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 1886 年，英国人波斯奈特写出第一部比较文学的理论着作《比较文学》后，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的学者相继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和发扬，至 20世纪初，比较文学大潮席卷欧美，其中一个重要流派便是平行—对话研究学派。该学派一反影响研究学派研究“事实联系”的方法，主张从美学、人类文化的诸种关联中研究比较文学，以研究作品为中心，品悟作品价值，分辨作品体现的新结构和意象，从而展现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不同风貌。比较文学的范围扩大了，像从作坊走进了大工业社会，从见树走向见林，从局部联系走向了宏观把握。文学翻译正是实现平行—对话研究学派这一目标的最佳媒介。郭沫若先生根据切身实践提出“翻译工作是具有很强创造性的一种工作，好的翻译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的文学创作翻译观。他认为翻译不是人们所以为的那种平庸的工作，有时翻译工作的难度甚至比创作性的工作的难度还要高出甚多。创作是创作者生活体验的升华，而翻译却要体验原作者的生活体验。
翻译工作者不是仅仅要精通本国的文学，还必须要有很好的外国文学基础。在针对翻译的具体方法上，郭沫若还提出了具有郭氏翻译色彩的译诗理论:诗人译诗，以诗译诗。特别地强调翻译者要体会诗人创作诗歌时的主观感受并与之取得共鸣。还提出了“风韵译”理论，指翻译中不远离原文的含义，在直译、意译基础上，达到两种文化意识的有效结合，两种语言的转换以及审美风格的再度创造，且“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
二、创作论翻译思想对审美情感和体验的关注
与其他题材的翻译相比，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它有自己特别的文学功能: 要传达出原文的审美意味、文学形象、艺术魅力及构思，从而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创作论作为一种翻译理念和技巧，必须和文学翻译工作相结合。当然，它不是指脱离原文肆意想象，而是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本意，还要译出其文学色彩、审美情趣，多层次、全面地忠实于原作。从表达效果和接受心理角度来看，译者不能只拘谨于语言文字的相互转换，更应该认真揣摩原文的遣词造句、深入研究词汇间的微妙差别直到完全掌握其含义。同时，也应慎重对待译文的行文布局，发掘出最精确的表达方式来准确再现原义。因为直译法很多时候并不能达到忠于原文意图的效果，例如，在中文背景中，“树倒猢狲散”应理解为失去了靠山或头领，于是大家散伙，若字对字地生硬地转移到另一个语言背景( 例如英语) 中，则变成“The tree falls downand the monkeys run away”。显而易见，这将不会在英国读者中引起同样的共鸣。因此，文学翻译最主要的是给译出语和译入语这两个不同的读者群带来相同的精神享受与文化愉悦。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这也正是平行—对话研究流派关注的重点之所在。在此，译者便需理解这个成语的真实含义，采用目标语国家的人民熟知的表达方式，才有可能使此次翻译达到实际有效，尽管译文可能与“树倒猢狲散”在字面上完全没关系，这种与艺术形象思维有关的翻译处理，实质上即是译者的再创作过程。
但译者也不可以过度体现自己的主观创造性、添加不应该出现的主观想象。甚至有些译者远离了原作而凭空想象，此现象在中国早期文学翻译中显得极其突出，比如林纾、严复的翻译。严格意义上，这种翻译跟应该说成是编译、改译。也有的译者忽略了译文的可理解性，单看字面意思，亦步亦趋，改变了原文本身的意思。而郭沫若的创作论不提倡过度创造，也不提倡创作不够，以恰到好处地使译入语国家的读者能够获得与译出语国家的读者相同的审美体验为佳。这一思想决定了创作论翻译思想必然对平行—对话研究法起到重要的执行媒介作用。
三、创作论翻译思想的跨文化求同作用
平行研究的意义在于超越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态势，因为平行研究突破了事实和史实联系的框架，强调事实和史实联系的不同文学现象( 作家、作品、文学流派) 之间的对比和相互关照，这种对比关照既求同，也求异，总的说来，研究不同文学中出现的类同现象，是平行研究的主要领域。平行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审美学、文艺理论乃至哲学方面把握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原则。影响比较把可比性原则限定在作品—接受—翻译—模仿—影响—作品的线型接触的规范之内; 平行比较则从理论上把握文体、风格、主题、类型、题材、观念、情趣等的可比性原则，不拘于联结接受参证之中，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种不同语言的作品只要在以上方面有可比性，即可以比出相近与差异的皆可行之以比较。因为比较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研究，而是文化研究，或更直接地说，是不同文化相互影响、对话、融合的研究。
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两种语言具有语义对等的功能，一部文学作品，当它被译成另一国文字后，在语言风格上，其实已经变成了另外一部作品了。不同译者的译文语言风格的差异有多大，每个译者的语言风格和原作的差异也就有多大。雅克·德里达指出: “从某种角度说，它会变成另一本书，即便最忠实于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着、无限地区别于原着的。”
既然译文完全忠实于原着的目标已经不可能真正实现，那么是否意味着翻译已无存在的必要? 答案是否定的。翻译涉及各种学科，内容极其丰富，它们大多遍及所有重大领域和精神世界。追溯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便不难发现，翻译与每一次历史的重大进步与发展都息息相关。我们可以通过人类的翻译活动去查证人类历史的发展。翻译的重大使命即跨越民族间的语言与文化障碍，制造出尽可能完善的翻译作品，既能良好地体现原文的风格、内涵，又能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使译文读者与原文作者产生共鸣。在这种局限下，两个文化、两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之间有较强可比性、且较有可能相比的层面便是“情”与“理”。即使事实和史实都无联系，两个文化的人民之间也可以体验、体会相似甚至相同的情感和哲理，这也是平行—对话研究法优于事实—影响研究法之处。怎样在翻译中跳脱事实考证、语言框架、意识形态的桎梏而达到传情、达理的目的? 一个值得重视的途径便是创造地翻译。惟其破译了不同文化和文学现象内部相同或相似的本质结构，才能发掘出不同文化的共同情感和人生道理。
四、结论
尽管从语言、史实、政治层面来看，任何翻译都绝无可能全面且精确地表现原着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现实，但从精神层面来看，创作论翻译方法可以帮助读者进入原着的意境、体验原作者的感情、体会隐含在原着中的哲理，这其实已是翻译的无上功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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