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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白鹿原》作品中人物文化心理探究
【引言】《白鹿原》中人物的心理与命运研究引言
【第一章】《白鹿原》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地域文化视野
【第二章】《白鹿原》人物的文化心理支架--《乡约》
【3.1 3.2】白嘉轩和黑娃的文化心理特点
【3.3 3.4】小娥与兆鹏媳妇的心理特征
【余论/参考文献】《白鹿原》中人物心理解读余论与参考文献
余 论
《白鹿原》在人物的塑造上是成功的。它跳出了以往以政治的、社会的、阶级的单纯视角进行人物刻画的模式，通过在中国几千年历史演进和文化传承的宏大背景下，面对人物心理的、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行原生态的描述，刻画出了一群个性独特、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形象。
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作品中有关性的描写占据了不小的篇幅。对此，有研究者认为，丑陋媚俗的性描述严重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小说是一部发泄情欲的拼凑故事；也有研究者认为，"适度的性描写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有助于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的需要，而且也有审美意义".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性意识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从性意识的角度对生活的观照和描写，能够更深入地触摸人物隐藏的内心世界。笔者以为，性描写在《白鹿原》中，不是为了性诱惑，更不是为了寻求商业的价值而谄媚读者，它是作者运用"文化心理结构"学说透视作品中人物的一个视角，是文化和道德观念的载体，是支撑白鹿原和原上人的心理结构的重要构件，是小说中刻画人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白鹿原》的性描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处：白嘉轩的七次洞房之夜；黑娃与小娥的偷情；孝文与新妇的男欢女爱；鹿子霖与小娥的乱伦；小娥与孝文由诱惑到堕落的叙述，鹿冷氏的"淫疯病"……可以说，作品中的这些性描写，将性与社会性、性与历史性、性与人性、性与性文化心理等进行关联，勾勒出了白鹿原上农耕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生活的缩影。
关于白嘉轩的性描写，是他的七次洞房之夜。这也是他人格建设的重要环节，文化色彩浓厚。
在白嘉轩与他的七个女人的洞房花烛夜，作者要写的，不是性的渲染和丑陋，而是在男权文化中、在性隐秘与性禁锢熏陶下长大的女子，本质相同而表现各异的文化心态。当连着克死了娶回的四个女人时，白嘉轩怕了。他怕的不是四个鲜活生命消逝，而是怕要打一辈子光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着他，并深入其骨髓。对白嘉轩来说，婚姻的本质就是传宗接代，其婚姻中两性行为的本质意义则直接与生儿育女相关联。为了传宗接代、秉承父业，他求贤问命、换地迁坟。有了子嗣，也就有了生命的延续，才能续写光宗耀祖的事业。当娶回的女人被自己"克死"后，白嘉轩便急于开始寻觅新的伴侣，以延续香火、继承家传。直至六个女人相继离开人间，他也未曾停下寻觅的脚步。在他的世界里，已经遗忘了女人是"人",女人于他而言，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是泄欲的对象，或是做事时的帮手，却独无情爱可言。男女间的两情相悦，在他这里被淡化和消解。所以，他忘记了死去的女人的样子，但新婚之夜对她们征服的感受，却让他常常"引以为豪壮"."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上一层新的。"同为女性的白母对女人的态度，使其道德深处对妇女的轻蔑和贱视被放大。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婚姻观笼罩下，有性无爱的性活动成为长期以来中国大多数妇女不幸命运的真实写照。
在作品的性描写片段中，与田小娥有关的几近半数。如，她在饱受封建婚姻的性压迫下与黑娃的偷情，是他们对自由幸福的追求，是她在获得性满足的同时，又以性为武器对社会的反抗。她与鹿子霖的乱伦，既有为拯救黑娃的无奈之举，也有对鹿子霖的淫威的妥协，更有她寻求刺激的自甘堕落的。同时，也揭露了鹿子霖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嘴脸。而诱惑白孝文一幕，纯粹是她以性为工具，在白、鹿两家的权利争斗中扮演的枪手角色。作者以严酷的社会历史环境为背景，从性的角度入手，塑造了田小娥这一不幸女子的形象。在她性的背后，潜藏着极为丰富、复杂而又深刻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和生命意蕴的内涵。因此，作品中对她的几处性活动描写显得尤为重要。如当她与白孝文偷情时，受家法族规严厉管束下的孝文每次都未能成好事；而当事情败露后，声名狼藉的孝文再度与小娥寻欢作乐时，此前的尴尬和狼狈不安的状况竟未发生，他在小娥面前成了真正的男人。孝文由最初的无能到后来的无度，透视出只有彻底的放逐道德，才能达到灵魂与肉体的彻底分裂和对立，"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样子了。"这番话，充满了对压抑、束缚人性的传统文化"仁义"思想的嘲弄。作品中，作家以田小娥为核心，结成了一张性的关系网：通过这张网，黑娃走上了一条独特的人生道路；鹿子霖阴险与下流的丑态也在这张网中充分显现；白孝文脆弱的儒家道德准则，在网前土崩瓦解。这张网，不仅让她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改变着她及与她关联着的人的命运，而且，也因着这张网，让她丧命于公公鹿三的刀下。
在白家，即便是孝文与媳妇的夫妻之爱也不被宽容。突破了性的蒙昧与羞涩，尽情享受美好的蜜月时光的孝文与新婚妻子，在奶奶的规戒、父亲的"你是白家的长子"的斥责下，孝文在床笫间获得的自由和欢愉被彻底毁坏了。一切只为以畸态的儒家传统"禁欲"观为道德的准则，树立其道德楷模的榜样，达到律人律己的目的。家族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封建道德教化的无孔不入在对孝文夫妻的性描写中被揭示出来。而因"淫疯病"死于亲生父亲虎狼药下的冷大姐，则让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传统贞操观对人性和生命的摧残暴露无遗。由此可见，作品中的性描写，作家绝不仅仅是在单纯的写性，他在写性的同时对文化的双重意义进行了叙说，深刻而尖锐地揭示了传统文化是让原始生命的活力逐渐委顿直致消亡的主因，揭示了在几千年儒家传统思想统治下生命存在的历史性沉重。
应该说，陈忠实做到了他在构思《白鹿原》之初定下的写性三原则"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自然会产生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性，而性仅是其特征之一。作者以传统文化厚重的关中地区为背景，将作品中自然人的性心理、性行为社会化，并通过对那些异常状态下的性活动的描摹，如性惩罚、性压抑、性无能等，为研究者提供了一条揭示人的文化心理的、塑造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的路径。没有小娥的性惩罚，我们怎能看到她心地的善良；没有鹿子霖对守活寡儿媳的性捉弄，我们怎能看清鹿子霖的阴险奸诈；没有孝文的性尴尬和无能，我们又怎能看到他被压抑的人性的挣扎。
作品中的性描写，承载着作家对文化和道德观念的精心描摹，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充满着理性批判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