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自环境地域、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有着不为外人所熟知的特有的文化现象和特色，因而在介绍异国文学作品时，文化信息的失落与误读在翻译过程中非常普遍。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包括文化信息的丢失、增添和信息的误解、扭曲。着名文艺理论家杨建平教授指出“误读是在文化交流活动中，人们对于异族的一些文化现象所做出的与该民族截然不同的特殊解读。包括对其中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方式、情感态度、审美趣味等各种文化现象的解读”①.对译者而言，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误读其实也可以视为误译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含有意识的成分，也包含无意识的成分，我们可称之为有意识的误读/误译和无意识的误读/误译。谢天振认为有意识的误译就是“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情趣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②.长久以来，翻译界的许多学者都曾从不同视角，运用各种理论，对误读现象进行过探讨和研究。本文笔者将从阐释学角度对误读进行分析，探讨文学翻译中误读客观存在的影响。
一、误读与阐释学的关系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在西方广泛流行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探求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误读与阐释共生，也就离不开阐释学。1960 年，伽达默尔出版了《真理与方法-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在文学领域掀起了阐释学思潮，继而从阐释学角度看文学翻译中误读的成因及不可避免性。
（一）前理解与误读前理解是阐释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与概念，为理解之必要前提和条件。所谓前理解，简单的说，就是相对于某种理解以前的理解，或者说，在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我们就对要理解的对象有了自己的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它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海德格尔将“前理解”的结构分为“前有”、“前见”和“前设”,一切理解都是在“前理解”的基础上所达到的新的理解。
“前理解”势必调动译者的经历、经验的积累和知识储备及情感、审关情趣的积淀。因此，每位阐释者或译者都是带着先有、先在所构成的前理解走进一个新的文本。这种由译者个人的语言习惯、审美心理、民族文化特征、文化身份、价值观等因素构成的前理解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对原文文本产生多维度和多层面的“误读”.尤其在文学文本的翻译过程中， 一旦遇到与本族文化差异较大，甚至产生激烈冲突的异域文化时，总会不自觉地做出道德判断与道德选择，按照自身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及所处时代的特殊需要去理解、阐释，甚至误读被译对象。现代翻译家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李尔王》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前理解，在译文中难以摆脱孝道的影响。《李尔王》中体现的亲子关系是建立在自然（Nature）的基础上，子女对父亲表示感激就是顺应自然。但朱生豪将 nature 和 love 几乎都译为孝，甚至把“the sister's naughty”译成“你妹妹太不孝啦”.由此可见，译者的前理解必然会影响其翻译过程及译文。
这种影响既包括译者主动调动自己的文化储备、理解和认知对文本进行创造性解读和翻译，又包括译者在前理解不够充分的情况下，缺乏对作品的整体性认识和理解而陷入机械、僵化的“对应式”翻译，而导致译者与原文本及作者的意图发生偏离，以及不同文化的转换发生偏差，从而导致误读和误译。
不难看出，对于后一种影响，译者是应尽量避免的。傅雷曾说过“: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做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③.也就是说译者在选择翻译材料之前，就应先考虑自己的知识储备、兴趣品味、才情天赋等是否与将要翻译（解读）的文本相切合。这也反映出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翻译家在前理解方面对翻译的影响有着深刻的体验与认识。
（二）视界融合与误读视界，顾名思义就是视线所及的区域范围，是从一个视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视界决定于人的前见，每一个视界都对应着一个前见体系，视界会随前见发生改变， 可以说视界本身是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由于历史及主体差异的原因，原文本作者和译者的视界是有差距的。对于这种差距，伽达默尔主张，应该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
周宪对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说是这样理解的“:所谓视界融合，指解释者的历史理解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他对过去的理解总包含着自己对当前情况的理解。然而，解释者的视界又不是凝固不变而是动态开放的，当前的视界可以扩大到包容过去的视界。这样便构成新的更广阔的视界”④.由此可见，翻译即是代表作者所处时代的文本视界与译者和读者所代表的现在视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视界强烈碰撞、冲突和排斥，并最终导致“误读”的可能。
文学翻译，从根本上是一种诠释活动，是译者的视界系统和文本暗含的视界系统相互作用、不断交融的过程。不同视界系统的差异性往往导致各个视界跨越自身的界限而向对方开放，这时，文学理解和翻译活动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视界，与文本本身暗含的信息向左的信息就不断产生，这就是“误读”,因此，误读的产生尤其阐释学的理论根基，而这种根基又源于文学理解或阐释活动的独特模式和作用机制。
二、如何看待误读
通过运用阐释学的两大核心理论对误读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误读并非人类历史的偶然现象，而应属于客观的必然。对于阐释者或者译者而言，误读几乎可算是一种常态。它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从某种程度上说，有意识的误读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积极创新性结果的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阅读或洞见，合理的“误读”是对文本的超越。但是，误读显然不能等同于创造性的阅读或洞见。有的误读纯属理解性错误，是不可取的。
由此看来，误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洞见。这种误读使同一作品的翻译走向多元和多彩，给读者一种阅读的享受。另一类是错误的理解，绝无任何创造性可言。这类误读只会抹杀原文的风采，误导读者，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尽量避免的。总之，承认“误读”合理性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误读”一旦使用不当，也会伤害文学欣赏和文化传播。
三、结束语
误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有其积极意义。在某些情况下，有意识的文化误读能促进文化的互相接受，可为新思想传播开辟道路。但是，译者由于对译本的文化不熟悉，加上对翻译工作缺乏严肃认真的负责任态度，或想当然地套用自己的文化去阐释异族文化，从而导致的误读，则不仅会对原文作者和文化造成伤害，而且在读者不断了解异族文化的道路上形成干扰和错误导向。因此，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误读，避免胡译、乱译。
注释
①杨建平。文化误读与审美[J].文艺评论，1996（1）。
②谢天振。作者本意与文本本意[J].外国语，2000（3）：53-60.
③傅雷。翻译经验点滴[A].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④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25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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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olgang Iser.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Response[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8.
[3][德]迎达默尔。哲学阐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卢炳群。英汉辞格比较与唐诗英译散文论[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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