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精选范文8篇）之第七篇
摘要：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塑造的独特的中国形象, 影响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这部作品是在和西方文化互相比较的基础上产生的, 所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分析这种异国形象能更好地促进理解。中国形象可以从形象学的社会的集体想象物、乌托邦的形象和矛盾的“他者”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另外, 《吾国吾民》是用散文体来介绍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现代散文的文体也有助于闲适、幽默和性灵的中国形象的传播。这种中国形象和散文文体的结合都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下产生的, 受到作者的主体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研究林语堂塑造的中国形象, 可以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和中国的文化, 尤其是学会如何对外宣传中国文化。
关键词：比较文学形象学,《吾国吾民》,中国形象,他者
1《吾国吾民》扬名海外
林语堂自塑的“中国形象”不同于在他之前, 形形色色的西方游历者、传教士和自诩为“中国通”的西方人所绘制出的各色斑斓的中国图景。林语堂以“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 2007:32) 为指针, 开创了独具影响力的“对外讲中”局面, 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形象”。
而《吾国吾民》是林语堂在西方世界的成名作, 1935年在美国第一次出版后, 几个月内就印了七版。这本书使林语堂跻身于英语世界的作家群中, 奠定了林语堂的国际声望和地位, 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吾国吾民》是用散文笔调写的社会文化评论, 以外国读者为主要对象, 介绍和评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这本书的文化和知识内涵很丰富, 文笔幽默而生动, 受到西方读者的好评。
1989年2月10日, 美国总统布什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谈到他访问东亚的准备工作时, 说他读了林语堂的作品, 感受很深, 布什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 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仍然受用。布什的话表明:林语堂至今还影响着美国人的“中国观”。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研究林语堂的论文处于快速发展期。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 从1999年到2010年, 共有3732篇关于林语堂研究的学术论文, 而且每年的数量都在快速增加。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林语堂研究的宏观和微观层次。这篇论文主要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 兼及散文文体的特点, 论述林语堂塑造的中国形象的特点和方法, 以及背后的潜隐性因素。因为林语堂取得了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用西方文化的思想来观照中国文化是他写作的一个出发点, 同时他又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观照西方文化, 比较文学的分析角度应该是最接近他创作的初衷的。
另外, 国内学者涉及林语堂自塑的“中国形象”多侧重从其小说入手分析, 而较少直接从其散文类作品予以分析。小说中的形象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人物呈现出来的, 比较具体直观。而散文中的形象是高度抽象的集体形象。《吾国吾民》正是以散文体式承载的对中国、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介绍。这是林语堂的成名作, 此后他的几部介绍中国文化的代表作如《生活的艺术》、《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爱与讽刺》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和延续。追根溯源, 我们还是先从《吾国吾民》开始分析。
2 独特的中国形象
相异的文化之间一定存在比较的基础, 才能互相理解。林语堂认为“观察中国的唯一方法亦即所以观察其他任何各国之唯一方法, 要搜索一般的人生意义, 而不是异民族的舶来文化, 要渗透表面的古怪礼貌而觅取诚意的谦德。……男孩子的顽皮, 女孩子的幻想, 婴儿的笑涡, 妇人之哭泣, 丈夫之忧虑。——它们都是全世界各处相同的表象。” (林语堂, 1990:12) 也就是说, 比较是在人类共性的基础上, 探求表相差异背后的文化基础。
《吾国吾民》这部作品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中华民族的素质”除了闲话开场, 包括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的心灵和人生之理想这四章。第二部分包括中国人民的生活、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和收场语。全书向英语世界读者全面介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特别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民族特性和生活风尚, 内容丰富, 传播了许多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文化信息量之大超过以往介绍中国的书籍, 而且作者以特有的幽默轻快的笔调写成, 十分精彩。林语堂的写作立场是:“真诚的批评态度, 配合以精密之鉴定眼光。用心灵来观察, 用精神来思虑, 心灵与精神, 合二为一。” (林语堂, 1990:10) 其中, 他有关中国人的心灵一章, 今天看来, 依然很精彩。有关妇女生活的介绍, 别具特色, 至今仍是了解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的范本。
孟华用“自塑形象”一词, 来指称那些由中国作家自己塑造出的中国人形象, 但承载着这些形象的作品必须符合下述条件之一:它们或以异国读者为受众, 或以处于异域中的中国人为描写对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这些形象都具有超越国界、文化的意义,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一种异国形象。 (孟华, 2001:15)
《吾国吾民》中塑造的中国人的集体形象符合异国形象的特征, 因而可以用形象学的理论来阐述。具体来讲, 这部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可以从社会集体想象物, 乌托邦的中国形象以及矛盾的“他者”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2.1 社会集体想象物
巴柔认为, 形象学领域中的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对异国认识的总和”。“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 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 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或非文学的, 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陈淳, 1997:167)
形象是一种想象。“异国形象”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对“他者”的审视和想象。“对比较学者而言, 异国形象属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范畴”。巴柔的这番话提出了两个新问题, 一个是“注视者”自我对“他者”的审视, 一个是“集体想象物”。
从哲学、历史观念来看, “社会集体想象物”基本上被理解为“对 (社会—历史和心理) 基本上不确定的面目/形式/形象的不断创造。只有从这些面目/形式/形象出发, 才能研究某物。莫哈把文学史家把它定义为“是对一个社会 (人种、教派、民族、行会、学派……) 集体描述的总和, 既是构成, 亦是创造了这些描述的总和”。 (孟华, 2001:29) 简单地说, 就是作家创作的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对异国、异族的看法。
具体到《吾国吾民》中, 因为林语堂是以英语创作的, 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注视者”就是西方读者, “他者”就是中国形象和文化。他是有针对性的回应西方人对中国的疑问和不解。“友邦人士对中国的态度, 怜悯者占大多数, 失望者间或有之, 能洞察明了中国者凤毛麟角。她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存在, 庞大至于超越人类心灵所能承受的限度, 她好像是荒乱而不测的深渊, 遵守着她固有的生存律。” (林语堂, 1990:1)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民是笼统的抽象的概念, 而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基本要素。人民可以分为伟人和普通人民。研究历史和文学者就要看重伟人对时代的影响, 而研究整个国家的话, 就不能忽略普通人民。因为“倘个别的加以评价, 则他们的价值几等于零。但倘以集体来观察, 则他们之所影响于国运之力量至为宏大。” (林语堂, 1990:16) 因此, 这种中国形象和社会集体想象物有关。
2.2 乌托邦的中国形象
社会集体想象物由于注视主体的视角、立场的不同, 生成的“他者” (异国) 形象也就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类。 (孟华, 2001:32)
这里的“意识形态”不属于政治概念, 它只是一种被理想化了的诠释, 通过它, 群体再现了自我存在, 并由此强化了自我身份。如“东亚病夫”这一词语生成的意识形态形象, 它是西方人蔑视中国等东亚民族的“集体记忆”。欧洲白人认为白皮肤是优等人种, 黄皮肤则是病态的标志, 19世纪的很多文学作品中, 把中国人描写成黄皮肤、长指甲、吊眼睛的小丑形象。19世纪世界大辞典里的中国词条里谴责中国是个人吃人的野蛮民族, 中国人天性好色, 一夫多妻;儒勒·凡尔纳在《环球八十天里》把中国人写成萎靡不振、无所事事、吸毒成性、麻木不仁的人。“东亚病夫”就这样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 可见, 中国形象的相异性就是西方人意识形态整合出来的, 他们通过这一贬称试图维护和强化自身的优越性。因此, 按照本社会模式, 完全用本社会的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 就是意识形态形象。这些形象将群体基本的价值观投射到“他者”身上, 通过调节现实以适应群体中通行的象征性模式的方法, 取消或改造“他者”, 从而消解了“他者”。
还有一类形象, 与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生成的形象相反, 被称之为乌托邦形象。它表现为注视者主体向往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 用质疑现实的、离心的、颠覆群体价值观的方式所作出的对异国形象的描述。如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笔下的“理想化的中国”形象, 就是乌托邦形象。伏尔泰在《中国孤儿》中把中国描写成美好、和谐、开明的理想之邦, 这个礼仪之邦迥异于欧洲, 伏尔泰所构建的不过是“中国神话”, 这是他及其18世纪欧洲思想家对现实不满、渴望理想之邦而对异国形象“相异性”的看法, 起到颠覆群体价值观的作用。
林语堂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受到作者主观性的制约和时代的制约, 尤其是第二部分对中国人生活这种艺术家形象的塑造更多的是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在文学艺术中, 他从文字、音韵、散文以及教育等诸多方面对中国人的文学艺术生活做了介绍。在介绍中国的文学艺术时, 林语堂的基调是弘扬的。他认为“中国老学究的精神是大可佩服的, 虽然中国文化传统里缺乏科学精神, 但他宣称, 老学究具有与欧洲科学家的精神一样的学术热情, 学术研究中的考据等都具有科学性, 甚至认为旧式的学府制度, 不论乡村的学塾或书院显然较优越于现代学校。” (胡勇, 2012:117)
2.3 矛盾的“他者”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所研究的, 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具体表现在注重“我”与“他者”的互动性, 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 而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 (孟华, 2001:2)
形象是一种描述。形象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 通过这种描述, 制造了 (或赞同、宣传) 这个形象的个体或群体, 显示或表达出他们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 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 是对异国认识的总和。 (孟华, 2001:121) 描述凸显了一个“他者”, 并且, 他者不仅仅指人物形象, 也有别于文学理论中形象的意义。
具体来说, “他者”这里起码有三次涵义需要明确。其一, “他者”形象是整体和综合的, 是注视者的主体情感、思想和被注视者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如17-18世纪的欧洲文献中记载对东方的认识是这样的:东方是神奇的、浪漫的、富庶的天堂, 那里的人民是善良好客的, 那里的统治者是贤明仁慈的。这里, 既有东方的自然地理特征, 也有17-18世纪欧洲人对外界的探索欲望及其殖民意识, 通过游客、传教士等的传播, 融会成新的“他者”。《吾国吾民》正是要在西方读者中塑造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其二, “他者”形象是注视者在被注视者 (异国) 不在场或者说“缺席”的状况下创造出来的, 因此, “他者”必然与客观现实中的异国原型有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创造者与原型的脱节造成的。这种“他者”形象反过来影响本民族对他者的认知。林语堂塑造的中国儒释道文化和谐相处, 中国人的形象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有出入的。其三, 注视者在注视、创造过程中, 由于当时的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等因素, 创造主体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的主观观念融入到他者的形象中去, 必然使“他者”打上创造者的主观烙印, “自我”在言说他者时却有意或无意、或多或少地否认了他者, 从而言说了自我。林语堂提出中国文化的女性特质是针对西方文化的男性特质而言的。中国人的缺乏科学精神, 是对西方科学精神的推崇。中国人的公共精神的缺乏也是针对西方的民间社团精神而言的。
狂热、憎恶、亲善这三种主体对“他者”的基本态度直接决定了“他者”的象征模式。
主体在狂热的心态下, 将“他者”放在崇高地位当作迷恋的对象, 成为虚构的神话和幻象, 于是“他者”便具有了无限美好的特征, 与此同时, 本地文化、社会模式被否定。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所塑造的“开明皇帝”便是源于对中国的热情。
主体在憎恶的态度中, 认为“他者”是落后愚昧的, 于是极力丑化“他者”, “他者”就被轻视, 或被写成邪恶的对自我有威胁的化身, 而本土文化就显得高人一等。19世纪下半叶后, 欧洲文化中出现的“黄祸” (人类将被黄种人毁灭) , 即是典型。欧洲人认为中国、日本这些黄种人野蛮、残忍、落后, 觉得自身优越于黄种人, 摆出一副很轻蔑的态度, 又感觉到黄种人是不甘示弱的种族, 同时产生恐惧、担忧的复杂心态, “黄祸”的套话正是他们又厌又怕的心理写照, 是欧洲自我对他者的丑化、妖魔化的表现。
主体在亲善态度中, “自我”与“他者”形成平等亲和的关系, 相互客观地承认彼此差异, 积极地寻求与他者的相互了解、平等对话、尊重对方的个性, 在此种关系形态中, 产生的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都是正面形象。而林在出版的前言中讲到他就是要纠正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各种误会, 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而实际上, 他的描述中常常呈现出一种矛盾的情况。例如, 在妇女的生活一章中, 一开始, 林语堂说:“中国人之轻视女性的地位, 一若出于天性。他们从未给予妇女以应得之权利, 自古已然。” (林语堂, 2007:111) 他认为“妇女缠足制度是男人家的幻想中之最卑劣的癖性。” (林语堂, 2007:121) 以此看来, 他对妇女生活的介绍是批判性的, 然而话锋一转, 林语堂很快就开始为传统的妇女生活辩护起来, 他认为女人在中国并未真正受到压迫。由于家族文化在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导地位, 妇女可以“用妻子或母亲的身份, 作为掌握权利的最优越的武器。” (林语堂, 2007:122) 因此“被压迫的女性这一个名词, 绝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身份和家族中至高之主脑。” (林语堂, 2007:124)
因而他塑造的中国形象是矛盾的“他者”形象。林语堂还曾经说过:“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 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 (林语堂, 2007:198)
“在青年的心中有一种苦闷的挣扎。在他的理想之中国和现实之中国有一种矛盾。在他的原始的祖系的自尊心理和一时的对外族的倾慕心理, 有一种更有力的矛盾。” (林语堂, 2007:10) 林语堂把自己的这些思想性格上的独特性概括为“一团矛盾”。
一团矛盾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复制的惯性, 另一方面则是外来文化因素所形成的摆脱惯性的强大离心力。一方面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和劣质, 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交叉叠合, 错综复杂, 构成林语堂独特的文学观、哲学观、美学观、宗教观、人生观、婚恋观、历史观、政治观、伦理观和教育观 (施建伟, 1992:306) 。从时代意义的视觉来看, 林语堂的“一团矛盾”忠实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在其觉醒过程中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 是一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历程, 因此, 这“一团矛盾”不仅仅是属于林语堂个人的, 同时也是属于时代的。
3 性灵、闲适、幽默的中国形象
《吾国吾民》是林语堂用散文体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化的作品, 这种文体可以很好地体现林语堂的风格。那就是, 他成功地塑造了性灵、闲适、幽默的中国形象。散文文体和内容, 相得益彰。
首先,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可以比较系统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林语堂的散文创作相当丰富, 20世纪三十年代形成自己的文体风格, 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用英文写作, 六十年代重拾中文写作, 每一个时期都有大量佳作问世。他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 从文体学的视角来看, 就在于他凭借自己的灵性和审美情趣, 寻找到一种独特的语感、语调和语势, 从而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富于艺术魅力的散文语体。所谓语体, 是指为适应某种特定文学体裁而建构的一套文学语言系统, 是文体的核心表现形态。统观林语堂的散文创作, 它是由鲜明的具有不同语体规范的三种文体类型组成的:社会讥评类、文化评论类和生活感悟类。《吾国吾民》是用散文笔调写的文化评论类作品, 是林语堂多年积累沉淀的结果。用散文可以比较系统地向对中国感兴趣的西方读者阐述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方方面面, 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
其次, 林语堂用英语创作的《吾国吾民》, 语言幽默流畅, 很好地实践了自己所提倡的性灵文字和幽默的文学。例如, 他认为“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 不大会为了金钱的目的而嫁人, 四十岁的女人, 不大会不为了金钱的目的而嫁人。”这种世俗圆滑的看法, 让人会心一笑。谈论中国的诗教传统, 他则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写好诗, 就因为他们用肚肠来思想。”这种机智玩笑的话极大地增添了阅读的乐趣。 (胡勇, 2012:118)
还有, 采用随笔式的散文体, 可以很好地体现林语堂的个人艺术风格和艺术追求。
如果说现代报刊的兴起是散文生长的沃土, 那么外国散文的输入无疑为散文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五四时期的散文家对外国散文的涉猎相当广泛, 对中国作家影响最深、最广、最久的, 还是英国的随笔。因为无论在概念上, 还是在内在精神或外在体式上, 中国散文都深深打着英国随笔的烙印。林语堂用英文写的散文就深受英国随笔的影响。
英国随笔为中国现代散文注入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内核。反映在文体风格上则是一种娓语漫谈式的笔调, 即谈话风和闲谈体。林语堂在书中用第一人称“吾人”, 把西方读者称为友邦人士, 好像作为中国人的代表向西方读者讲述, 娓娓道来, 引人入胜。林语堂以道家的眼光介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认为“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不会腐化,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才会腐化”。林语堂散文中描述的闲适、幽默和性灵的中国人形象, 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
4 林语堂中国形象的形成原因
形象学中的形象, 研究的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文学的作品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异族形象。在比较文学领域提出的形象学并不关注和追究这种描述或塑造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并不在乎原形象和重塑形象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 它所关心的是作家塑造异国、异民族形象时的个体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和文化背景因素, 以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作家塑造的变异, 并探索和挖掘变异现象产生的过程和规律。
具体来讲, 个人原因是林语堂深受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 而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多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社会心理因素是:当时的美国社会读者对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兴趣。文化背景因素是英国随笔这种散文体和林语堂提倡的闲适、性灵和幽默的艺术追求相吻合。
先来看林语堂的教育背景, 林语堂的个人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和当时的社会主流文化有些脱节。他出生于基督教家庭, 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滋养。这种教会学校, 不重视中文教学, 英文和自然科学课程的教学水平较高。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 他阅读了西方的社会学、伦理学、进化论、婚姻论、宇宙之谜, 比较广泛地了解西方文化。大学校长和不少教授都是西方国家人士, 他们的言谈举止和生活方式对年轻的林语堂无形中产生了影响, 使他仰慕西方文明和西方生活。 (万平近, 1998:19) 而他的中国文化的知识的获得是通过幼年时背的《四书五经》、《声律启蒙》、《幼学丛林》和《鹿洲全集》, 以及后来在清华大学做教员时自学的一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陶渊明、苏东坡的诗文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名着和唐宋传奇 (万平近, 1998:26) 。同时期, 他还阅读了大量的孔子、孟子的书籍以及老子和庄子的着作, 所以他的中国文化知识难免有些过于理想化。如他对中国老庄思想的推崇。他认为, “孔子学说的本质是都市哲学, 老子的学说的本质为田野哲学。” (万平近, 1998:106)
再来看看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介绍情况。美国作家赛珍珠于1931年出版了《大地》, 获得了普利策奖金。这是一部描写中国人生活的作品, 引发了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兴趣。因此, 赛珍珠感到要全面了解和真实介绍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 就需要一位像林语堂这样既有文学才力, 又有较高的英文水平的作家来完成。1933年, 林语堂答应了美国作家赛珍珠的约稿, 开始收集资料并动笔写作, 大约用了十个月时间完成《吾国吾民》的书稿。林语堂不负她的期望, 作品出版后获得了好评, 成为当年的畅销图书之一。
林语堂介绍中国文化的散文, 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产生, 并且广为传播的。
在20世纪三十年代, 林语堂的散文, 受到鲁迅等左翼文学家的批判, 这对林语堂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使他长期受到文学界的贬斥和遗弃。林语堂学习了周作人的闲适风格, 确立了“以自我为中心, 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创造原则, 还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 将幽默理论与闲适理论融为一体, 从而形成自己成熟而独特的小品文文体。从文学史的视角来看, 林语堂的文体选择不仅代表他本人的审美追求, 也对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的成熟做出了贡献。
任何文体的选择或者创新, 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外来影响、主体的性格气质、客体的发展特点等因素密切联系, 林语堂对散文文体的选择也没有脱离这一规律。朱自清认为:散文是一种灵活自由、不拘一体的文体, 因而受到急于表达思想而又不便于作长篇大论的社会改革家的青睐, 即现代散文是作为一种社会实用性极强的文体在时代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
现代散文概念的界定与英国随笔的译介密不可分。英国随笔中的浪漫主义精神为现代散文的内在精神塑造助了一臂之力, 用散文来表达个性色彩和充分自由的自我表现精神。
林语堂接受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教育, 加以融会贯通, 形成自己独特而有个性的文化观。从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入手分析《吾国吾民》的中国形象, 可以更好地理解林语堂所塑造的中国形象的意义, 进而更好地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以及了解这一形象塑造背后的社会和文化的因素, 有利于开展与国际社会的对话和交流。林语堂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形象的蓝本。正确看待并评价林语堂的“对外讲中”以及中国形象, 笔者认为是十分必要的。面对当下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和多元文化格局, 如何保有自己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又参与全球盛宴是我们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返观历史, 林语堂走过的道路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借鉴和参考。
参考文献
[1]陈淳, 孙景尧, 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2]胡勇.中国镜像——早期中国人英语着述里的中国[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
[3]林语堂.吾国吾民[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4]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林语堂自传[M].谢绮霞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5]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6]施建伟.林语堂在海外[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