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言： “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 读史者于同中观异， 异中观同。”德国当代戏剧家勃来希脱（Brecht） 也 有句论文艺学习的话 ： 模范 （指某种好作品 ）是好的， 但比较 （和外国作品比较） 更有益。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很多国家在 19 世纪末，就十分关注比较文学的发展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在中国， 从严格意义上说，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研究， 是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的事。
如此算来，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不过才 30 年左右， 历史相对短暂。“正如中国人去长城寻找石料一样 ， 学者们纷纷到韦勒克那里寻觅文学的思想。”
马丁·巴科在其所写的传记《雷纳·韦勒克》 中曾这样写道。 韦勒克一生著述颇丰， 影响力极大， 好多著作都被奉为圭臬。 《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 是韦勒克 1958 年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面对当时比较文学发展的重重危机， 韦勒克给予了极为深刻的分析。 虽然报告发表时至今日已半个多世纪， 但韦勒克所披露的不少问题， 如今仍 “最有力，最富论战性”。 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发展须从韦勒克那里汲取养分， 方能窥见并修正不足， 绕过暗礁而茁壮成长。
一、 回归 “文学性”
韦勒克在 《比较文学的危机》 中强调： “文学研究界今天首先认识到确定研究内容和中心的必要性。”
当然，韦勒克所指的 “今天” 时至今日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 我们可能不再会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思想史、 宗教、 政治概念等， 但随着全球化的到来， 文学研究范围开始蔓延， 扩大到整个 “文化” 及与文学相关的研究层面。 2004 年， 《关于比较文学的对象与方法》 的报告指出: “最近几十年来,不读具体文学作品而从事文学研究也似乎成为可行之事，而且经常如此———尽可把美学理论、 文学史、 接受理论、文学教育， 甚至文学理论史当做独立的研究领域。”
这段文字表明， 现在的文学研究范围已经打破了传统文学研究所限定的界限。 报告同时指出： “文学性， 或者用蒂尼亚诺夫 (Yury Tynjanov) 的著名术语， literaturnost， 是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也是所有文学传统的共享因素。 像比较文学这样的世界性学科， 研究并在所有文学语境中描述 ‘文学性’，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这一报告中可以见出，把握 “文学性”， 依然是我们进行文学研究的一个先决条件和因素。当下， 文化研究范围的扩大， 使我们难以认清文学发展的方向。 原本研究内容难以确定的比较文学， 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大熔炉的冲击， 更是无法明确其研究内容与走向。 然而， “文学研究如不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物的学科来研究， 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
比较文学的发展不应该是漫无边际的， 一定要限定自己的研究范围， 即关注 “文学性” 的问题。 在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 《文学理论》 一书中， 韦勒克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大部分， 并强调我们只有以内部研究为核心， 才能使文学研究历久弥新。 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 不能脱离文学文本， 只打擦边球， 否则将很难产生有建树的著作或论文。
当然， 韦勒克并非说我们应该忽略或歧视对渊源关系的研究。 他所反对的， 是在历史研究和形式研究之间人为地树立起一道障碍。 我们既要做渊源的考证， 也要向俄国形式主义者和德国的文学家学习， 在韦勒克看来， “唯一正确的概念无疑是 ‘有机体’ 这个概念。”
目前， 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 往往只偏重与文学相关方面的研究， 对于文本本身的深入研究和细致分析程度不足， 固然很难写出与布鲁克斯的 《精致的瓮》 相匹敌的文章。 因此， 我们不得不深思， 虽然 “新批评” 有其历史局限性， 但只有奠定扎实的文学功底， 才能言之有物。 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失却了 “文学性” 的比较文学学科将因为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无以立足。 只有坚持文学性， 比较文学的发展才能经受住学术发展历程的蜕变， 长久立足。 今后的学术研究如何在恪守传统或皈依文化之间进行取舍， 如何把握好其内在关系， 是我们必须甚重思考的一个课题。
二、 “中国学派” 建立的背后
讨论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 历来是西方比较文学学者所热衷的一个话题。 在 《比较文学的危机》 一文中， 韦勒克指出： “我认为， 内容与方法之间的人为界限， 渊源和影响的机械主义观念， 以及尽管是十分慷慨的但仍属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 是比较文学研究中持久危机的症状。”
韦勒克所提出的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虽然早就存在， 但其中许多问题， 至今仍未找到合适的答案。
韦勒克所提出的第三种危机， 即 “文化民族主义” 动机， 在当前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 分歧尤其明显。 众所周知， 在比较文学史上， 前有法国学派， 主要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以因果关系来解释一切。 后有美国学派， 他们冲破了法国学派的藩篱， 发展了平行研究等比较文学模式。 而后， 又出现了苏联学派等较有影响力的学术圈。 针对这一趋势， 有人认为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学派。 纵观国内论文著述， 不难发现， 有些学者宣称自己就是中国学派， 有些著述也阐明了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于这一问题， 笔者并非没有民族意识， 但张隆溪先生的建议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张先生常年在海外研究， 在2009 年苏州大学访谈 《比较文学的轻与重———与张隆溪先生谈比较文学的发展》 一文中指出， 学派往往只是一种历史的总结， 一般都是文学史家在后来追认的， 哪一个学派都不能靠自我标榜就可以建立， 也不会因为自己宣布成立了学派， 就能获得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而且， 张先生强调： “一个学派的确立要有自己的特点， 要有自己的代表性经典并因此形成了某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传统，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承认。”
我们应该知道， 学术研究不同于喊口号， 如果想在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 被别人认可， 只有拿出高水平， 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来， 才能实现。故而， 为了标榜自己而建立一个学派， 是得不到国际上的认可和尊重的。
罗马尼亚学者亚历山大·迪马在 《比较文学引论》 一书中， 指出了比较文学的发展伴有一定的 “病态”。 他指出： “有一些研究比较文学发展的著述往往试图把这门学科分成几个学派， 一种是有世界意义的学派， 另一种则是按国别分的学派。”
迪马指出这种人为的极为主观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此外， 瑞内·爱金伯勒在他那篇针对性很强、充满机智的论文 《比较不是理由》 以及发表的 《比较文学评论》 杂志上的许多文章中所指出的， 在目前阶段既谈不上在每一个国家已明确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也谈不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观点。 我们不应该截然地将各个学派分开，从文学是人类的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一角度来说， 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而且， 人为地标榜建立一个学派， 其背后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不能排除。 虽然中国的比较文学起步较晚， 但我们不能先建立一个学派， 标榜自己， 而后再发展比较文学。 这样做， 无益于比较文学事业的前进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提升。
韦勒克在 《比较文学的危机》 一文最后指出： “我们仍然可以是优秀的爱国主义者， 甚至民族主义者， 但是借贷体系将不再起作用。”
当然， 韦勒克写此文时所指的民族主义自然不是指中国， 然而， 仔细回味一下， 对于 “中国学派” 的建立， 很难说不是受文化民族主义所支配。 众所周知， 钱钟书是了不起的学者， 写了不少关于比较文学方面的著述， 但他坚决否认自己是 “比较文学家”， 这种低调与当前社会的空前标榜， 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
三、 中西贯 “通”
在 《比较文学的危机》 一文最后， 韦勒克给出了 “有机体” 的概念， 防止我们把文学研究进行人为的错误分割， 应该把艺术作品看做是千差万别的整体。 然而， 这一概念的背后， 还需我们做很多努力。 在国内外， 很少有学者像韦勒克那样， 懂得多国文字， 这是智力上的不同导致的客观差异性。 然而， 主观上， 还有待于我们付出大量的辛劳和汗水。 由于知识积累或外语能力不足， 不能达到中西贯通， 也不能把文学看成一个 “有机体”， 从而导致我们往往是管中窥豹， 所研究的东西往往流于表面， 或十分片面， 难以做出客观、 中肯的评价。 当然， 韦勒克指出：“人人都有权研究任何一个问题 ， 即使这只是一种语言中的一部作品； 甚至有权研究历史或哲学或别的任何题目。”
然而， 韦勒克又进一步指出： “当然， 他要甘冒遭到专家们批评的危险， 但这种危险是不得不冒的。”
目前，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很多学校建立新的教研室， 而且经常召开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 人们对比较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 然而， 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国际化发展， 同时显露出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其中之一便是面对各国经典著述， 往往会望洋兴叹， 读不懂英、法、 德等国外经典著作， 更难以达到钱钟书所说的 “通”之境界， 这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十分不利。
作为极有影响力和极具建树的学者， 韦勒克在比较文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只有从这样的学者身上汲取营养， 中国的沃土上才能结出丰硕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 才能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文学做出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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