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如何表现思想，这是一个被很多作家、评论家反复谈论过的问题，但在当今的长篇小说创作和评论中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表现之一，是一些作家在写作中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思想深刻，大都喜欢用"百年"的宏大视角来勾勒作品，似乎不粘上一点"百年"的宏大视角，小说的叙述就没有力度。
还有，一些评论家喜欢用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来衡量长篇小说的艺术质量，似乎越是在小说叙述中表现出强烈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倾向，便越显示出作家的思想深度，小说的写作也越有价值。然而，我对于上述这些表现有不同的看法。
一
小说在中国文学中，是有自己的传统，与"文"的载道传统，与"诗"的言志传统相比，小说出于"稗官"的"残丛小语"传统（参见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中国小说传统的梳理，清楚地揭示了"小说"具有"街谈巷说"、"细碎其言"的特点。这样的小说传统，除具有供统治者以观民风的资政功能外，从小说自身的需求看，主要是娱乐。鲁迅先生在《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一文中，指出小说源于杂戏、市人之口述和庆祝及斋会时用之。这种娱乐为主的小说传统，与诗教为主的文史传统，在道统上是有区别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功能差异，小说一直是文学正统之外的末流，徘徊于文学的边缘地带。但这种边缘地带的小说创作成就了小说文体自己的文学气象，它的叙事娱乐功能胜于教化功能，而且，不像诗歌抒情言志那么郑重其事，也不像文以载道要担负那么多的社会功能，小说文体的卑微，甚至显得有点不登大雅之堂的琐碎特色，让这一文体始终保留着较多的世俗生活的面相和民间的乐趣。但这种小说文体的传统特色，到近代发生了变异，变异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具有政治抱负的现代知识分子加入到小说作者的行列之中，在倡导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小说愉悦功能可以作为一种思想工具，来担负启蒙的任务。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到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理想追求，小说在现代启蒙者的思想视野中，超越诗歌、散文，一跃而成为现代文学中最受社会关注的文体。这种文学功能的大转换，使得中国原有的小说传统也发生了转变。小说以娱乐为主的传统价值认同，让位于借小说来表达民意的社会批判功能。从 20 世纪开始，凡是重要的社会政治信号的文学释放，几乎都与小说创作链接在一起。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从茅盾的《蚀》三部曲，到 1930 年代的《子夜》的写作，凡此种种，早在中国文学走进当代之前，意识形态的思想实验，早已自发地进入到作家的写作视野之中，甚至像鲁迅在《药》中，也不惜在革命者夏瑜的坟头添上一个亮色的花环，以寄托作者的哀思。但这样的现代小说传统在成就20 世纪中国文学成就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中国传统的小说艺术有所限制。最突出的现象，是现代政治在文学结构关系中的强势介入，打破了原来以娱乐为主的小说欣赏习惯。中国古代小说有说教的功能，但也只是停留在寓教于乐的层面，没有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上的强制性要求。到 20 世纪，小说成为文学中的主导文体时，载道和诗教的重负统统转移到小说身上，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小说的功能就作了种种规定，以此来拔高小说在社会上的地位。从五四开始，李大钊引入意识形态概念，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艺术，不再是游离于国家意志之外的个人吟咏和唱叹，而成了组建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的有力环节。1920 年代，太阳社在文学批评领域尝试文化批评，强化国家意识在作家创作中的影响力，一直到 1930 年代"左联"以组织的方式成功建构起文学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包括知识分子道德理想的文学诉求，合理合法地走进了现代文学。在传统小说创作中，写作者的身份是才子和文人，写作完全是他们个人的事，反思传统，批判社会，不是说没有，但很个别，而且点评家们对此常常会以浅、显、露、直等概念加以否定。到了现代，因为道德立场和批判意识在意识形态视野中的特殊地位，小说创作中作者跳到前台，扮演道德传道者的身份角色，已经让读者不再感到陌生。这种立场在先、姿态在先的现代文学景观，在五四白话文、1920 年代的革命文学以及 1930 年代的左翼文学中，是一抹光彩夺目的时代色彩，形成了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符码系统。进入到 1949 年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阶段，从文学艺术层面来考察小说创作和评论的实际状况，可以看到，在思想立场和批判现实的价值认同上，新文学与当代文学并没有根本分歧，差别只在于具体内容上当代文学赋予了小说创作、文学评论以更加明确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的内涵。新时期以来，这种现代文学传统也没有弱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常世俗生活场景在小说艺术中逐渐增多的同时，招致左右两种思想营垒的共同不满。这些批评都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越来越缺乏思想了。其实这种批评包含的潜台词是小说应该是一种关注社会、批判现实的大说，而不应该专注于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小说是不是一定要承载社会批判功能，这本来是作家、评论家的个人趣味问题，但在一些论者看来，小说根本就不存在"小"说的传统，似乎小说一旦进入"小"说的传统，便意味着小说的末路。但从当代中国小说创作情况看，立足于"小"说传统的文学创作，并不是没有探讨之可能，像汪曾祺的小说《受戒》等等，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喜欢，只是很多评论者的阐释至今还停留在人性的解释层面，很少有人从中国小说传统方面加以阐释。我以为这部小说最大的意义，就是摆脱了新文学批判传统的约束，回归到传统小说的娱乐、趣味世界。汪曾祺晚年有过两篇文章，专门谈中国小说传统，一篇是《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还有一篇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收入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这两篇文章加之汪曾祺自己的小说实践，都清楚地表明新时期以来，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在重新复燃，并且构成了一种文学探索。汪曾祺自己的创作谈，很多都是借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术语，来解释小说的特性。如他认为小说要自然本真，要当行，而不是真实，这就是一种俗文学的传统说法，而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
所以，他的小说写得像话本、传奇，接近市井闲谈的飘逸风格，说的都是好玩的事情，意趣和谈资是小说立意中最重要的部分。假如忽略了汪曾祺的这种努力，一味地在人性问题上强调汪曾祺小说的价值，那与汪曾祺创作的本意是有一定距离的。
再说对人性问题的文学探索，同时代人中，比汪曾祺写得更加深入、更加执着的大有人在，像谌容的《人到中年》、戴厚英的《人啊，人！》等，对人性的呼唤，几乎是到了呼之欲出的境地，汪曾祺的小说与之相比，人性的强度显然要弱多了，所以，我认为人性的表现不是汪曾祺小说的强项。但汪曾祺的小说另有一功，优势在别处。当很多当代中国作家都在眼睛向外，往社会、历史等宏大方向探讨小说艺术时，汪曾祺却是从俗文学的"小"说传统里小心翼翼地寻找中国小说发展的路径，尝试着将当代中国小说创作与这个"小"说传统对接起来。这种探索，让一些注重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写作者有一种虚无感，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当代小说的探索方向应该是朝着西方现代化的路子走，好像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没落的东西，需要现代西方文化来改造。但汪曾祺的小说不但没有朝着西化的路子走，反而退向中国传统世界，这种复古后退的审美取向产生的审美效果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腐朽不堪，反倒是活色生香、熠熠生辉。这让一些在西化道路上急步奔走的知识分子写作有些尴尬。的确，中国传统小说的小道并不比现代化的阳关道逊色，尤其从小说艺术上来考虑，汪曾祺的小说不仅没有失去小说的思想灵魂，而且在小说艺术上远比那些将立场、价值、反思、批判挂在嘴边的写作更具思想魅力。
汪曾祺在小说中不大谈论批判现实问题、道德良知问题、思想启蒙问题，他笔下呈现的是花花草草、吃吃喝喝、平民百姓，整个小说的探索似乎是朝着反现代的美学方向发展。
他没有选择他熟悉的知识分子做小说的人物，而是选择小尼姑、小和尚，就像《受戒》中出现的人物，都是一些时代身份感比较弱的人物，但这样的人物经过汪曾祺的艺术处理，有一种玉树临风、独树一帜的风姿和意趣。
二
读汪曾祺的小说与近年读毕飞宇的小说，有一种近似的阅读感受，这就是小说写得本色，很温暖人心。他们的小说与那些强化"百年意识",强化知识分子道德立场的小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汪曾祺、毕飞宇追求的是审美的快感，是讲故事的乐趣，而不是将社会问题、思想问题、价值立场摆在小说世界的首位。在今天很多作家的创作中，写小说的主要任务不是讲故事，而是探讨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宗教问题，说到底，他们是以审视而不是审美的眼光打量着当代世界。
汪曾祺、毕飞宇的小说世界给读者以温暖，这种温暖并不是他们在作品中提供了廉价的社会解决方案或虚高的道德正义立场，而是他们从最基本的生活体验中捕捉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和生活细节，有滋有味地讲给你听，就仿佛是朋友间推心置腹地交流，全没有群情激愤的宣讲和指点江山的乌托邦激情。譬如毕飞宇的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写的是"文革"时期的乡村生活，照一般的小说模式，一写"文革"就是搞阶级斗争，但在毕飞宇笔下，一个乡村少年却怀着一腔放眼世界的豪情，带着一群鸭子，准备闯荡世界去了。这是"文革"时期乡村少年的视野和想象，小说写得轻松有趣，但像那么回事，是"文革"时代的记忆，但为什么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描写呢？同样是关注当今城市底层生活，在一些底层文学中，意在笔先的慷慨激昂，常常让读者忘了小说是一种艺术。而在毕飞宇的《推拿》中，你得承认，尽管他作品中的人物也属于底层，但小说与底层文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不是借创作来呼应底层问题，加入正义问题的集体行列，而是老老实实讲他觉得很有意思的几个盲人的故事。推拿师王师傅和他的恋人小孔以及徒弟小马，在南京一家推拿店里讨生活，这样的小人物我们常常会遇到，但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对此发生太大的兴趣，毕飞宇的《推拿》将这样一群人的生活置于小说艺术的视野之中。人们阅读了他的小说，对这群人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起因是毕飞宇故事讲得有意思，很生动。
不起眼的推拿，在毕飞宇笔下，那么精彩有趣，真是不读《推拿》，不知道推拿中有那么多的学问、故事。读《推拿》，读者一定会记得其中的人物、情节和故事。其实，这是小说艺术最最基本的要求，但对照当代的一些长篇小说，有几位读者还能记得住其中的细节和人物呢？的确，我也常常无法理解，一些评论者在既记不得小说篇名，又记不得小说人物名字的情况下，只要小说中有作家的思想立场、批判姿态的强势出场，他们都会高调认可。可能，一些作家和评论家是看重所谓思想在场，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场小说的思想秀，作家只是在小说中摆了一个思想的 PO SE,至于具体内容，没有人记得。我明显感到毕飞宇的《推拿》与这类小说是不一样的，艺术趣味和表达方式根本就是天南地北。读《推拿》，你觉得一点都不喧闹，作家在慢慢地叙述，读者在耐心地等待，一切都有章法，不会随心所欲。你不会因为阅读《推拿》而激情燃烧，或情绪失控，但一曲终了，放下小说，你会由衷地赞叹这是一部有意味的小说。这是常态的文学阅读最好的回报。它不需要借助题材和道德姿态来虚张声势，一个优秀的作家有充分的自信，靠语言文字的力量来吸引读者。这种由作品文字所触发的更为丰富的阅读感受和思想联想，我以为是属于小说思想范畴的最有力的东西，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思想深度。
小说中的思想深度表现为作家对生活的艺术敏感，它是有趣味的发现和有滋味的叙述，单单是感觉到问题存在，对小说家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生活中敏感的人很多，有思想的人也不少，甚至是作家当中，有思想家气质的人也不乏存在，但艺术的敏感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东西，它是思想，但不是抽象的思想，是在小说形式控制之下的思想情感有序表现，它不是宣泄，不是情感失控，而是审美净化和升华，用汪曾祺的话说，就是"浅处显才"（见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这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思想类型的存在方式。由此我也联想到对毕飞宇《推拿》的一些肯定性的评论中，有一些解释也是似是而非的，评论者强调毕飞宇是在用小说的方式探讨人类尊严问题，体现了人性的温暖。这种论述的基点其实是社会学或是其他社会科学的，与小说艺术之间隔膜得很。假如毕飞宇的《推拿》不是以小说的艺术方式来处理一群盲人的生活，而是像新闻纪实那样记录一些盲人自强自立的事迹，岂不是更加励志，更加彰显盲人的尊严和人性的抗争力度吗？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毕飞宇的小说了，说到底，作家在《推拿》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生活中的感触，是由感触而引发的讲故事的冲动，尊严问题、人性问题当然包括其中，但这些都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一种最普泛的说法，对小说艺术而言，有更直接的目标和追求，毕飞宇恪守着最基本的小说家法，从人物、细节、故事着手，让读者获得阅读的快感。
三
如此说来，小说要像小说，不要让小说变成了演说、宣传，或是社会问题研讨和思想问题专论。但遗憾的是，眼下很多小说追求的就是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研讨会的格调和气氛，弄得小说不像小说，思想研究又不像思想研究。在当今的小说创作和评论中，有关小说思想性问题是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小说的价值认同，以为小说的思想性不在于取材的大小和批判姿态的呈现上，而在于艺术表现力上，所谓艺术表现力，最集中地体现在作家对人物、细节和故事结构的把握上。有表现力的，小说就有思想性，而没有表现力的，很难说作品有思想性。另一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认同，认为小说的思想性重在批判，重在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关注。有关注，有担当，就是有思想。我倾向于小说思想性的把握应该与传统的小说方式靠近起来，不要大而空，要小而结实。这不是放空炮，不着边际想当然地划出一条标准，而是从当下创作和评论的实际情况看，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在创作和评论中的问题最多，实绩最少。这不是说当代小说创作不要批判功能了，不要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了，而是小说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有自己的规定性。无视小说艺术的规则，随心所欲地以思想的名义，道德的名义，以批判现实的名义来改变小说艺术的规则，眼下就不乏这样的做法，但导致的结果就是小说没有艺术性可言。小说的社会批判功能，其实都是因小说深厚的表现力而获得的社会效应。
如果小说没有艺术表现力，再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于作品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在小说创作问题上这样的理解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联系到音乐、绘画这些技术性比较强一点的艺术类型，或许会比较好理解一些。音乐如果不讲究程式，绘画如果不讲究构图，再好的音乐、绘画思想都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同样的道理，小说艺术中的思想性问题，首先是艺术之中的思想，而不是思想和社会问题对小说的置入。对照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和评论，批判意识其实并不见少，但有活力、立意高远的批判力，在当代小说和评论中极其少见，那是因为很多人都忘记了小说是一种艺术，满足阅读快感是最基本的。
当作家们在作品中毫无节制地宣泄自己的情感，而自以为是思想能力的扩张；过度膨胀的小说篇幅，被一些人盲目地评价为创造力的爆炸时。如果能够有一点小说史的常识，对这些怪诞的当代小说创造现象就会有一种警惕。小说艺术不是随心所欲写到哪里算哪里，而是有它自己的规则和章法，数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写作惯例，有变异之处，但也有彼此相通的经验教训。
如果对照创作和评论的现状，需要提出一些质疑的话，我想说眼下还不是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有没有思想的问题，而是在文学的思想性的理解上，今天的作家、评论家达到了怎样的水准。（杨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