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特别是外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研究，不单纯是一个学术研究话题，它很容易产生显著的社会影响力，并显示出愈来愈强劲的生命力。它与目前中国“国际形象”的宣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建设，相互关联。中国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从 “他者形象塑造”研究模式起步，发展到目前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探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里东方主义话语的研究策略，更进一步的研究思路或可体现为思想史语境的他者形象阐释路径。
一、形象学研究的传统阐释思路
形象问题，尽管复杂，但无处不在: 远方的异国形象、近处的异地形象，大同小异。一旦自己的心理指向了异于本土 (本地) 文化的实存空间，形象的想象问题，便不期而遇，形象学的研究就有了某种现实需要。这其中必然会特别关注 “形象”的形成及其验证过程，涉及到如何调整心态，以弥补与现实境遇造成的文化心理落差。
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法国汉学家朱蒂特·戈蒂耶，从不肯到中国来实地走走、看看，怕破坏了他们心目中的唐宋诗词式的中国印象。毛姆来到了中国，但不很适应，因为他心目中的中国，在汉唐盛世，甚至是在 《庄子·秋水篇》里，是一个画屏上的中国印象。
我们一般人都会有一种游客心态与怀旧心理，带着一种文学想象去参观体验，多半又会失望。邢小利，一个来自大秦关中长安的北方人，在文字中书写着对文化江南的呼唤与无奈。他写南京的夫子庙，说打眼看去，街道两房满眼都是现代化的商家，所售商品大多针对游客。又说秦淮河河畔不时传出老歌声，但男声唱的是腾格尔的 《蒙古人》和 《天堂》，女声唱的是韩红的《天路》。这让邢小利颇感困惑，因为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怎么听怎么不是味儿。在邢小利或一般文化游客心目中，是有如刘禹锡 《乌衣巷》、王谢家族，孔尚任 《桃花扇》、李香君，曹雪芹 《红楼梦》、江宁织造，朱自清、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这些文学人物、文学作品以及与文学人物有关的物与事，塑造了南京的文化形象。他感叹，与其说我们是冲着实地的夫子庙、秦淮河、李香君、乌衣巷来的，还不如说我们是奔着文学想象、文化想象中的夫子庙、秦淮河、李香君、乌衣巷来的。面对全球化、一体化把一切文化个性都化没了而引发的巨大的文化心理落差，邢小利最后的旅行体验只能是:“夜泊秦淮，让我震惊，也让我感到哀伤。”
想必热衷于传播与研究中国文学的阿瑟·韦利，如果踏足当时那个硝烟弥漫、满目疮痍的中国的话，同样会感到震惊与无奈，这是文化理想主义实践者的共同哀伤。
讨论文学中的异域形象，可以置换成 “文学”与 “现实”的撞击与重塑问题: (1) 文学———因之于文学作品 (或历史地理著述) 的异域形象描述而形成的先在印象; (2) 现实———实地体验带来的心理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形象调整与文化反思，诸如会重新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物质进步与精神退缩的关系等等。但这其中并不全是作家们 (形象制造者) 不着边际 (当然是出于自身目的) 的文化想象。因此，比较文学领域内的形象学研究，其理论基点及其研究路径，值得反思。这就是理论正确，还是事实正确。
关于形象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我们的看法往往是: “形象学关注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但它并不要求从史实和现实统计资料出发，求证这些形象像还是不像; 它拒绝将形象看成是对文本之外的异国异族现实的原样复制，而认为它只是一个幻象，一个虚影。”
在 《中国不是中国: 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一文中，我们谈及关于英国文化视域里的中国形象问题时，也遵循了这样的思路: 英国文学里涉及中国题材的作品，所展现的其实是英国作家对中国的想象、认知，以及对自身欲望的体认、维护。中国题材创作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形象问题。正是在这种对他者的想象与异域形象的描绘中，不断体悟和更新着自我欲望。因此，一种文化语境内异域形象的变化无不暗示本土文明的自我调整。这种异域形象一般同时包含三重意义: (1) 关于异域的知识; (2) 本土的文化心理; (3) 本土与异域的关系。英国作家通过中国题材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也都包含着这三重意义。
首先，异域知识为作家创作异国题材作品提供了一个切入点，这种异域知识的来源可以是书本经验，也可以是亲身经历。不同时期里英国作家获取中国题材的途径不尽相同。但不管哪种途径，在对异域知识的取舍利用时均受自身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所制约。
其次，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的选择、认识和解释，常常同时又是自己观念和立场的展示，其中所凸显出的是本土的文化心理，而且任何关于他者的新信息都必须先在传统视野内重塑再造后才能被接受。这样看来，任何作家对异域文明的见解，都可以看作是自身欲望的展示和变形。
第三，至于本土与异域的关系，任何民族起初都会表现出一种自我中心意识。事实上，外国作家面向异国时并不要求任何相互的效果，甚至不要求任何反馈也不要求对方理解自己的感情。他们对异域他者的描述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乌托邦式的文化幻象和意识形态式的负面认知。
也就是说，上述关于中国形象研究的基本论述思路是: 西方的中国形象，据说是西方文化的他者想象。20 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人间乐园或人间地狱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 “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这就是我们处理中国形象问题的理论基点及其研究路径。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思路非常 “后现代”，不管从福柯的话语理论，还是文化的表征理论上看，无疑都 “理论正确”。也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些理论出发，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背景上，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必然会得出这些观点，或者，这些观点在理论前提上已经设定了。
这样一种以某种理论观点针对作品文本或文学想象套用的研究路径，深受 “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但是在 “事实”的层面上，这些理论能否立住脚? 即便说西方的中国形象确有异想天开之处，那也不能轻易下 “纯属虚构”(即 “东方不是东方”或 “中国不是中国”) 的结论。
二、后殖民批评方法之于形象学研究的反思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关注的是文本的权力，于是，总挑西方文本中的虚构处批判。西方的中国观，真是那么荒诞无稽吗? 究竟有多少是想象虚构，多少是知识真理? 一般小说 (虚构形象) 与学术著作 (汉学著作) 是否应该区分，其间的互文性联系如何界定? 而且，想象是现实的延伸，现实是历史的影子……所谓文化想象，如果置于历史语境考察的话，其实并不缺少现实依据。或者进一步追问，我们为何要强调“他者”? 是理论旅行的结果，还是现实处境的需要?抑或两者都有? 为何要强调“后殖民批评路径”?
对中国读者而言，“外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研究所显示的启蒙意义，如何体现? 是否更适合于中国的发展? 都是值得认真反思的。运用某种理论路径 (如后殖民理论批评)研究各种文本里的 “中国形象”，所得出的结论大致相近。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这里涉及到理论产生的语境与理论应用的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种特定的理论方法，确实能够启发人重新思考某些问题，但一旦变成某种中心 “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即有可能产生偏误，主要表现为忽视现实历史语境以及异文化语境的丰富复杂性。观念先行带来的是思路偏颇与结论干涩，进而失去了理论方法的质感，尽管理论话语表述本身很能吸引人眼球。一种变成 “主义”的批评体系，作为一种变异体，往往展示出某种侵占性，有如外来物种的入侵所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它总想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无限夸大理论的价值空间。而复杂的事实往往会与这样的批评思路相左，于是为了维护理论的话语支撑，更要夸大宣传，离事实的本相愈来愈远。笛卡尔说得好:“我们发现，在大多数争论中间，并不是真理位于人们主张的两种意见的中间所在，不偏不倚，而是哪种意见越说得偏激就离真理越远。”
但是，批判又是一种难得的策略，片面的深刻，与深刻的片面，对目前学术界、批评界、文化研究界，确实很重要。这对推动人们的思考与反省，力量远远大于讲求 “事实论证”的表述，即像残雪文学观的意义，或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表述。不过，学理上的反思相对容易，现实中则不易或不愿清醒，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元，历史形成的文本中，出现的这些中、西二元对立，更有可能拿来作为现实对抗的工具，就像后殖民主义 (东方主义) 思路那样。
其中，特别是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出发的形象学研究思路，因其激进的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色彩，很能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更值得我们中国学者警惕。张隆溪说得好: “我之不满于 ‘后学’者，也正在其貌似激进，实际上却起一种为现存文化和社会秩序辩护的保守作用，并且以中国和西方的对立代替了对自身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批判。中国的 ‘后学’往往否定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职责，甚至否定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中国 ‘后学’家们常提到的如赛义德等激进的理论家，并未放弃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职责，倒是赛义德在中国的解释者们对他这部分思想往往避而不谈，讳莫如深。‘后学’家们虽然常常引用赛义德的著作，以反对西方学者的‘东方主义’为标榜，但他们将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的思想方法，却与他们批判的 ‘东方主义’如出一辙。”
这样，我们中国学者对外国作品里中国形象问题的讨论，出发点及目标如何，就很值得关注，因为这决定着我们研究者的 “思想”附加，即我们研究此类课题的意义何在。
三、异域形象研究: 立场、身份及三个着眼点
如何弥补理论自身预设的偏误? 有学者曾提出 “本质主义”与 “关系主义”两种文学研究范式，并呼吁要消解 “本质主义”，提倡 “关系主义”。
这有助于消弭理论预设或观念先行所引发的某些结论偏差。具体说来，我们的总体心态要 “内敛”: 其一，沉下去，关注史料文献，进入历史语境，理清文学现象的系谱学或发生学脉络; 其二，缩小研究范围，也就是立论的基点主要是处理文学交流史的问题，而不必总盯着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宏大话题。
更进一步讲，关于异域形象的问题，所持的“立场”最关键: (1) 形象制造者的立场，包括中国形象的西方制造者、西方形象的中国制造者; (2) 形象观看者的立场，特别是观看者就是国族形象/区域形象的一分子的时候。
“立场”问题，又都取决于自己的 “身份”意识。而 “身份”意识的有无与强烈程度，背后又有历史惯性、文化积淀、经济状况的支撑。“身份”意识是否强烈，有两点特别明显:(1) 自身处于强势 (经济、国力) ，还是弱势?
一般而言，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身份意识越自觉越明显。 (2) 是否发生了与异域文化的交流?包括走出国门后的交流、移民国外后的交流、在本土与外国人/文化的交流、得自书本知识的交流……这种感觉与认识，在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的讲演中也得到印证。毕飞宇说:我对作家的身份一直比较木然，对中国作家的身份也一样。一个写作的人，没事的时候谁会去琢磨这个? 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许多外国作家走在一起，有一个词大家重复特别多，就是 “身份”，而讲这个词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特征，大多来自亚、非、拉，即第三世界作家。一位非洲女作家用法语写作，但生活中，几乎不用法语，一直用她的本土语言。说起她的本土语言，肢体动作就非常夸张，载歌载舞的，说她的本土语言多么的美。但这种本土语言，覆盖面很有限，所以写作时只能放弃她的本土语言，用法语，否则她的书就没几个人去看。法语其实已经是她的生存技能，为了写作，活下去，不得不如此。到最后，在写作的过程中，她把她自己写成了 “他者”。她的写作只是做了这样一件事: 我不是你，我是你。他们格外在意 “身份”，这是一种痛，代价巨大。②因此，我们首先要不断考证、追溯那些“现实”及 “历史”，即外国作家关于中国知识的 “事实”来源，对照作家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再来考察其中所蕴涵的 “思想”附加。可以发现不同作家笔下中国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思想附加值大相径庭。这就有可能跳出 “形象学理论 + 作品文本”的基本套路，因为援用这样的思路，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因而失掉了学术研究自身的生命力。
我们对外国文学作品里中国题材的讨论，以及中国形象的理解接受，可以概括为三个立足点，它们决定着我们采取何种分析策略:
(1) 以 “传统中国”为参照物，会辨别形象的真实或虚构，以此解释 “中国形象”的意义。
(2) 以 “现代中国”为着眼点，重在解构“中国形象”的虚构色彩。不论是乌托邦式中国形象，还是意识形态性的中国形象，都被质疑其合法性，即所谓 “中国不是中国”。批判意识是其中的主导思路，这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国崛起的情结、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有关。国力的增强，对文化力强盛的需要，必先对历史遗产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清算。但其客观效果不佳，中国形象的陈述与宣示，尚缺乏较理想的表述语言。
(3) 以 “未来中国”为切入点，建构中国文化的宏伟大厦。其前提是要推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大力吸收普世价值 (人文愿景、公民意识、科学理性、法制规则) 的文化精髓，这样才会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关于 “中国形象”的学术研究，应该起一种“牛虻”的作用，即便是负面的中国形象，同样会产生某种警示作用。
四、负面中国形象的理解策略
如何看待负面形象，或者是妖魔化的中国形象? 可以尽量客观分析与理性解读，有时倒是个反思自身、改变自己的好机遇。耳闻目睹的都是好听的话，对国家民族来说，或许是一个灾难，因为听不到警醒的话。他者之镜，毕竟不是可有可无的。鲁迅即在 《伪自由书·电的利弊》中如此参照: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 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
我们对 “中国形象”塑造的态度如何，特别是对负面中国形象的看法，取决于我们中国读者 (研究者) 的立场与心态 (比如: 国家力量的强弱、文化软实力的有无和强大与否、中国人形象素质如何) 。其实，中国立场，并不是处处以中国之是非为是非的思路立场，而是借助于异域文化之镜，来发现自身弊端以图谋有机发展的变革心态。前者是保守的，或许其口号还是高举革命浪漫主义的、揭橥民族理想主义的，其实是将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是丧失信仰的思想危机的表现，最低端的表现就是一种弃船心态; 后者是改革的，尽管其言论表现为彻底的自我反思与解剖批判的，其实显示的是重建信仰的思想者的勇气与信心，是一种历史的乐观主义和现实主义心态。
从理想主义 (传统) 走向经验主义 (现实) ，要经历一个思想危机的痛苦过程，如何面对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负面形象，从学理和政治层面都能印证这一思想危机的纠结程度与自我蜕变的试金石。以冷静的科学态度重审中外文明史的轨迹，尝试从传统文化思想的某些禁锢中彻底解脱出来，需要的是广阔的国际视野与丰富的生存智慧，以及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
思想者顾准在题为 《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1973 年 3 月27 日) 的文章中，不断提醒与激发我们: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 (中国) 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 “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
中国思想是贫乏的。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须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作为具有高度学术责任感的跨文化、跨学科的形象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将之与中国 “国家形象”的自塑运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联系起来，这构成了我们的阐释立场。反思传统研究路径，尝试新的解读方法，通过大量史料的实学研究，着重从历史细节等微观角度，再现“中国形象”所走过的历程，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这种研究路径离不开思想史语境的引入与解析。
五、思想史语境里的形象读解及其建构
从形象学理论方法(特别是后殖民批评理论) 出发，研讨外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 还是从思想史角度切入，讨论中国题材及中国形象之再现或表现的历史语境，得出有益于当下中国“国家形象”呈示的启迪? 这值得我们讨论分析。
我们在一篇论文中讨论过思想史语境阐释文学问题的路径及意义，其基本出发点是构想如何超过那种习以为常的 “理论方法 + 文本批评”的解读框架。其中特别提到: 对文学研究来说，思想史语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念，如何凸显在我们现在的精神生活中，以及我们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基本方式，并反思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人们所做出的对文学经典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立足于思想史语境的理解，可以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文学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对它们进行重新理解。
同样，这样的思路可以用之于他者形象研究:
(1) 紧贴历史，追溯文本里异域形象产生的多层因子; (2) 关注现实，揭示我们研究异域形象问题的当下语境; (3) 撼动人的心灵，异域形象研究的深度表述与启迪价值。将他者形象问题置于思想史视野中，可进一步拓展异域形象阐释的学术思想空间，揭示他者形象产生传播过程中的思想意义。也就是说，从形象学研究的问题点出发，关注细节，见微知著，以跨学科和语境式的解读与分析，得出有益于当下人生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借鉴意义。
其中，对他者形象的研究，必然会关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其间涉及真与假(形象) 的问题，都呈现出国族形象建构中的思想史价值。而且，形象建构者心理、思想观念的“伪/假”，反而能体现出思想史演进脉络的“真”来。我们在追溯外国作家关于中国形象塑造上的“伪/假”现象，重点是发掘建构者内在的心理“真相”。
这些历史或心理 “真相”的揭示，即回归到事物本来面目的考量，就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即承担着启蒙职责。因为，启蒙就是捍卫记忆，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不应该只是各种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旅行中的某种注脚。
前文已述，即便是中国立场，也并非处处以中国是非为是非的思路立场，而是借助于异域优秀文化，来发现自身弊端的变革思路。
摒弃理论束缚，尊重历史常理。历史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有纠错的功能。文化交流有自身的规律，重要的是了解与认知中国传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中，增强调适作用。中国文化向外走，大势所趋。效果如何，值得评估。如不推进国内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人的现代化，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仍会是个不可理喻的 “妖怪”。
那么，中国形象如何构建? 中国既要加入世界市场体系，又要进入世界话语体系，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文化认同。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成为一种国际力量，国家的影响力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更包括公民的文明素质、政府的法治形象、知识分子的人文追求，以及文化传统的繁殖力与适时性。这是国家形象的本质所在，是急迫而需长期努力的方向。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秘鲁的略萨在访华之后撰写文章 《新鲜空气与苍蝇》: “我还是听到他们(中国的知识分子) 当中的很多人抱怨年轻人，特别是受到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公民生活和文化，以及哲学、艺术和宗教等问题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兴趣。所有人似乎都热衷于获得很好的技术和专业培训，为他们进入跨国企业、获得高薪或管理职位打开大门。大部分人只关心赚钱，赚很多的钱，生活得更好。”
中国模式不应只是经济发展的模式，还应当是精神价值模式，使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精神充实、崇尚道德、遵守法律，有民族自豪感。这有助于构建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立足于这种身份自信基础之上的阐释立场，同样有助于客观理性地对待历史与现实中的他者形象问题，以揭橥其在思想史上的认知与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