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纳·韦勒克，一生学识丰赡，他的研究视角独特并且善于将宏观阐释与微观剖析结合得相得益彰。更为难得的是，韦勒克始终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仅具备专业学者应有的虚怀若谷、博采众长的气度，而且保持着优秀学者对所研究领域的高度敏感。1958 年 9 月在美国北卡大学所在地教堂山举行的第二届学术探讨会上，韦勒克宣读了 《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斥责了法国学派的狭隘民族主义与机械性寻根探源所导致的研究怪圈，被视为美国学派的宣言。通过文本细读，通篇体现着韦勒克作为国际学者应有的世界性眼光与整体性意识，此种研究态度与方法对于当前的文学研究与评介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整体性的批评视域
法国哲学家泰纳在 《〈英国文学史〉序言》中论证了决定文艺创作与发展的三种因素: 种族、环境与时代。泰纳认为种族天性是一个民族的原始模型的巨大标记和永恒本能，直接影响着文艺的创作; 周遭的社会人文环境以强劲的势头作用于艺术的内容与形式; 不同时代的精神与风俗也对创作起着指引与修正作用。
韦勒克祖籍捷克，捷克人属于斯拉夫人种的波西米亚人，向来以温顺着称。这样的民族个性反映在他的研究生涯中便使其所具备海纳百川的胸怀，“韦勒克的研究风格素以平和而着称，其看似谨小慎微的保守姿态，并非折中主义，而是采取了批判与借鉴并举的接受策略。”
韦勒克于 1903 年诞生于艺术之都维也纳，在深受地域文化熏陶的同时，他的具有多元化语言和审美气氛的家庭环境也直接影响着他的成长。韦勒克的父亲罗尼斯拉夫·韦勒克是歌剧评论家，母亲加布里埃莱·冯·策勒斯基掌握了英、法、德以及意大利等多种语言，从小耳濡目染的韦勒克勤于学习，这些为他日后精通数种语言并善于用整体性和世界性角度来思考问题打下了基础。在比较文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国学派已经渐渐不能适应二战后世界诸领域的解构与重建，时代呼吁一种能打破现有藩篱，更具开放性和世界眼光的理论体系出现来为陷入僵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指点迷津。韦勒克所具备的整体性视野以及 “世界文学”意识便自然成为反击法国学派的一件利器。
《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的问世引发了巨大的讨论热潮，同时，过分的曲解与误读也为韦勒克带来了长久的困扰。论文毫无疑问旨在批判和纠正当时拘囿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论并丧失了活力的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但是，论文始终以较为客观中立的立场，有理有据地针对 “题材和方法的人为划分，关于来源与影响的机械的概念，文化民族主义的促进因素”这些比较文学危机的症状进行论述。
文中也没有回避美国在研究方面的文化扩张主义倾向并有所保留地对法国学派部分研究成果表示赞许。在 1970 年发表的 《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一文中，韦勒克坦言: “这篇论文引起了无休止的论战，恐怕还会引起无休止的误解。特别令人沮丧的是，有人企图制造美法比较文学观念之间的争论。必须说明，我并不是反对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学派的学者。我所反对的是一种方法，既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了美国，我的论点既非标新立异，也不是纯个人的; 我只是说明了从文学整体引出的观点，那就是，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的区分是随意的，人为的，运用因果关系的解释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只能引起无限的倒退。”
纵观韦勒克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拘泥于平行研究，在跨学科维度的研究和影响研究中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以1963 年出版的《捷克文学论文集》为例，“该着作从纵向和横向维度分别将捷克文学置于发送者与接受者的坐标之上进行了分析与论述，其中涉及影响研究的若干问题。”
由此可见，韦勒克对影响研究始终报以较为冷静客观的态度，将其视为比较文学学科研究中的一种基本研究策略与方法，同美国学派提倡的研究方法共同服务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这样的整体意识促使他的理论着作没有局限于任何流派，而是对各种对立因素采取细致的分析与取舍，从而形成了带有辩证色彩的学术观点。
在 《比较文学的危机》中，韦勒克对于法国学派人为地缩小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使其沦为研究文学之间的 “外贸”表示出极大的异议。他指出: “过去五十年中实际进行的 ‘比较文学’研究的心理和社会动机存在着一种矛盾状态。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为反对大部分十九世纪学术研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却常常被当时当地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淹没和歪曲……结果成了一种记文化账的奇怪做法，极力想尽可能多地证明本国对别国的影响，或者更为巧妙地证明本国比任何别国能更全面地吸收并 ‘理解’一位外国名家的着作，想借此把好处都记在自己国家的账上。”
这种功利性的出发点显然同具有开放性、对话性、跨学科、跨国别视域特征的比较文学研究不相适宜。将衡量文学的标准仅仅局限于计算文化财富的多寡、在精神领域计算借贷也是违背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毕竟无法论证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是完全依附于另一部作品而存在。同时，该学派也将法国文学默认为整个欧洲文化与文学的辐射中心，进行比较研究的范围也只是在欧洲各国文学关系之间。法国学者洛里哀认为: “至于近世，则西方智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势力业已遍及全世界。东部亚细亚除极少数山僻的区域外业已无不开放。即使那极端守旧的地方也已渐渐容纳欧洲的风气。”
在这个问题上，韦勒克显然采取了一种更明智的做法，他提倡建立一种有 “世界文学”整体性意识的批评观，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研究倾向，把文学现象置于更加开阔的视野下予以阐释和评介，同时对东西方文化和文学都给予关注。“对中国、朝鲜、缅甸和波斯叙述方法或者抒情形式的研究同伏尔泰的 《中国孤儿》这类同东方偶然接触之后产生的作品的影响研究同样重要……比较文学当然要克服民族的偏见与地方主义，但并不因此无视或减少不同民族文学传统的存在和活力……我们既需要民族文学，也需要总体文学。我们既需要文学史，也需要文学批评。我们需要一个广阔的视野和角度，这只有比较文学能够提供。”
二、整体透视法下的文学性认知
波兰文艺理论家茵加登作为现象学的代表人物，他所提出的文学作品是一个由语音层、语义层、图式化观相层和再现的客体层共同构建的多层次结构整体，这给了韦勒克很大的启示。韦勒克吸收其理论精髓，以文本本身为研究中心，将其视为符号与意义相融合的整体结构，对诸种本质之间的关系、构成方式以及现象意义予以审美性阐释，从而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学术品格的“整体透视法”。在 《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韦勒克表明明确研究内容与重点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他指出许多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对公众舆论史、旅行报告、民族性格等非文学领域的研究兴趣明显高于对文学本身的研究，这种做法不仅有泛文化研究的倾向，同时还模糊了比较文学的界定与视域。他认为 “比较文学的定义最好是根据它的角度和精神，而不是根据文学中任何被分隔开的部分作出。比较文学将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在研究中有意识地把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作为一个整体。”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在于重新回归到“文学性”这一美学中心上来。他直言不讳道:“艺术品绝不仅仅是来源和影响的总和: 它们是一个个整体，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在整体中不再是外来的死东西，而已同化于一个新结构之中……因为艺术品是由自由的想象构思而成的整体，如果我们把它分为来源和影响，就会破坏它的完整性和意义，所以孤立地找出艺术品中的原因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我看来，唯一正确的概念是一个断然“整体论”的概念，它视艺术品为一个多样统一的整体，一个符号结构，但却是一个有含义和价值，并且需要用意义和价值去充实的结构。”
在他和沃伦合着的 《文学理论》一书中，表明了不赞成 “内容”与 “形式”相分离的立场，换以 “材料”与 “结构”的二分法来规避上述问题。这种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看法与孔子提出的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有着相同之处。同时，在茵加登已建立的文学层面上进行了深化与提升，提出了八个具体的层面，对后世的文学评介有着极大的裨益。
相应地，韦勒克通过对文学研究角度的差别划分出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他在 《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提到: “我把艺术品的研究称为 ‘内在的’，而把研究它同作者的思维，同社会等等的关系称为‘外在的’。可是这个区别并不意味着忽略甚至蔑视产生作品的诸关系，也不意味着内在的研究仅仅是形式主义或不适当的唯美主义。”
关于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在 《文学理论》中有更为详尽的解释。但是毋庸置疑，韦勒克坚信内部研究比外部研究更加重要并更能揭示文学的本质。法国学派仅仅关注于外部研究机械地进行实证性考察显然是舍本逐末的做法，有失偏颇。
事实上，从 “整体性”来思考文学的本质，不仅体现出韦勒克作为一个国际学者试图建立新的文化批评话语模式的努力，而且表现出他对多元化文化的辩证思索与考证。“韦勒克以 ‘文学性’研究为本位与己任的研究原则与策略，始终贯穿于其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功能、理路、范围与走向等一系列问题的阐释过程之中。客观而言， ‘文学性’
问题的提出，对于纠正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的 ‘贸易交往’式的偏差，摆脱盲目搜罗文化史知识的蒙昧状态，促使美国学派在其研究取向上注重探求未曾直接互施影响的文学内在结构之间的审美意蕴，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韦勒克研究的偏颇之处以及对文学研究的启示
虽然韦勒克涉猎广泛、纵横捭阖，能够娴熟而精准地运用各种研究视角与方法进行文学批评与分析，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其学术生涯中依旧有些许令人扼腕的偏颇之处。以《比较文学的危机》为例，其中十分值得商榷的一点是韦勒克对于 “异国形象”研究的看法。他在文中言辞犀利地声明: “伽列和基亚最近突然扩大比较文学的范围，以包括对民族幻象、国与国之间相互固有的看法的研究，但这种作法也很难使人信服。听听法国人对德国或英国的看法固然很好———但这还算是文学学术研究吗? ……这只是民族心理学、社会学; 而作为文学研究，只不过是过去那种题材史研究的复活。……这样扩大比较文学无异于暗中承认通常的主题搞不出什么结果———然而代价却是把文学研究归并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研究之中。”
但是，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以及体系的完善已经证明: 异国异族形象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可用来分析形象形成过程中潜在的社会心理背景以及深层文化意蕴。历经时间的洗礼，它已经为各国比较文学研究所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形象学。同时，与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结合促使其迸发出了极强的生命力。
究其原委，我们可以发现异国形象研究之所以被韦勒克极力反对是源于两点: 第一、由于该项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较为特殊，因此需要大量的实证性考察和具体文学文本分析来佐以论证。而这样的做法，在韦勒克看来依然没有突破法国学派影响性研究的藩篱，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依然是用陈旧的唯事实主义来进行指导。显然，韦勒克的看法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并没有理解伽列和基亚此举的意图是为了扭转法国学派日趋明显的研究弊端，虽然他们采用的方法相对于韦勒克而言要缓和得多。第二、因为异国异族形象研究必然要涉猎民族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学科来进行理论支撑，所以被韦勒克将其认定具有无度扩张研究范围的嫌疑。但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特征就决定了它是一种跨民族界限与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当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研究，例如: 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宗教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韦勒克的文学研究理论对后世文学评论构建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所提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理解作品，对中国和外国的文学研究评介活动都具有启示作用。以中国 80 后作家郭敬明创作的 《悲伤逆流成河》为例，通过文学外部研究，我们能更好更全面地理解 “80 后”文学中反映的家庭矛盾、悲伤情愫、爱情的幻灭，同所处的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对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规则的解构以及计划生育以来独特的家庭体制导致的代际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文学内部研究，我们可以发现 80 后有别于传统文学宏大叙事的独特写作模式以及所擅长驾驭的忧伤华丽的文风。这样的研究也是立足于整体性视域，从而更好地梳理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潮流风尚以及探究这背后潜在的原因。同样的，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助于全方位地解读日本女作家金原瞳的《裂舌》。从外部研究的角度来看，金原瞳生性叛逆，自幼厌学，甚至经历过自杀等极端事件，书中作风大胆、令人咂舌的主人公 RUYI 简直就是作家的“第二自我”，作品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中的自恋文化特征，直面日本青年人中盛行的空虚、脆弱、孤独等精神现状，呼吁人文关怀的复苏和自我价值的重构。从内部研究的角度来看，受颓废主义和残酷美学的影响，文本以自虐性的身体改造为题材，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另类描写手法营造出一个极其疼痛的文学世界，造成了文学界的巨大轰动。
总之，韦勒克的比较文学整体观以辩证综合的方式来解构当时的权力话语———法国学派的理论，为文学评论话语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更加宽广的研究道路，表达了一种普适价值观，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 ( 第三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 胡燕春． 比较文学视域中的雷纳·韦勒克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 韦勒克． 比较文学的危机 ［G］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 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4］ 韦勒克． 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 ［G］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 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 洛里哀． 比较文学史 ［M］． 傅东华，译． 上海: 上海书店，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