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大战、瓜分势力、冷战等都已不是那么明显的冲突。对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一篇相当具有争议性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中是这样描述的，他毫不隐讳地指出: “在这个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缘由并非是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人类文明的巨大差异以及冲突的主要来源将是文化上的。民族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将依然是最有力量的因素，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的民族间和不同文明的群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的政治。”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大胆地做出了这样的预言: 他认为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将会产生大规模的激烈的文化冲突，而且这种激烈的文化冲突将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对于他的预言是否正确，我们暂时先不做评价，但是他却把文化冲突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还认为文化冲突的影响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这个文化冲突问题确确实实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文化冲突是怎样产生的? 文化冲突是起源于以某种文化为中心的理论和一种文化对其他种文化的压制。亨廷顿为什么会提出如此可怕的预言，这是因为亨廷顿就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进行思考的，而且他感受到了过去那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建制正在逐渐衰落。的确，由于殖民制度的逐渐衰弱和崩溃，各民族的文化都逐步复兴起来，都在重新发现自己的本真，都在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实际上，保存并发扬文化的多样性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没有差异就不会有发展。比如: 非洲音乐对当代通俗摇滚音乐的影响，中国建筑对欧洲建筑的影响等，都说明文化的差异会带来发展。
然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并没有从此就走上坦途，它正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威胁，其中最大的也是最为明显的威胁就是一直存在于西方社会里的各种顽固的文化中心论。在比较文学领域内，就曾经产生过错误的导向和严重的危机，这是由于研究者们把比较文学要研究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对峙了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文化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论更为突出，所谓西方中心主义是指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来理解他种文化的思想方式。具体说有两种形式: 一，是西方人对外扩张自身的文化，二，是其他民族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前者的表现方式是西方的比较文学学者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以自己为核心来诠释和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文学; 他们凭借着西方在经济上优于其他国家的优越地位，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的文化也像西方的经济一样是最优越的，他们的文化有着最合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应该将西方文化普及于全世界，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文化来替代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后一种形式表现为，许多人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丢弃了自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属性，他们自觉地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本土文化，心甘情愿地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一味地谄媚讨好西方文化同时唾弃自身的本土文化。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危害，一方面，它会使西方人盲目地妄自尊大，目中无人，唯我独尊; 同时也使他们失去了认识和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精粹的机会，从而被“囚禁在自己的文化囚笼中而不自觉”。而另一方面，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下，其他民族也不再会拥有他们自己的形象，而都成了一种虚构。西方中心主义使比较文学变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用于自我张扬的工具，同时还成为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帮手。
众所周知，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是诞生于欧洲的，所以由于眼界、学养等方面的局限性以及以欧洲为中心的理论论调，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被比较文学的开创者们限定在了印欧语系里，从而忽略了那些非西方文学的存在，以及东西文学文化交流的价值和互动的意义。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是世界上第一本以“比较文学”而直接命名的专着，虽然他表达了比较文学研究将会使人类的社会生活逐渐扩展的无限憧憬，然而他却明显地将比较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西方文学的内部。在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中，出于实用的原因梵·第根将论述的焦点集中在了西方文学上，他对东方的世界没有一点的考虑。可是一直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还抱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不放，完全无视东西方文学文化的交流和互动的历史事实，例如: 美国学者昆斯特在其一篇介绍亚洲文学的文章中便告诫其西方同仁，应该把比较文学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对现代亚洲文学的影响之上而非相反”，“坦率地说，亚洲文学对欧洲文学几乎一向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只是对小作家而言……在大作家的作品中是微不足道的”。这很明显是歧视，在 18 世纪的欧洲就曾经掀起过一股“中国热”，法国启蒙时代的着名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伏尔泰在接触到清代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删节并译成法文的元杂剧《赵氏孤儿》以后，把它跟欧洲的同类剧作进行了比较，并根据《赵氏孤儿》的故事改编和创造了剧本《中国孤儿》，在法国公演后影响非常大; 随后英国作家默非又重新改编了《中国孤儿》，在英国上演后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些都是对昆斯特的强有力的反驳，也为比较文学从欧洲文学内部扩展到欧洲之外，并摆脱欧洲中心论，提供了历史基础。昆斯特轻视亚洲文学的表现正反映出了欧美比较文学学者的西方中心主义心态，以及他们的认知盲点———忽视和抹杀了比较文学的跨文化互动研究的特性。另外，从韦勒克对所谓的“文学性”的研究实例也可以看出他所认为的“文学性”仍然是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想象共同体”内部的文学性。
存在于西方比较文学界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对文学间的互动视而不见，对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异质文化忽略鄙视，使它偏离了最初的研究基础，更没有做到从跨文化的角度入手寻求文化互动和文学共性。
近十几年来，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发展，并随之带来的文化上的崛起，以及后殖民主义的“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这些因素都大大推进了对西方中心进行解构的尝试，因此“文化相对主义”中原有的“西方中心论”的内涵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西方很多有着宽阔胸襟和战略眼光的有识之士们也逐渐开始认识到了: 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自身的尽头，这已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 由于西方文化本身是难以克服自己的种种问题和不足的，如果需要反观并改进自身的问题，它就需要借助外部的理论和实践来完成，而“文化相对主义”带来的包容并进的多元文化正好为它提供了这样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因此，作为一个直接的结果，“文化相对主义”这个术语也就变得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它对以前固有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研究观念也产生了极具意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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