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父母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1995-2000 年）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1-2010 年） 》等法规中，均大力提倡建立平等、文明、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加强家庭文化建设，提高家庭成员的素质，“继续开展将思想道德教育、学习科学技术、活跃家庭文化生活、促进家庭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的家庭文化建设活动”.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父母在为儿童提供良好家庭环境的同时，应把德育渗透到家庭教育各个方面，重视子女思想品德教育，促进子女全面发展。《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高尚品德必须从小开始培养，从娃娃抓起。要在孩子懂事的时候，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启蒙教育； 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循循善诱，以事明理，引导其分清是非、辨别善恶。要在家庭生活中，通过每个成员良好的言行举止，相互影响，共同提高，形成好的家风。”
第五，不同类型家庭亲子关系。《婚姻法》中对非婚生、收养、重组、离异等不同类型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尤其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进行了规定。2001 年新《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把抚养非婚生子女的主体从以往的生父扩大到生父和生母二者，并把对子女的抚养义务由至十八岁为止变为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把生活费和教育费数目以及非婚生子女的证明以及生父的领回抚养权去掉，更具人性关怀。关于离异家庭，新《婚姻法》规定“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把以往的“女方抚养的子女”改为“一方抚养的子女”,强调了父母双方对子女抚养教育义务的均衡性。
第六，家庭教育的内容及途径。家庭教育开展的内容及途径在《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 》等文件中均有所规定。《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中详细规定“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广泛深入地宣传、普及家庭优生、优育、优教的基本知识。在城市以社区为依托，举办新婚夫妇学校、孕妇学校和婴幼儿、小学生、中学生的家长学校，向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家长提供较全面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 在农村，通过广播父母学校与县、乡、村家长学校、家庭教育辅导站、辅导员相结合的方式，推广正确的保育、教育方法。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全国性家庭教育宣传、咨询、服务工作。”
三、分析： 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家庭教育的法制化过程中，全国妇联、教育部等部委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家庭教育专门规章，主要有四次全国家庭教育工作计划、三次关于全国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两次家长教育行为规范、一份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等，这些家庭教育规章内容便是我国当前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中的构成要件。
（ 一） 家庭教育目标升华
在指导思想方面，家庭教育工作计划的指导思想从“九五”计划提高全民族家庭教育水平，“十五”计划提高科学教子的水平和能力，到“十一五”规划不断创新和发展家庭教育，再到“十二五”规划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家庭教育，建立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逐步系统化。在总体目标方面，从“九五”到“十二五”家庭教育工作计划的总目标不断发展、提升，具有前后连贯性与超越性。“九五”和“十五”计划中主要对家长的育儿、教子水平和能力提出要求，把家庭教育作为个体层面的责任与义务； 而“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则把关注点放在国家、社会等公共层面对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服务方面。家庭教育由个人层面的实施到公共领域的广泛关注，从追求家庭教育的科学化到专门化和社会化，是一个前后相承、不断创新和完善的过程。
（ 二） 家庭教育载体建设
家长学校是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提升家长素质的重要场所，是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主要载体和渠道。一是家长学校性质任务的转变。家长学校的性质由“群众性业余教育机构”转变为“成人教育机构”,有了归属机构； 由“良好场所”变为“主要场所”,确定了家长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家长学校的任务愈益强调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和育儿观，从根本上教育和引导家长更新家庭教育观念，而非单纯对育儿知识和方法的传授； 由以往家长对子女的单向灌输转变为通过亲子活动促使家长和儿童间的双向互动。二是家长学校办学规模拓展，由示范到普遍设立的质性飞跃。
从“九五”计划创办各种家长学校，设立示范性家长学校； 到“十五”计划巩固各级家长学校并提高办学质量，增加示范家长学校； 到“十一五”规划大力发展社区、乡镇家长学校，开办网上家长学校，形成多元化的家长学校办学模式； 再到“十二五”规划要求各省、市、县、乡镇、村普遍设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点，扩大指导服务覆盖率，体现了家长学校办学模式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拓展，逐渐实现了由量到质、由大中城市到乡镇、由实体世界到虚拟世界的飞跃。三是以家长学校为中心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九五”和“十五”计划大力推进社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十一五”规划鼓励有条件的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要建立适合广大家长需求的指导中心（ 站） 、咨询站等； “十二五”规划要求通过家长学校建立城乡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家长学校逐渐把分离的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教育指导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之中，为城乡家庭提供普惠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四是家长学校检查评估的建立。家长学校的评估制度从“建立评估制度”,到“建立督导评估制度”,逐步把重点放在督促指导上； 评估内容由对领导管理、组织建设、办学条件、教学管理等硬性指标的评估，到新增加“孩子对家长教育态度的变化和家庭氛围改善的评价”,再到强调“家长学校评估要以家庭亲子关系的改善、孩子对家长教育行为的评价、家长的受益程度等作为重点指标”,逐渐侧重于对家长教育主体的受益程度以及实践效果等的考察。
（ 三） 家庭教育宣传普及
家庭教育的宣传普及： 一是宣传媒介的革新。从“九五”和“十五”期间报刊、电台、电视节目、咨询电话等传统家庭教育传播媒介的应用，到“十一五”要求建立全国家庭教育媒体联谊会，再到“十二五”要求不仅提升各地传统传播媒介的量和质，而且利用新兴媒介技术，办好网上家长学校，为家长搭建信息、服务、互动平台。二是宣传内容的变化。前两次计划要求深入宣传正确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和知识，“十二五”逐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家庭教育宣传实践，体现了家庭教育由重智到重德的转变。三是宣传形式的多样。“九五”计划要求利用节假日开展家庭教育咨询服务活动；“十五”计划建议以巡回报告团演讲等形式开展宣传； “十二五”要求“抓住重大节日、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月等契机，策划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家庭教育主题活动和宣传实践活动”,宣传形式逐渐多样化，并注重提高家长儿童的参与性、主体性、互动性，扩大活动覆盖面。
（ 四） 家庭教育队伍发展
家庭教育工作队伍是扎实推进、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的关键。一是工作队伍的人员构成。“九五”到“十二五”规划均要求建设家庭教育工作专家队伍、讲师团队伍、宣传工作队伍、专职工作队伍、社区志愿者队伍、“五老”队伍，形成专兼结合、指导能力强的家庭教育工作队伍。家庭教育工作队伍逐渐由个人层面过渡到有组织的社会团队，队伍不断壮大。二是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九五”和“十五”计划要求开展业务培训，逐步做到持证上岗，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成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对家庭教育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 “十二五”规定加强家庭教育骨干系统化培训，推进家庭教育职业岗位培训试点，探索建立家庭教育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提高家庭教育工作队伍职业化水平。
三是指导课程及专业的设置。“十五”计划规定有条件的师范院校、师资继续教育机构，可以开设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十二五”规划要求师范院校和有条件的高校、研究机构设置家庭教育专业或课程，培养一批家庭教育专业毕业生，充实家庭教育专业力量。
（ 五） 家庭教育研究拓展
在家庭教育研究方面： 一是研究类型由单一走向多元。从“九五”解决家庭教育现实问题的问题研究； 到“十五”促进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即以应用研究为主； 再到“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开展家庭教育的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工作研究，重视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性，重视研究成果的推广与应用。二是研究机构的全面建设。由“十五”以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为中心，到“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鼓励有条件的地（ 市） 、县要建立家庭教育研究机构或社团组织。三是国际交流的加强。“九五”时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主要是为了学习国外家庭教育的先进经验、沟通信息； 到“十一五”以后是为了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我国家庭教育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并学习借鉴国外家庭教育的先进理念和方法，争取国际支持与援助，足见我国家庭教育的发展已取得了显着成效。四是教材建设成果的丰硕。从“九五”和“十五”在一纲多本原则下各地编写或选用适合当地的教材； 到“十二五”要求“国家级和有条件的省区市依据《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结合实际研制开发多层次的家庭教育辅导资料”,编写过程逐渐规范化，适用人群不断扩大，不仅仅局限于家长学校。
四、揭示： 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的阻力因素
通过对家庭教育法律法规内容的解读，以及对家庭教育法制化构成要件的分析，发现在我国家庭教育的法制化进程中的阻力因素有：
（ 一） 普通民众缺乏民主意识，家庭教育法制观念淡薄
在家庭教育的法制化进程中，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普通民众缺乏民主意识，家庭教育法制观念淡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由于我国曾长期处于君主集权统治，封建专制、等级特权等思想深深地植根于我国社会以及民众之间，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众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而且，限于个人视野或知识文化的局限，我国民众文化素质较低，多数人并不了解家庭教育法律法规，也难以理解家庭教育中的法治精神，这致使我国社会在整体上法制氛围较弱，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现象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制定了一系列家庭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无论在基本法律还是行政法规中，均反复强调增强民众的法制意识，但似乎这些规定一直停留在口头命令和口号上，并没有深入普通民众的内心。宪法至上，法律至上，是家庭教育立法的法理根基。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实际上远远不及行政政策的权威。因此，在提升民众法律意识的偌大的社会工程中，民众的法律观念淡薄等是我国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中的主要阻力。
（ 二） 家庭教育立法主体不明，忽视民间社会传统习惯
我国家庭教育法律法规由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制定，立法主体不明确。改革开放至今，在法律层级和立法形态上，我国家庭教育法律法规多是家庭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如全国家庭教育工作计划、全国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家长教育行为规范、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等重要规章。
家庭教育的立法主体多为全国妇联、教育部等部委共同牵头，文明办、卫生、民政、人口计生、关工委等部门共同参与制定，这虽然体现了我国各个部门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但立法主体的混乱，使各部门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执法机关，甚至还是监督机关，导致家庭教育的多头立法执法、推卸责任等问题，致使家庭教育立法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公正性。“立法者应该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建筑师，应该知道如何调动有助于加强建筑物的各种力量，如何减弱各种可能毁坏它的力量”①。而且，综观我国现有的家庭教育法律法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种建立在本土知识谱系之外的、令人费解的非日常生活的专业术语； 加上民众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有限，家庭教育法律法规尚未内化为民众自己的家庭教育知识，民众大多求助于自身力量或民间的“类法律式”手段，而很少求助于“法律”手段。我国家庭教育法律法规中，缺乏对民间习惯、族规家法中一些优秀传统的吸收与继承。这致使当前家庭教育立法中法律规定与民众日常生活需要的脱节以及民众对家庭教育法制的漠视、排斥与抗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