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学（Thematics/Thematology）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范围广阔，涵盖了比较文学、民俗学、民间故事学、国别文学观念史等诸多跨文化领域，这种跨学科的特点和兼容并包的特质使主题学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同时，主题学的方法论既涉及影响研究又与平行研究联系密切，对其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和综合探讨为学者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意义重大。
1 主题学的概念
主题学是 19 世纪德国民俗学者在研究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主题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20 世纪 30 年代，法国学者梵·第根（P. Von Tieghem）积极探讨主题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第一次将主题学命名为 Thématologie，指出它是“对于各国文学互相假借这的‘题材’的研究，是比较文学底稍稍明晰的探讨所取的第一个形式。”①后来，美国学者弗列特里契（W.P. Friedech）和马龙（D.H.Malone）着眼于主题学的研究对象，指出：主题学打破时空的界线来处理共同的主题，或者，将类似的文学类型采纳为表达规范。②上述学者均意识到了主题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特点，也明确地指出其研究重点在于“题材”和“主题”，但受到历史、研究范围等方面的局限，对该学科研究内容阐释不够全面。
上世纪 80 年代，台湾学者陈鹏翔对主题学的学科定位和基本内涵等做了初步梳理，认为：“主题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部门，它集中在对个别主题、母题，尤其是神话（广义）人物主体作追溯探源的工作，并对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个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愫以及反映时代，作深入的探讨。”③着名学者乐黛云从中国比较文学的现实出发，先在《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为主题学下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对于人生短暂而自然却永恒长存的感怀，对于自我的认识和对于人生的领悟，对于理想的追求与破灭等都常常在完全不同的文学体系中以相同或不同的形式得以表现。这就构成了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之间的一种可比性。这种比较在比较文学中被称为主题学”，④随后又在《比较文学教程》中进一步强调了主题学的跨国跨民族特性。
在分析比较各家观点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可以将主题学进行如下界定：主题学是比较文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着重研究同一主题、母题、题材、人物典型、意象等跨国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研究不同的作家对它的不同处理，并探讨这种流变的文学、文化和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原因。这一定义不仅明确了该学科的地位和研究内容，而且突出了其方法论性质和实践意义。
2 主题学传统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主题学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对民间神话故事和传说的研究和梳理。以德国学者为代表的早期研究者最初主要是研究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情况，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主要涵盖了四个方面：
（1）友谊、时间、离别、自然、世外桃源、宿命观等主题；（2）上述各主题与神话传说的关系；（3）同一个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的多种处理方式；（4）对大量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在文学主题方面进行正本清源。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包括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Schlegel, 1772-1829）和雅各布·格林（Jacob Ludwig Karl Grimm,1785-1863）、威廉·格林（Wilhelm Karl Grimm, 1786-1859），即格林兄弟（BrüderGrimm）。
主题学在中国的发端也是民俗学。20 世纪 20 年代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以及赵景深的《中西童话之比较》等采用比较的方法对中外民间故事进行研究，开创了国内主题学研究的先河，使我国主题学在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胡适、许地山、陈寅恪、霍世修、季羡林、方重、杨宪益等学者对歌谣、民俗母题和中印文学主题的影响研究使立足于中国的国别主题学方法开始成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台湾学者陈鹏翔、马幼垣、李达三等在台湾地区明确启用了“主题学”术语，大力开展主题学研究，获得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如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陈鹏翔的《中英古典诗歌里的秋天：主题学研究》、王秋桂的《中国俗文学里孟姜女故事的演变》、潘江东的《白蛇故事研究》等。1979 年，大陆学者钱钟书的巨着《管锥编》以国外文学的主题学为经纬，探索了中国文学及其主题的基本材料脉络，涵盖了诸多重要主题母题，并以中西比较为主要方法，分析了主题学的开放性结构，立足于主题学广博的视野，展现了其旺盛的生命力，为我国主题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80 年代以来，我国主题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一部分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其研究表现为多学科的互动整合，文学主题的超个案、跨文类研究。季羡林、乐黛云、杨乃乔、谢天振、刘象愚、陈惇、孟昭毅、卢康华、方汉文、王立等学者分别在其比较文学论着中对主题学理论进行了积极探讨，为我国主题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实践方面，季羡林的《<罗摩衍那>在中国》体现出“中国主题学研究的特色：重视探究同一故事在不同地区发生变形的社会根源”。⑤还有一些学者将目光聚焦在本国文学上，也游刃有余地实践了主题学的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
3 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在主题学研究中的应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主题学的方法论研究层出不穷，形式主义、接受美学、文学人类学、原型批评、女性主义等各种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都被运用到主题学研究中，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总体来看，主题学研究一方面凭其开阔的世界性眼光吸引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潮，拓展了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主题学也为各类理论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对主题学理论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俄裔旅美学者卓尔科夫斯基（A.Zholkovsky）和谢格罗夫（Yu. K. Shcheglov）等沿袭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传统，探索文学研究模式化、图表化的途径，寻找主题与文本之间的衍生关系，即主题的历代演变关系，并据此归纳出了十种主题与文本相结合的“表现性技巧”，即：具体化、扩增、重复、变异、细分、对比、协调、结合、预备和减缩。他们认为，作家在创作时，就是运用以上这些“技巧”，把文学中经常沿用的主题与其本人创作的文本“结合”在一起。另一批学者如普林斯（G. Prince）和林蒙·柯南（S.Rimmon-Kenan）等致力于从读者（包括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探寻文本“主题化”的建构。在他们看来，读者（或研究者）在阅读和分析文本、“提炼”主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其所处的特定“情境”的影响，据此提出“表现的均衡性”、“中心性”、“架构的具体性”和“范围”等约束研究者流于主观的四项限制，以求主题学研究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理论阐发领域也有所建树，对母题和主题的关系阐释得比较翔实，对于母题和题材、母题和情境、主题和题材、题材和主题等的理论关系方面也有所涉及。
其次，跨学科的主题学研究方法受到推崇。如美国耶鲁大学列耐特（W. Kehnert）等学者利用“人工智慧”的知识提出了故事的“情节单元”（plotunit），即主题抽象化单元（ThematicAbstraction Units）的概念，使主题学的研究范围和方式得以扩展。各种当代理论批评方法也被引入主题学，用于对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比较典型的包括以文学人类学和女性主义批评为切入点开展的主题学研究：
文学人类学是文学和人类学两个不同学科的交叉和结合，用人类学的方法解决文学问题，又以人类的生存反观文学，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文学人类学的这种空间性为以研究同一性和差异性为宗旨的主题研究提供了更加宏阔的视野。在国外，以弗莱为代表的“神话原型批评”派、德国的人类学家伊瑟尔和加拿大学者波亚托斯等借助民间故事、传说等材料探讨其中的主题倾向和母题寓意。我国的陈建宪、刘守华、叶舒宪等学者接受并向国内引入文学人类学的观念，出版了《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比较故事学》、《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等着作，对同一主题的表现形态和异同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做了具体详实的分析，并深度挖掘出民族的审美特征和思维模式。
女性主义批评自诞生以来就和主题学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探讨作品中主题、母题和题材及情境等的文化异质因子，发掘出其成因背后的动力机制，尤其是那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所包含的人类所共有的情结，可以突出不同文化语境中文学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从而使不同国家文学、文化在女性主义意识的关照下生成一种新的意义。苏珊·巴斯奈特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对“性别与主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再次强调了主题学研究对当代批评家的重要性。
总体来说，主题学所具有的跨学科和兼容并包的特质使其与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的研究方法既包括材料考据和实证分析，又离不开文本内部分析和文学审美，也正是这种独特的方法论性质赋予了该学科强健的学术生命力，使之能够不断彰显自身的价值和独特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