁生产网络等，通过表彰环保人士和团体、激发企业家环保精神等方式进一步贯彻环境法并普及环保意识。 古巴还设立了国家环境大奖，鼓励个人、企业、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官方机构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通过上述措施，古巴既实现了经济增长，又保护了环境。 2006 年，世界野生生物协会将古巴列为世界上唯一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此外，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还高度赞扬了古巴人均能源消耗较低的成就①。
三、社会保障网络替代个人购买服务
新自由主义认为，教育、卫生保健等社会保障内容都是居民可以从市场上购买、消费和再购买的服务，国家应该尽可能地收缩这一体系。 这样就把社会性的保障体系弱化为个人购买服务的能力，实际上变成了用金钱多寡来衡量居民的生活条件和质量。 因此，相关的保障因为居民的经济力量不同而在可获得性、 范围和质量等方面出现了严重区别。 以卫生保健为例。 为配合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推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失时机地制造出“经济增长是减轻贫困状况与提高健康水平的关键”②、“国民经济的积极变化将会给相关国家带来良好的健康成就”③等舆论。 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大幅压缩包括食品供应、医疗、教育等领域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这些问题都被说成是简单的管理责任问题并孤立地加以解决，从来不会牵涉到更根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问题。
1959 年革命胜利以来，古巴不仅把社会发展当作全体国民的根本权利，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因此，古巴积极推进社会发展，不断健全社会保障网络，为全体居民提供免费、全面的卫生保健和教育等服务， 时刻关注在人民健康、福利和社会发展等方面不作为的消极后果。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古巴建立了一套覆盖全体居民的、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以及社会救济等在内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例如，古巴教育是免费的，学生从 6 岁到 16岁为义务教育阶段，校服、学习用品等都是由国家提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巴的医疗保健制度因为技术精湛、理念先进、效果显着而为世界所瞩目和钦佩。 全球最高的人均医生比例、最全面的婴儿免疫覆盖范围、最公平的医疗保健获得渠道等等都在古巴。 该国还实施了多吃水果和蔬菜、防止艾滋病传播等跨国预防项目。 与发达国家相比，古巴卫生保健费用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但是它取得成就却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甚至超过后者。 不仅如此。 2009 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古巴在社会领域取得了显着成就。 如古巴教育指数为 0.993，与澳大利亚、芬兰、新西兰并列世界冠军；古巴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是 78.5 岁，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另一个是智利），它可以与澳大利亚的 81.4 岁和美国的 79.1 岁相媲美④。
考虑到人均 GDP 较低减少了它的人类发展指数（ 这个指数综合考察了相关国家的卫生和教育指标、营养水平、文化自由、社会机遇、生活水平和生态变化等情况，它比经济收入和增长更加科学），古巴的社会成就还要更高。 这种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网络的模式是对那种削减社会开支、依靠个人购买服务的能力即实际上富人享有特权的社会保障模式的一种替代。
四、用“美洲玻利瓦尔选择”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区”
作为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是世界上第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也是重灾区。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试验的前提就是摧毁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发展战略，支持美国统治下的地区主义。 这种地区主义在当前的代表就是美国主导 “美洲自由贸易区”所追求的市场一体化。 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向私人资本开放资源、放开外资监管、实行自由贸易、为促进出口而实行货币贬值、尽可能多地取消关税和补贴以及限制政府监管私人资本等，其实质就是为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而提供便利。
为摆脱华盛顿为首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提高拉美地区“集体自强”的能力，古巴从本国国情与地区团结出发，与委内瑞拉共同建立了一个适应社会发展“美洲玻利瓦尔选择”，其目标不仅仅是要实现各国间经济和商业协调发展，而且还要推动本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发展。 它反对那种危害当地工农业生产、过多地将投资和知识产权转让给发达国家等做法，努力推进本地区的经贸合作、能源一体化进程。
它的重要举措是实行补偿性贸易，超越了市场而进行平等的商品和服务交换。 该做法代表了一种贸易政策方面的重大转变，因为它完全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的金钱交易的逻辑。 以委内瑞拉和古巴为例，两国达成“石油换医生”协议后，委内瑞拉每天以优惠价格向古巴提供 5.3 万桶原油， 古巴则派 3 万多名医生到委内瑞拉工作。 有资料表明，仅这一项，就相当于委内瑞拉每年向古巴补贴 20 亿美元①。 有学者指出，“美洲玻利瓦尔选择主要是一个以物易物的制度，相关国家可以自己确定获得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②与此同时，“美洲玻利瓦尔选择强调向贫困和社会排斥宣战”③，它还包括逐步设立 “结构汇合赔偿基金”， 提高本地区贫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反对私有化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实施的私有化；建立“南方银行”以消弱 IMF 的影响等。 这些政策与新自由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私人资本的利益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倡议建立拉美新闻和文化电视台， 取代美国的 CNN 等对拉美的文化和思想控制等。 “美洲玻利瓦尔选择”先后得到了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多米尼加等国的响应，经济和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为实现“美洲玻利瓦尔选择”中的“地区团结、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等目标，古巴向拉美地区派出了大量的教师、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员，支援相关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 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诸如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海地，古巴的医疗人员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超过了发达国家乃至世界卫生组织所派医务人员的总和。 在某种情况下，古巴提供的医疗保健水平超过了国内的医疗服务水平。 2007 年，古巴医疗队守护着海地 75%的人口的健康。 同期， 海地的婴儿死亡率从 80%降到33% ， 五 岁 以 下 的 儿 童 死 亡 率 从 135‰ 降 低 到59.4‰，人均预期寿命从 54 岁提高到 61 岁④。 古巴医疗队在世界最边远、 最困难条件下实施医疗援助， 而且这种援助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义务的。
此外，古巴还专门建立了拉美医学院，为该地区乃至发展中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医务工作者。 在关于古巴国际主义的讲话中， 纳尔逊·曼德拉就指出：“古巴人从来不是以殖民主义者身份， 而是以医生、教师、战士、农业专家的身份来到我们这个地区的。 我们与古巴在同一战壕中反对殖民主义、欠发达和种族隔离。 几百名古巴战士为了我们而不是他们的斗争献出了生命。 作为南非人，我们应当向他们致敬。
我们发誓，永远缅怀这些史无前例的、无私的、国际主义的典范。 ”①古巴还大力支持拉美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新社会运动”，积极宣扬替代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社会是可能的”，影响不断扩大。 有人甚至感慨地指出，“古巴革命是当代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起点，竟没有人关注这个起点的政治创意。 ”②“美洲玻利瓦尔选择”这个地区性组织则与上述运动遥相呼应，构成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新自由主义世界的巨大挑战。
这实际上是在向发展中国家昭示：世界变化已经开始出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出现。 这个组织的理论原则和目标前提与新自由主义完全不同，它反对诸如市场自由化、削弱国家职能以及将最边缘化和弱势群体置于危险境地等做法。 相反，通过挑战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这个组织把消除贫困和不公正作为其主要目标。 这就使得该组织不仅是对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一种潜在超越，而且是一个高度受欢迎的超越。 一位名叫罗查的美国外交官在谈到古巴在拉丁美洲的作用时叹息道：“美国曾经留下过一片真空，它现在已经被填满了③。
几点思考新自由主义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种种问题说明， 它无法真正实现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而古巴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重点不是实行自由贸易和经济放任，而是为最大多数人民争取最大程度的平等、更好地保障他们的生活需求。 这条发展道路是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生存下来的典范，代表着一种新的、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选择，并且在人类发展指标方面达到或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尽管它前面存在着不少困难，但是也展示了其所蕴藏的无限生机。 或许，指出以下几点并不多余：
首先， 新自由主义并非发展中国家唯一的选择，根本不是像撒切尔夫人等所说的那种“别无选择”。 已经觉悟了的人民以及他们自己 （真正属于他们自己） 的政府所选择的独立发展道路和空间依然存在，超越新自由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超越资本主义的选择道路依然存在。 广大发展中国家有能力也应该反对新自由主义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其次，要正确看待发达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动机。 只要对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历史进行详细考察， 就会看到与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不同景象。
熟悉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干预主义之争的人都清楚，今天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发达国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都没有实行自由贸易、取消关税和国家补贴等措施，或者为保护私人资本而削弱国家的职能。 恰恰相反，美国和英国正是通过实行保护关税、补贴和对企业的积极干预来保护民族工业才成就了其霸主地位。 对这一点做出极有说服力解释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他指出：“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 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 他伟大的同代者威廉·庇特的、以及所在他以后在英国执政的人的世界主义意向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和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 ”
④当下，正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在“上屋抽梯”或更准确地说“过河拆桥”，其目的在明确不过，就是尽可能地减少竞争对手。
不仅如此。 上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实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反而取得了比近 20 年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这些事实和思想一再昭示我们，无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声音是多么地“虔诚”和迷人，发达国家通过它来左右甚至遏制别国的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可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