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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格尔》与《圣经》神话原型的关系分析

来源:学术堂 作者:姚老师
发布于:2015-07-15 共3901字
摘要

  一、神话与原型理论

  文学与神话向来相生相依,神话是文学的初始形态,从表现形式上说,文学与神话在主题,人物,意向上都有共通之处,而两者都探究与人类自身的存在关系最为密切的话题。“神话是宗教仪式的口头部分,而文学的意义与功能主要呈现在隐喻和神话之中。”[1]

  文学和神话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在西方引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神话原型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英国,成型于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1957 年),战后兴于北美,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批评流派。[2]

  神话原型批评作为一种理论,是建立在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自觉地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并最终成为了独当一面的文学批评方法。“神话”的概念由来已久,一般泛指关于神或者是其他超自然的故事,有时也包括神话了的人。一个民族的神话往往能够从侧面反映该民族的历史。

  这些神话仍然被后人们不断阅读着,并且受其影响。而民族神话可以看作是该民族的精神特征,是其永远追寻的自我意义。神话---原型批评把神话作为仪式和梦幻的文字表达方式,使仪式获得意义,梦幻具备形式,所以神话是文学作品的结构原则。

  原型(archetype)又译为“原始模型”或“民话雏形”,[3]这个词出自希腊文“archetypos”“,arche”本是“最初的”,“原始的”之意,而“typos”意为形式。原型批评理论的宗师是弗莱,他认为,原型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学结构单位,它可以是意向,象征,主题,人物,情节等,只要它们能够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并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弗莱还认为,原型体现着文学传统的力量,“它们把孤立的作品相互联结起来,使文学成为一种社会交际的特殊形态。”[2] (P9)因此,运用原型理论,在跨文化的比较中研究具有人类共性的原型,对发现文学自身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圣经》是基督教的最主要文献,在旧约和新约中贯穿着一个统一的思想,就是对人类的拯救。起初耶和华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让他们修理和看守伊甸园,上帝告诫二人园中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唯独中间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的,那时,所有的动物都很温顺善良,唯独蛇非常狡猾,它引诱女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并摘给她的丈夫食用,二人因为违背了上帝的话,受到了惩罚,被赶出伊甸园,承受着各自的痛苦。

  由于二人带来的原罪,世界上的罪恶越来越多,上帝为了拯救人类,差遣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于世间拯救世人.耶稣在世间行神迹,医病赶鬼,同时传播福音。在魔鬼的引诱下,耶稣的 12 门徒之一犹大收了罗马兵丁的钱,出卖了耶稣,耶稣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完成了拯救人类的使命。

  分析整个《圣经》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可以发现三个基本原型人物,第一位是父亲,即万能的上帝耶和华,第二位是儿子,上帝的独生子,降生拯救世人的耶稣基督,第三位是蛇,也就是魔鬼。再来看《江格尔》。《江格尔》这部书是蒙古族的一部口传文学,与藏族的《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约在公元13 世纪前后,《江格尔》由蒙古准格尔、和硕特、土尔扈特和杜尔伯特四位拉特部民间艺人共同创作完成,史诗描写了江格尔坎坷的身世。[4]

  江格尔的先辈塔克勒·祖拉汗带领他的部落在希克尔海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宝木巴。塔克勒的后代乌宗·阿勒达尔汗在位的时候,宝木巴还是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在他统治期间,人民过着安居乐业,和平幸福的生活,但在江格尔出生后不久,蟒古斯趁机入侵宝木巴,其父母双双罹难,他被藏进山洞躲过一劫,猎人蒙根·西克希尔格偶然发现了他,为他取名江格尔,江格尔在山上与动物为伴,吸收天地灵气,练就非凡本领,最终征服了草原上的 40 个可汗,率领12个大巴特尔,33 个伯东,6 千名勇士南征北战,抵御入侵之敌,将宝木巴收回并建设成为一个人畜兴旺,没有孤儿和鳏寡,没有冻饿和战乱,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家园。通过对《江格尔》的故事情节分析,也可以发现三种原型人物,即塔克勒·祖拉汗所代表的父亲,江格尔所代表的儿子,和蟒古斯所代表的魔鬼。和《圣经》中的三个原型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塔克勒·祖拉汗和耶和华上帝,江格尔和耶稣基督,蟒古斯和蛇,这三组原型之间是各自对应的。

  二、原型之间的关系分析

  按照《圣经》和《江格尔》原型人物形成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逐个进行比较分析。两部作品中关于父亲的原型象征着创始与和平。两部作品中的“父亲”都从起初的天地混沌,到创造家园,为自己的人民开辟了一片乐土.

  起初,天地是混沌的,模糊黑暗,耶和华创造了天地,又造各样飞禽走兽,和海里的生物,并建立伊甸园,让人管理伊甸园中的一草一木。最初的伊甸园是美丽辉煌的,人生活在伊甸园里也是富足的,因为那里没有饥饿,更没有战争,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5]

  在那里人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园中的一切。就像《圣经》中的上帝一样,《江格尔》中的塔克勒也是如此.相传在古老的黄金世纪初期,陆地和海洋刚刚分开,世界还是一片朦胧混沌。塔克勒·祖拉汗率领着他的部落,迁徙到了阿尔泰山西麓,美丽富饶的额尔齐斯河畔,在希克尔海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他率领勤劳勇敢的宝木巴人民,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过上了安居乐业,和平幸福的生活.

  两部作品中儿子的原型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儿子的出身不凡,注定他们与众不同,《圣经》中的耶稣并不像其他的孩子一样,他的生母玛利亚在还未结婚时就从圣灵感孕怀了他,而他真正的父亲是耶和华,也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耶稣降生以后,东方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星,希律王由于担心这种异象会影响他的王位,下令要杀掉伯利恒城里两岁以内的孩子,在他下命令之前,玛利亚和约瑟已经得到主的使者梦中显现给他们的话,抱着耶稣逃出了伯利恒。可见耶稣从生下来就是受人景仰,并且一直受神保护。

  《江格尔》中的英雄江格尔也拥有着同样传奇的身世,他的降生同样不同凡响.江格尔的母亲乌仁玛怀胎十几个月,江格尔迟迟未降生,好不容易到了产期,乌仁玛却生下了一个红兮兮的大肉球,他的父亲用玉皇大帝赐下的锯齿宝刀将肉球锯开,江格尔才得以从肉球中跳出来。由于他的诞生,宝木巴人就在他的宫殿外举行庆祝聚会,歌舞不绝。他不仅是草原最高领袖可汗的儿子,更是众人爱戴的可汗的后裔。

  其次,除了出身,这两位英雄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天赋异禀.不管是耶稣还是江格尔,他们都不是凡人,都具备凡人所不具备的能力,用现代的话说,他们应该算是“超级英雄”了。耶稣在世间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医好了癫痫的,瞎的,瘫痪的,长大麻风的,患血漏的,并在船上为门徒平静大风浪,更得以让已经死去的财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在几千人只有一张饼和几条鱼的情况下,他能让那几千人吃饱,剩下的饼渣还能装满筐子.就这样,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人们知道,他的这些能力都是凡人所不具备的。作为上帝的儿子,他当仁不让地被称为“全知全能的主耶稣基督”.史诗中的江格尔同样身手不凡。他在还是襁褓的时候,就力大无穷,史诗中记载说:“接生婆用老山羊皮做的襁褓将孩子裹起来,可才一夜他就将襁褓登破了,乌仁玛又给他换成犍牛皮做的襁褓,没想到也才用了一夜,又被他蹬破。”[4](P26)在他 2-6 岁期间,就已经立下赫赫战功,打败了周边的很多敌人,几乎没有失败过.

  在江格尔 7 岁那年,他就开始名扬四海,40 个可汗的土地被他征服。后来他在宝木巴建立联盟,自此人们都称他为圣主,可汗.

  再次,两位儿子都肩负着沉重的使命,耶稣诞生世间是神授天命,他为的是要传播福音,拯救他父亲的国,让更多人得救,所以他一直为着这个使命而努力着,他收了12 个门徒跟随他,并差遣他们传播福音。最终耶稣为了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上帝救赎人类的整个宏伟的计划,拯救了无数的罪人从罪恶中解脱。江格尔同样是为了保护他父亲守护的部落---宝木巴,他通过战斗,保卫着自己的家乡,最终由于他的努力,草原上下了 7 天 7 夜的香雨,使受伤的人痊愈,战死的人获得新生,他将宝木巴的人民从战乱困苦中解救,带领着宝木巴的人民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草原也得到了长久的安宁.

  两部作品中魔鬼的原型不谋而合,在西方,撒旦(蛇)就是邪恶,腐败,毁灭,神秘的意象,圣经里记载:撒旦曾是个天使,由于嫉妒和虚荣心作祟,堕落为天人共诛的恶魔,他不愿意人类在伊甸园无忧无虑地生活,于是想法设法破坏,正是由于撒旦的诱惑,和人类的疏忽,才使得人类从伊甸园被赶出,失去了与神同在的美好生活,并要在地里辛勤劳作,女人还要承受生养的痛苦.

  至此,撒旦完成了将人类赶出伊甸园的阴谋。而值得探究的是,西方撒旦的原型来自蛇,蒙古族史诗中的魔鬼原型蟒古斯也来自蛇---由蛇变成龙,龙又变成蟒古斯。

  在史诗《江格尔》中的蟒古斯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他对宝木巴觊觎已久,也嫉妒宝木巴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一心想将其占为己有,但多次侵犯宝木巴边境都被击退。听说乌宗·阿勒达尔汗因为有了儿子成天沉湎于此,边境防务松弛,于是率领队伍奔袭宝木巴。宝木巴沦陷,江格尔的父母双双罹难,蟒古斯也达到了他的目的。

  三、结语

  运用原型理论,在跨文化的比较中研究具有人类共性的原型,对发现文学自身规律具有重要意义。[7]《圣经》神话中的上帝耶和华,耶稣基督,蛇分别象征着父亲、儿子和魔鬼的原型;《江格尔》中的塔克勒·祖拉汗、江格尔和蟒古斯也分别象征着父亲、儿子和 魔鬼的原型。两组原型之间是对应的,并且具有很多一致的意义.两部作品要表达的社会意义也是一致的,即表达了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没有死亡,人人长生,没有骚乱,处处安定,没有孤寡,老幼康宁,不知贫穷,家家富强。这种理想化的描绘超出了民族界线和阶级界线,同时也将跨民族的两部作品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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