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医学的技术性和人文性从来就是医学内在的不可分割的两重属性,自医学走向了以还原和分科的方法研究医学的技术路径后,医务人员便以寻求技术手段解决人类疾病,现代医学发展中人文困境愈加凸显。通过从医学理念碎片化、医学技术异化、医患关系物质化探讨引发现代医学技术与人文分离的困境,剖析由医学技术主体化的演进、资本全面渗入医学、技术与资本结合和医生角色的多元化是现代医学技术与人文分离的原因,提出通过立足整体医学观、转变技术至上思想观念、医学技术融入人文精神、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回归医学技术与人文的统一。
关键词：医学技术; 人文; 离散;
医学这个最具与人为善的科学,除了追求真理性的认识之外,必须具有治愈和减轻疾病带来痛苦的作用。当代医学发展使当前的许多认识和活动从可能变成了现实,但医学并没有由此得到精确地运用到人身上的尺度,相反医学已经被置于问题的漩涡中。医学技术与医学人文精神的发展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且发展均与医学模式的演变密切相关,即经历了古代神灵主义医学模式、经验医学模式到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再到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但值得深思的是,近现代医学技术每飞跃一次,医学人文精神则后退一步,故在这一过程中,对现代医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异化的原因以及困境进行探析就显得十分迫切。
1 技术与人文的分离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困境
1.1 医学理念从整体到碎片化困境
“早期的西方医学,如我们所知道的希腊医学,尤其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都是一种整体医学;他们强调心与身、人体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它关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强调的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主动合作。”[1]十五六世纪以来,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实验医学逐渐取代了经验医学,医学观念也发生了转变,把人的肉体和心灵当作彼此独立的两个部分来看待,认为人体的健康与疾病只是生物学问题,医学无需了解病人和病人的心理。这种将身心分离的观念,是与当时笛卡尔的机械唯心主义哲学有关。这种心身二元论的观点,使得当时的医生抛开了宗教上禁止解剖人体的禁忌,摆脱了心脑整体相连的思想,专心对躯体进行了研究,进而医学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对人类的健康、幸福和对疾病的控制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由于疫苗和抗生素的发明,出生婴儿的死亡率和孕妇死亡率大大降低,人口的平均寿命得到大幅提高;随着输血技术的产生,推动外科手术学、麻醉学的发展。然而,在医疗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若干问题,心与身分离的种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现代病人看病的过程,多是与各种医疗设备“亲密接触”的过程,医生的诊疗,则是根据病人各种检查结果来判断是何病症、是否需要治疗。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心理精神类疾病外,医生们很少关注病人的心理、精神。
1.2 医学技术异化的困境
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医学技术空前的进步与繁荣。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半叶后,随着分子生物学、细胞遗传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等基础学科的快速发展,人类的健康与生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护、疾病的治疗与控制大大提高。外科技术、麻醉水平显着提升,像心脏、大脑这些过去人们认为不可侵犯的“神圣领域”,如今也可以实施手术,器官移植和人造器官替换等也不是特殊的病例,正在进入一般百姓都能受用的阶段。医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危害社会,甚至偏离了人类发展技术的真正目的,成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反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着名的“反应停”(Thalidomide)事件,就是“人祸”,1957年这种药品作为镇静催眠剂上市,也被用于减轻妇女妊娠期的不良反应。20世纪60年代初,有证据证明它与畸形儿童出生率的增加直接相关。在此期间,批准“反应停”上市的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出现了大约1.2万四肢畸形的“海豹儿”。“反应停”事件的发生,让我们对以人类的身心健康、疾病为对象的医学技术出现的异化问题产生了质疑。马克思[2]对技术的异化曾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同样,抗生素的发明,被誉为人类医学史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对细菌感染引发疾病的治疗效果显着。而今,抗生素不当使用特别是滥用,造成了耐药性细菌、二重感染、毒副作用等负面效应,特别是“超级细菌”的出现,当人类对此束手无策时,人类开始对这种看不见的微生物产生恐惧甚至恐慌。有数据显示,我国人均消费抗生素是美国的10倍,在每年大约死于药物不良反应20万人中,由滥用抗生素造成的死亡约占40%。以上事实让我们心痛的同时,也引发我们思考悲剧背后的原因,预防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会面临一些潜在风险。医学家在运用技术为全人类造福的过程中,技术却逐渐的异化,摆脱了人类的控制,人不再是控制技术的主人,而成为了受技术支配、控制的客体。缺乏医学人文、伦理和法律监督的医学技术,给人类的生命带来极大的危害。医学技术必须服从于一个更高的道德目的———治病救人、挽救人类的生命。所以,我们清楚这些技术发明应用的目的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医学目的是:“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解除疼痛和痛苦,治疗疾病和对不治之症的照料,预防早死和安详的死亡。”[3]而如今已存在将医学技术被异化为目的,那么,在这些技术的研发过程设定伦理规范乃至法律限制是不容置疑的。
1.3 医患关系“物化”的困境
医患关系是病人、家属与医生、护士及医院各级各类人员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为医方与患方的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的重要、核心内容。医患关系不仅复杂,而且多变,随时间、病情的变化而发展变化。近代以来,由于高新技术全面介入医学的所有领域,医务人员对仪器、设备过度依赖,同时由于医学技术的不确定性,这对医患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这样在医患关系中便出现了医患双方的感情、思想交流逐渐减少的现象,以检查数据代替语言交流,医生金口难开,医患关系中充斥着各种仪器设备,病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奔波于各种交费、排队和检查中,医患交流越来越少,“物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此外,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多元发展的医疗服务业以及人们对权利意识的增强,传统的医患关系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作为一种在临床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医生与病人角色之间的人际关系,医患关系也产生了新的动向。医院、医生需要生存,而病人花钱需要得到有效的医治。供需之间,一个为提高生活质量而拼命多挣钱,一个为保命想少花钱治好病痛。但这一对矛盾,其中也蕴藏着强与弱的关系,也蕴藏着无谓和期望的关系。这种关系处理的好,让人心存感激,处理的不好,以仇人相见。
2 现代医学技术与人文离散的原因分析
2.1 医学技术主体化的演进
医学技术与医学人文的冲突不在于技术。在于医学技术的主体化,是技术主体化消解、淡化了医学人文[3]。法国着名技术哲学家温纳称我们社会为技术社会。技术产物已取代了原有的自然,形成了人化的环境,技术活动和技术产物实际上塑造和重构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和人类的活动模式———从个人习惯、理解方式、自我概念的形成、时空概念的形成,社会关系和政治道德实践均被技术所塑造。随着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生命乃至人本身越来越多地成为医学技术的改造对象,如转基因、设计胎儿,用医学技术手段改变我们身体的某些性状或增强我们自己的能力。以往我们总是把医学技术作为治疗人体疾病的灵丹妙药,即以往的医学技术基本上还是以我们身体病症、以人的痛苦为出发点的。可如今随着生命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医学技术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具有独立于医学宗旨的自身逻辑发展目标,它不再单纯是人类借以控制疾病、增进健康的工具[3]。以前我们所做的是在已有医学技术的基础上,以当时的情境,或者对它加以发展,或者给它添加新的功能,但当下医学技术通过内部的自我力量生长,技术成为主宰医院等级及医生水平的标准。医学技术的发展已不为原初目的所限,其最后结果也往往不是原来所想象的样子。
2.2 资本全面渗入医学
19世纪末,我国引进西医,将其作为一门现代科学。西医逐渐在我国临床诊断与治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医学界也占据了主要地位,为医疗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后,医疗保健服务业及其相关的医药产业已成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3]。资本全面渗入医学,已成为当代医学的重要特征。正如杜治政[4]所说:“当代医学和以往医学一个重大的不同,是医学从总体上说,已成为资本的新阵地,为资本所主导。”在大量资本投入医疗卫生体系、医药开发、医院建设以及新技术研制中,医院与医药单位成为了经济市场上重要的资本聚集地。当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后,传统的诊疗技艺被现代高新技术所取代,医生不需要望、触、叩、听的诊断,仅仅通过各种仪器设备检查便可了解病人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医生游离出病人身边,成为医疗器械中的一颗螺丝钉。
2.3 技术与资本的结合
在医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医学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大大加快了医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在疾病诊断与治疗、人工合成材料等新成就的基础上,人类掌握了人工的脏器、骨骼、皮肤等移植修复和再造技术,从而新的医疗技术使人体各器官达到重新运营的健康状态。但由于资本参与技术发明过程中,技术呈现出追求高效率的新特点,而技术的高效率正是资本实现高效益的目的。因此,为了达到资本所要求的高效益,尽管某项技术仍然适应医疗需要,但因其不能带来更好的资本效应而被淘汰,即使新技术的医疗效果不一定胜过先前的技术。此外,医疗机制成为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活动,更多先进的高新医疗技术引进到医学领域,医师手中的传统医疗设备用得少了,检查治疗室的高新设备多了。医院将考核医生劳动价值标准,简化为病人购买药剂和设备使用率,医师对医学仪器设备更加依赖,“人-物-人”的医疗模式日渐淡化,诊疗方式正在逐步向自动化、信息化、遥控化发展。
3 破解医学技术与人文分离困境的路径
3.1 立足整体医学观,转变技术至上的观念
在临床实践中,医务人员要时刻铭记,对待病人要从整体论出发,人体各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局部疾病与全身有关,疾病与客观环境也有密切关系。不管医生多么精于医术,若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病人之痛,对病人毫无慈悲之心,那么就失去了“名医”的资格。在电视剧《心术》中有段经典台词:“医生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叫治病救人,你能够看好病人的疾病。这只能说明你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一个技工,和修鞋匠、卖馒头发糕的师傅没任何区别。微笑服务那是‘小CASE’,是你作为人应该做的,根本不应该提到评比的标准里去。第二重叫人文关怀,你不仅看好病人的病,你还有悲天悯人之心,对待病人要像亲人一样,我知道你就在这条路上行走。但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第三重,那就是进入病人的灵魂,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6]现代医学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生物医学模式正朝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这更好地鞭策医务人员拓展自身视野,从单纯的关注疾病的生物因素,扩展到心理情况、社会环境对疾病产生的影响。医务人员在看病过程中,要细心观察病人的心理变化过程,减轻病人疑惑、忧愁、恐惧等消极的看病心理,使病人获得安全感、安慰感,从而唤起病人的最佳治疗状态,实现早日康复。在为病人实施手术过程中,除了应用高超的专业技术为病人解除痛苦以外,还应解除病人的思想顾虑,稳定病人情绪,增强病人治病的信心和勇气。
3.2 医学技术融入人文精神
现代医学技术的发明,首先需要是一种信仰的力量,即在作任何一种医学试验时必须听从于、忠实于人文信仰。正如德国着名学者艾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这位一生致力于非洲国家的医疗事业、享有“非洲圣人”美誉的人道主义者,他坚定地认为:“人必须要做的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象的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共同追求。”[7]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自然属性上讲是指人的肉体存在及其一些生理体征;社会属性则是指在社会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自然属性是人存在的基础,但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人的自然性,而在于人的社会性。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人具有理性,受社会各种风俗、制度、文化的约束。当今医学技术主义者需内化出一种责任伦理,即每一个从事医学技术研发的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二战期间,部分医生打着医学试验的幌子,在集中营进行惨绝人寰的人体试验。臭名昭着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尔就曾在成千上万名犹太囚犯身上进行恐怖的医学试验,一些囚犯甚至遭到活体解剖。医生原本是世界上最人道的职业,其职业的红十字连上帝见了也尊重三分,然而在法西斯的死亡集中营中,医生却成了刽子手。“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理念是道德之上的最高命令,是医学伦理的最高原则,任何技术都不能侮辱生命的尊严,不能亵渎生命;病人的利益高于一切,要将病人至于首要位置,决不能做有损病人的事,这是引导技术发展的指南。任何医学技术的研发应用,都需要人文信仰理念指引,要受到伦理指导原则的监督,遵循伦理要求进行医学试验,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没有道德的上帝是可怕的”,而“没有道德的白衣天使更可怕”。因为没有医学人文精神的滋养,将会出现不可预测的后果。
4 结语
医学的使命,是对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全过程的关爱与尊重。从科学理论视角来看,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高度结合的综合学科体系。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需求与依赖不仅来自于自然与社会相互联系的人,更源于医学自身深刻的人文基石。医学知识体系中许多精神价值,如信念价值、解释价值、认知价值、审美价值,都离不开人文精神支撑,都要靠人文精神的培育滋养[8]。因此,医学是技术与人文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波特.剑桥插图医学史[M].张大庆,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65-70.
[3]杜治政.技术、资本的主体化与医学[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3):275-279.
[4]杜治政.资本逻辑与生命伦理学[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21(1):10-13.
[5]杜治政.医学在走向何处[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77.
[6]吴秀玲.也谈“心术”[J].内蒙古教育,2013(13):7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