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趾源 ( 1737-1805) 是朝鲜李朝后期着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创作的小说短小精悍,见解深刻,充分反映出时代特征,揭露了朝鲜王朝封建制度末期社会的腐败和消极现象,带有明显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鲁迅 ( 1881-1936) 是中国现代最着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小说语言简约却不失丰腴与冷峻,在讽刺之余批判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和残酷.
类比学 "包括强调异点的对比和侧重同点的类比,是超越国界文学研究,找寻异同的比较方法.对比,可使作品各自特点异形突出; 类比,则可归纳文学的通则或模式.……类比学多从作品的平行关系中进行对比或类比研究."[1]230 -231朴趾源和鲁迅是能够代表各自时代的文学大家,他们的文学创作旨在宣传社会改革思想,作品中反映的是社会现实中最具重要性、根本性的问题,塑造的是当时社会某些阶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通过对两位作家作品的考察,可以发现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存在明显的类似性及关联性.运用 "类比学 ( analogous) "研究方法,将朴趾源最具代表性的小说 《虎叱》《广文传》 《烈女咸阳朴氏传》分别与鲁迅广为人知的小说 《狂人日记》《阿 Q 正传》 《祝福》进行比较,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契合与异构进行考察和研究,对于找出中朝两国文学的类似与相异,管窥中朝两国在思想和文化上的相通性与连续性有着极为重要的实证意义.
一、 "老虎"与 "狂人": "唯吾独醒"的先知者形象
朴趾源和鲁迅的小说中塑造了这样一类人物,在世人都在为封建社会的所谓 "儒学"和 "道学"而津津乐道时,他们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有着先于常人的深刻觉悟和认知能力,他们不满于现实,勇于揭露旧社会消极现象,是特定时代的先知先觉人物.朴趾源 《虎叱》中的老虎及鲁迅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即是这一先知形象的代表.
朴趾源的短篇 《虎叱》篇幅简短,但寓意丰富.描写了假装儒学大家的北郭先生与所谓 "贞洁烈女"的东里子两人欺世盗名,扰乱社会风气,而老虎以拟人化的先知者形象,痛斥北郭先生的迂腐和虚伪.《虎叱》一文情节简单,甚至被某些俗学者视为 "无稽之谈",但以文学之角度分析,小说中看似无稽的情节构造正是作者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虎叱》中最值一提的即是拟人化的虎形象,他是作者赋予先知者灵魂的关键人物,老虎的先知思想贯穿全文,北郭先生在与东里子幽会之时被她的五个儿子发现,北郭先生在仓皇逃跑中掉进粪窟,挣扎爬出后遇见老虎,"虎颦蹙呕哇,掩鼻左首而噫曰: '儒臭矣! '"[2]460以及在东郭先生"顿首匍匐而前,三拜以跪,仰首而言"后, "虎叱曰: '勿近前! 曩也吾闻之,儒者谀也,果然.……'"[2]460等情节充分表现出老虎对满口仁义道德的伪道学的先觉与揭露.而小说尾处,当东郭先生以伪道学狡辩后,"潜息屏听,久无所命,诚惶诚恐,拜手稽首,仰而视之,东方明矣.虎则已去……"[2]461在讽刺儒学者虚伪狡诈的滑稽形象的同时,更是表现出作为先知者的老虎对无法改变残酷现实的无奈与逃避.
《狂人日记》以日记体的体裁形式描写了发现并勇于揭露封建社会人吃人本质的狂人的痛苦挣扎与不断抗争的过程.小说中,狂人一路发现人吃人现象,继而担心自己成为吃人者的涉猎对象,并将自己的亲哥哥和母亲也分别并入吃人者和纵容吃人行径之列.狂人也由此对世人充满戒备,终日生活在惶恐和揣思当中,陷入 "众人皆曰可笑"的孤立境地,正如文中所写: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 '吃人'! "[3]4作为 "众人皆醉而唯吾独醒"的先知者,狂人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并以先知者的使命,勇敢的劝说世人,不断揭露和痛斥由古至今历史上的人吃人现象: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 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3]7, "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 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3]10狂人勇敢地和吃人者搏斗着,但狂人思想的宣传在那个特定时代注定以失败告终,他无法改变千夫所指的 "疯子"形象.无奈的狂人最终在反省自己也曾吃过人之后,将希望寄托于尚未被吃人思想腐蚀的纯真的孩子身上,小说最后以"救救孩子……"短短四个字充分体现出狂人作为先知者的无奈和对未来的憧憬.
如上所述,《虎叱》和 《狂人日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表现出惊人的契合.首先,老虎和狂人都被赋予走在时代前沿的先知者称号,他们思想进步,勇于揭露封建社会的消极不合理现象,对整个社会进行勇敢的宣战和抨击.他们是 "众人皆醉唯吾独醒"的先知者形象,社会的丑陋现象,只有清醒的他们才看得出来,他们是 "先觉善斗之士",只有先觉的他们才勇于与吃人现象不断抗争.其次,两部作品分别通过老虎和狂人之口痛斥了人吃人的社会.如 《虎叱》中老虎作为十八世纪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对吃人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计虎之食人,不若人之相食之多也.去年年中大旱,民之相食者数万; 往岁山东大水,民之相食者数万……"[2]461, 《狂人日记》中狂人对吃人现象的洞察以及揭露更是始终贯穿作品始末.再者,《虎叱》中老虎不屑倾听北郭先生以伪道学百般狡辩,而悄然离去,以及 《狂人日记》中,狂人在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奈之下以一语 "救救孩子"将希望寄托在未来,这些通过对老虎和狂人的描写体现出同一主题,即作为时代先知者的无奈与痛苦,以及特定时代下先知者注定失败的命运.
《虎叱》和 《狂人日记》这两部小说以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出同一个社会主题,即两个类似的人物形象具有相契合的原型意蕴.但在人物塑造上,《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更为深刻,围绕人物展开的情节构造也更为丰富.由此可以窥见作者在创作思想及时代赋予的特性上的差异,朴趾源选择在动物的形象中赋予先知者意识,是因为处在当时时代,作者还无法也无力与封建现象进行正面对抗,当然这也与作者的思想深度和反抗力度等不无关系.而到鲁迅时期,近代意识的成长使作者与封建文化的正面对决成为可能,落后的时代和进步的思想促使鲁迅的反封建力度更彻底更深刻.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形象鲜明,情节丰富,言语犀利,就如《狂人日记》中所塑造的狂人形象,在吃人的社会中,狂人是被世人孤立的 "疯子",是千夫所指的"狂人",这种独特的人物形象是时代的产物.正如 1935 年,鲁迅在专门谈中国历史的文章中说过: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深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5]48,此言在揭露历史上人吃人本质的同时,也可洞察 《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来由及使命,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以文笔向封建社会不断挑战的勇敢的斗士形象.
二、"广文"与 "阿 Q": 被异化的贫贱者形象
朴趾源和鲁迅都生活在历史过渡的转型期,这也是其笔下贫贱者形象不可或缺的根本因素.《广文传》和 《阿 Q 正传》描写的就是社会最底层人物悲惨的命运和性格的异化现象.
《广文传》塑造的是广文这一身为乞丐的贫贱者形象.广文善良淳朴,不贪慕虚荣与富贵.屡被冤枉,却忍辱负重,坚守忠义.他虽 "貌极丑,言语不能动人",但却不服输,爱出头,常常成为众人取笑的对象.通过 "行遇斗者,文亦解亦与斗,哑哑俯划地,若辩曲直状,一市皆笑,斗者亦笑,皆解去."[5]163可看出广文自尊与自卑并存的人物性格.当他人劝其娶妻,他又以相貌丑陋而推辞: "夫美色,众所嗜也.然非男所独也,唯女亦然也,故吾而不能自为容也."[5]163体现出广文对情欲的渴望和对残酷现实的无奈的矛盾与挣扎.广文善良忠厚,但也利己虚伪,仗义爱出头却又常常成为别人的笑料,这种多重性格表现出封建社会底层人物在当时社会的独特性格.作者通过这种被异化的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的迫害,并强烈呼吁人格的平等和独立.
《阿 Q 正传》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有着全景和群像的把握,准确描写了各色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特征.其中最为重要最具特点的即是对主人公阿 Q 形象的塑造.阿 Q 是一个无名无姓,籍贯不详的小人物,他性格多样,最为突出的是他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如在被 "闲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时,心想: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3]74以及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 "'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地得意起来,爬起身,唱着 《小孤孀上坟》到酒店去."[3]76等情节充分体现出这一点.阿 Q 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形象,他性格软弱,畏惧权威,但同时亦有欺负弱小的一面,在弱势的小 D 和小尼姑面前故作权威之势,发泄在权势那里蒙受的不平之气.阿 Q 虽然贫贱,但亦有情欲,对待女人,他表现出歧视又渴求的矛盾心理.在取笑中与小尼姑有过肢体碰触后,回到土古祠无法如往常一样"躺下便打鼾",而是难以合眼,在与赵太爷家女仆吴妈闲聊时,对吴妈的调戏不仅招致痛打,更是失去了所有打短工维持生计的机会,最终沦为乞丐.小说的后半部分,悲惨的阿 Q 将希望寄托在革命党身上,他沉溺于借助一度令赵太爷等人为之色变的革命党来博得自我满足感和发泄内心不平,也正是缘于此,最终被冤枉打劫赵家而招致杀身之祸.小说尾处,对阿 Q 用从未拿过笔的手,使尽平生气力画押的情节描写,更是体现出阿 Q 这一可悲、无知的贫贱者形象.
朴趾源笔下的广文与鲁迅笔下的阿 Q 都是出身贫贱的最底层小人物,都被赋予乞丐身份.在性格上更是有较大的一致性,缺乏自我意识和人格独立、被完全异化的性格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广文与阿 Q 这种被异化了的性格归根结底来源于被奴役的社会地位.在小说中,他们是缺乏思想和目标的性格异化的行尸走肉,他们的可悲在于灵魂被驯化、被剥夺而导致的空虚.他们简单善良,但那种不同于他人的异化的性格特质使他们成为众人愚弄嘲讽的对象.他们渴望被人认可,渴望人格平等,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这注定是望尘莫及的奢望.对于个人情感他们具有又渴望又恐惧的双重心理,广文在面对别人劝其娶妻时表现出断然的推辞,而在情感的追求上,似乎阿 Q 的勇敢胜于广文,但他的大胆和自不量力带给他的却是无法抹去的耻辱和厄运.广文和阿 Q 是那个时代的弱势群体,社会的摧残是促使他们异化的 "罪魁祸首",他们自尊与自卑,善良与虚伪并存的性格特征是时代的产物.广文和阿 Q 的形象具有丰富的象征性和代表性,作者通过这一人物形象表现了感性与理性、生存与环境、人性与社会性等现象学内涵,表现出封建社会制度下被异化的人具有的病态心理及荒唐滑稽的行为,同时也映射出社会最底层人物的痛苦和可悲.
广文和阿 Q 是朴趾源和鲁迅笔下刻画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贱者形象的代表.在人物形象内涵的丰富性、人物刻画的深度等方面,鲁迅笔下的阿Q 形象似乎略胜一筹.与朴趾源笔下的广文相比,鲁迅塑造的阿 Q 形象性格异化的更为严重,他的荒唐滑稽的形象和专属于他的精神胜利法使阿 Q形象更为饱满,可以说鲁迅通过阿 Q 这一人物形象将那个时代的贫贱者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可以看到鲁迅通过阿 Q 向世人传达的内在思想和隐含信息.阿 Q 在形象塑造上的成功与作者语言犀利、善于运用讽刺的艺术气息有一定关联,但同时,也或许与鲁迅的社会根基、革命性的彻底气质不无关系.鲁迅通过阿 Q 的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近代初期中国的社会现实.而朴趾源笔下的广文形象虽然在内涵上不够丰富,但他完好地展现了李朝后期贫贱阶层的生活全貌,广文形象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而通过对广文形象和阿 Q 形象的解读,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朝两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众多相似性和连贯性.
三、"朴氏"与 "祥林嫂": 悲舛的嫠妇形象
朴趾源和鲁迅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封建礼教祭坛上的女性牺牲品形象,以此强烈批判封建礼教摧残妇女,宣扬女性解放,呼吁社会同情.《烈女咸阳朴氏传》是批判 "烈女不嫁二夫"和 "改嫁子孙,勿叙正职"的封建礼教制度,主张追求个性解放,肯定人的情欲的作品.小说以对一终身守寡痛苦一生的老妇的描写引出主人公朴氏的悲剧情节,朴氏为县吏之女,自小无父无母,由伯父抚养成人.待嫁时,"其家风闻姑爷林述曾体弱多病,有悔意,但朴氏矢无二心,表示 '愿守初志'"[5]169,然合卺后不到半年便守寡,守制三年后朴氏自尽,了去短暂悲惨一生.小说中,老妇人守节,朴氏忠烈,二人被塑造成 "节"与 "烈"的代表形象,以此完整诠释了封建社会的儒教节烈观迫害妇女的现象.小说对妇女守寡的原因亦进行了阐述,其一为以国典规定的 "改嫁子孙,勿叙正职"来约束妇女改嫁; 其二是缘于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即 "百姓既沐久道之化"思想下对忠孝节烈的教化.而老妇人和朴氏也正是这一规定和教化下的牺牲品,而朴氏最终以服药自尽来表明节烈更是这一思想教化取得成功的体现.作者以此类描写对儒教节烈观进行了全盘否定,强烈控诉封建社会礼教摧残妇女的不合理现象.
《祝福》以主人公祥林嫂的波折命运为主线,描述了封建礼教制度下妇女成为牺牲品的过程.祥林嫂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二十几岁就死了丈夫,逃到鲁镇做女工,后来其婆婆为一己私欲带人将其抓回嫁给山里人.祥林嫂拼命抗争,作品中对此描写十分细腻: "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
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3]165,作者的此类描写充分表现出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摧残,以及被迫害妇女极力又无力的反抗.而祥林嫂的悲惨遭遇远不止此,短短几年后,新嫁丈夫因病而死,儿子也被狼叼走.当祥林嫂再次回到鲁镇时,她的悲惨遭遇并未博得人们的同情,相反,她两度丧夫的 "晦气"和由此而导致的木讷疯癫的性格使她成为别人嫌弃嘲笑的对象.小说中柳妈将祥林嫂失去两个丈夫归结成是祥林嫂的 "大罪名",并劝其去土地庙捐门槛,做替身赎罪等情节充分体现了封建礼教下人们对嫠妇的嫌弃与轻视.而小说最后,祥林嫂在 "人死后,有无灵魂及死掉后能否与家人见面"的彷徨与犹豫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更是将嫠妇的悲剧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祥林嫂悲惨的一生体现出封建社会"烈女不更二夫"的思想,而其悲舛的命运更是封建礼教下迫害妇女的罪证.
《烈女咸阳朴氏传》和 《祝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具有诸多的类似性.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女主人公朴氏和祥林嫂同样恪守 "烈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教思想,朴氏在明知待嫁丈夫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 "矢无二心",表示 "愿守初志",以及祥林嫂在嫁给第二任丈夫时的拼命抗争都清晰地呈现出深受封建礼教思想毒害的女性形象.另外,朴氏和祥林嫂命运多舛,朴氏自幼丧父丧母,祥林嫂接连失去家人,以及二人最终均以自尽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等情节构造更是体现出两部小说的惊人契合.朴氏和祥林嫂是封建礼教祭坛上众多女性牺牲品的代表,她们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成为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她们深受封建思想的教化,缺乏反抗意识和抗争能力,形成丧失思想主导和人格独立的任人宰割的悲惨形象.朴趾源和鲁迅笔下悲舛的嫠妇形象旨在批判封建礼教价值观,提倡关注女性的人格独立和社会平等,揭露了政权、族权、男权等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沉重枷锁,对封建礼教发起了全面的挑战.
从以人物形象为主线的小说脉络上来看,围绕祥林嫂所展开的情节更为丰富而细腻,小说中,对祥林嫂两度丧夫及失去儿子的情节描写扣人心弦,引人深思.而对于祥林嫂形象的拿捏及性格变化的捕捉同样耐人寻味,接连失去亲人的祥林嫂麻木疯癫的病态形象以及在不断寻求人有无灵魂中结束自己生命的情节构造更是紧扣主题,寓意深刻.而《烈女咸阳朴氏传》中对朴氏的形象及命运的描写相对简短,缺少过多细节上的微观捕捉.另外,面对悲惨命运,或换言之,面对封建礼教思想的残害,朴氏深受封建礼教思想教化,丝毫没有反抗的选择接受,相对而言,祥林嫂勇于以其弱小力量与命运抗争,对封建礼教制度进行无声的反抗,即使这种微弱的反抗是那么的无力和徒劳,但却是封建思想残害下女性思想觉醒,开始尝试争取人格独立的初步呈现.朴趾源和鲁迅通过塑造嫠妇形象呼吁世人对女性的关注和同情,揭露和批判封建礼教思想残害女性的现实.而通过两位作家对旧社会女性形象塑造方面的 "大同"和 "小异"的捕捉,能够窥见无论是朝鲜还是中国,在历史特定阶段的女性地位特征以及人道主义对女性的关注问题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类似性和各自的独特性.
作为同处东亚的毗邻国家,中朝两国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相似元素为两国文学中出现主题或形象等方面的类似提供了可能,钱钟书先生以一句 "东海西海,心里攸同;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1]239诠释了这种文学类似性以及文学类比学研究的必要性.朴趾源和鲁迅两位文学大家同处于东方文化语境中,同处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同是站在时代前列思索着人类觉醒和社会革新的先驱者.由此而形成的两位作家的立场和意识,以及作品的主题和形象等势必表现出相通的契合性.同时,民族和时代的相异,以及个体特征等又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保留了各自特性.而对两位作家小说作品进行的主题和形象上的类比学研究,能够考察出中朝两国文学在历史上的类似性和连续性,为中朝比较文学提供新视角,进一步促进两国文学及文化的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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