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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运用不可靠叙述解读《星期六》
【绪论】疏远型和契约型叙述在《星期六》中的体现绪论
【第一章】疏远型叙述的不可靠性：“时远时近”的叙述者与人物
【第二章】契约型叙述的不可靠性：曲折的“不可靠”
【第三章】人物视角：不可靠的人物眼光之疏远式与契约式效果
【结语/参考文献】 《星期六》文本中的深层主题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二、 契约型叙述的不可靠性：曲折的“不可靠”
契约型不可靠叙述指的是，当叙述者的报道、判断和阐释与作者的读者对这些因素的推断产生差异时，这些差异不但不会疏远反而会减少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阐释、感情或伦理上的距离，正如费伦所说的会产生一种“悖论式的效果”.简单来说，就算作者的读者意识到了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但这一不可靠性包括了隐含作者当然也包括了作者的读者所认同的交际信息。在这一叙述效果中，费伦又细分出了契约型的 6 个亚类型，在此我们仅借鉴其中的三种亚类型来帮助我们理解契约型不可靠叙述在文本中发生的机制，分别是：自我贬低；对正常范式的部分接近；通过比较之后相对更为读者接受的契约型叙述也即费伦所说的“通过乐观比较的契约”.
（一） 真诚却被误导的自我贬低
这一类型正如其术语所暗示的，该不可靠性发生在伦理/判断轴上，依赖于两种共存的判断，“一种是真诚的自我贬低的存在，另一种是关于为什么这一自我贬低又是被误导的”36,笔者选取了《星期六》文本中主人公对自己真诚性的两个误判来进行分析。
1. “重复”中的自我约束
前文中已经提到表面文本上贝罗安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他深爱自己的妻子，不同于他热衷于风流韵事的同事们，贝罗安几乎是爱家爱妻的楷模。然而对自己的这一正面形象，贝罗安却有着不那么中肯的评价，“他甚至从来不曾对医疗行业里普遍包容的各种婚外情真正动心过……他猜想自己定是有某种缺陷或者怯懦才会缺乏对探险和变化的渴望……他的好奇心哪里去了？他不正常吗？他对自己的确无可奈何”37,对于贝罗安的这一自我怀疑，首先，从一个赞同一夫一妻制并归顺于传统伦理价值观的读者来说，这个评价显然是不准确的，不出轨是判断一个男人是否忠诚以及形象是否正面的重要尺度，贝罗安无疑是符合这一社会价值标准的，别说他绝对正常更可以说是一个好丈夫好男人，值得尊重和赞赏；相反地，从人性角度，建立在读者对于人性抱有完全真诚态度的前提下我们认为，绝对的忠贞更多的是人类对于社会道德的遵从和克制而不是出于内心所愿，目的是通过压抑天性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因而从人性这一角度出发，读者会对婚外情抱有更宽容的看法，将之理解为“人之常情”.
然而贝罗安简直像是对自己的人性弱点有着超常的免疫，“无论用现代的标准还是过去的标准去衡量，他对罗莎琳从不厌倦的性欲似乎都是异常的”38,除了自己的妻子以外，贝罗安不会对以外的任何女性有所动容。面对美女投过来的暧昧眼神，也全都以平淡而克制的微笑来回应。看似无论是从伦理角度还是人性角度（假设贝罗安真的克服了人类的劣根性），读者都对贝罗安的这一自我贬低保留意见，但从“真诚”的维度来说，隐含作者还有更深层的内涵需要作者的读者去揭示以否定人物的自我贬低。下文的一句话也就是上文已经提到的那句重要判断，“他的人生有三样东西不可或缺：占有、从属和重复”为读者提供了解锁的重要信息。
关于这三个属性，结合前面的论述，可以分别看作是稳定而重复性的工作，对家庭和财富的占有以及作为中产阶级一份子的归属感。这几样东西基本上构成了贝罗安所有的生活，对他可谓意义非常。妻子作为自己占有的一部分，他不愿意任何的变化会影响自己和她的固有关系，“他再也不可能找到另外一个女人能够像她那样让他如此放松，让他感到如此无尽的愉悦”39,目睹很多医生因为勾搭年轻的女人而导致家庭支离破碎，贝罗安会感到十分不安，因此只有牢牢坚守住底线才能阻止家庭的分崩离析，才能继续占有妻子和家庭，这种情感因为经年累月的内化而成为了他潜意识的原则，本质上是出于对占有和重复坍塌的恐惧而不是所谓的高尚和顽固才使贝罗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好男人。把握住这一点，作者的读者才能真正否定贝罗安对自己真诚的自我贬低，而因为这段不可靠叙述在情感和伦理上与隐含作者更加接近。
2. 麻木表象下的敏锐
《星期六》开篇描述到类似流星划过天际的景象引起了贝罗安的注意，这在常人而言极容易被忽略，或许会引人兴奋但不至于过分在意。但是贝罗安却对之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关注，甚至在三四秒的时间里就两次改变了自己的判断，最后他断定天空中闪耀的火光是飞机起火后拖曳的火焰。事后新闻的报道也确实证实了贝罗安的猜测是正确的，并且这件事一直牵动着他的心，成为了之后他一直备受煎熬的导火索。但贝罗安本人对自己的观察力或者说热忱却有或着不一样的见解，主要表现在女儿批判他对文学的麻木时。
“几年来她常常批评他的无知已经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于是引导他接受文学教育，纠正他的低俗品味和麻木不仁。她的做法不无道理”40,贝罗安面对女儿的批评并没有做过多的反驳，甚至对加诸身上的评价表示了默认。然而贝罗安是否真的麻木不仁，读者一定打上问号，因为在文本此处以外的地方，叙述者用展示的方式表现了贝罗安心怀仁慈并且目光敏锐。
第一处细节发生在清晨，贝罗安在自家窗口俯瞰楼下的广场，有一对发生争执的男女惹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对身形单薄皮肤苍白的男女，甚至贝罗安一开始以为是两个女孩子，女孩一直在哭泣并对男孩表现出了明显的恼怒，男孩则一直在耐心地试图说服或者安慰她。贝罗安判断女孩子喜欢男孩，但因为毒品的纠纷而发生了争执。依据在于贝罗安发现女孩总是下意识地不停搔抓背部，根据他的专业知识那是安非他命导致的紊乱或者是外用吗啡的组织胺反应，会让人感觉血管中有上万只蚂蚁在蠕动，而这种瘙痒感无法用触摸来缓解。“她应该穿件外套的，甚至远从这里，贝罗安也能看到女孩身上粉红的抓痕。暴虐的时尚迫使她将自己的肚脐和腰部都裸露在二月的寒风中”41,一个麻木不仁的人不会为一个素昧平生的甚至是吸食毒品的女孩子忧心忡忡，关心她的穿着是否会使她在二月的寒风中受凉，甚至想要对她施以援手，“贝罗安一边走出卧室……一边考虑是不是应该出去追上那个女孩，给她开个戒毒的处方”42,贝罗安继而想到了自己的女儿是牛津大学的高才生，此时正携着她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从巴黎返回伦敦的途中，两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却有着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贝罗安感到心情沉重。一个麻木不仁的人又怎么会对发生在广场上的一次寻常争吵生发出如此多的联想和感受，由此读者已经基本上可以判断贝罗安对自己的评价是不客观的，是一种真诚的自我贬低，以下的一处细节则更佐证了这一不可靠叙述效果。
对于陌生人尚且能够有人道主义的关怀，对自己的女儿，贝罗安显然更为关心也更能察觉她的细微变化，黛茜（贝罗安的女儿）回到家中后，贝罗安十分激动但仍然十分准确地捕捉到了女儿身上发生的转变，“她身上有一丝陌生的香气，好像比从前浓重了一些，眼神好像也更成熟了，那张精致的面容似乎也更加坚定”43,女儿最长的一次离家到现在，她的生活对贝罗安来说已经变得神秘，他不知道这六个月的时间黛茜在巴黎都经历了什么，但是仅凭女儿的眼神、气味、不起眼的举动，贝罗安似乎就能看穿女儿，“她不再是单纯的美丽，她变得迷人了，她的眼睛似乎也在告诉他，她有了心事。她在恋爱，正忍受着分离的痛苦”44,这一段可以看成是叙述者的预叙，之后贝罗安发现了女儿已经怀孕。预叙的作用在于提前释放一些信息，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埋好线索，而在此处最主要的作用是证明了贝罗安对自己女儿的敏锐洞察，她不是女儿口中那个无知浅薄的人尽管他对文学并无兴趣，此时他是一个细腻敏感、慈爱有加的父亲。结合两处细节，我们不难发现贝罗安对世事的关心，对这个世界的关注，或许在某些方面他因为某种原因保持克制，但他绝不是一个麻木不仁之人，人物的自我贬低赢得了读者对他的同情和认可，拉近了与作者的读者的距离并且符合隐含作者的情感伦理。
（二） 对正常范式的部分接近
这一类型典型地发生在伦理/判断轴或知识/感知轴上。正常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规范或者立场，小说中的人物不一定完全符合隐含作者的规约，一般是指之前不符合，但随着叙述进程的推进渐渐迎合了隐含作者的某一立场，所以称作是对正常范式的部分接近，也就是对隐含作者的部分靠近。
1. 误解走向和解
街头的纠纷没有得到善终，巴克斯特找到了贝罗安的家并对他进行报复，最后在贝罗安和西奥（贝罗安的儿子）的共同制服下跌下楼梯并因昏迷不醒被送往医院。小说结尾贝罗安选择冰释前嫌，不但决定亲自为攻击他以及他的家人的巴克斯特开刀甚至放弃对他的起诉，“或者他才是那寻求宽恕的人？……也有可能是他变得软弱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剩下的岁月开始显得有限，你第一次领略到了那种死亡临近的恐慌，如今再看到垂死之人都会让你有种感同身受的悲伤。但是贝罗安更愿意相信这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对一个黄泉路上的人落井下石是无耻的行为……巴克斯特已经受够了惩罚了”45.
在这段文字中，贝罗安意识到自己也是那个需要宽恕的人但对此并不确定究竟宽恕的是什么，业已在部分地靠近了隐含作者的用意，从头至尾，贝罗安都深陷于一种不安、羞辱和遗憾中，但却寻找不到这纷乱思绪的源头，更谈不上被拯救被宽恕。当巴克斯特成为真正的病人躺在医院的床上，而医院正是贝罗安施展权威，左右局势的领域，他清楚好的护理和差的护理之间的天壤之别，他要为巴克斯特真正的做点什么。这种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叙述的进程，小危机之后大危机的冲击，让贝罗安逐步消除了自己的偏激和狭隘，去真正地接纳巴克斯特甚至他代表的这类群体。
早在接触巴克斯特前，贝罗安存在着对阶级的思维定势，“充满倦意的贝罗安突然间注意到了门上的层层防备……一个隐藏在黄铜外壳下的门镜，一个电子报警装置，一个红色的紧急呼叫按钮，警报器上的显示数字在安静的闪烁。如此严密的防范，如此现实的戒备都在传递一个信息：别忘了这城市还有要饭的、吸毒者和地痞流氓的存在”46,这段文字描写是为贝罗安之后遭袭所做的铺叙，也是贝罗安对巴克斯特一开始就抱有强烈戒备心的原因。对地痞流氓心存戒备这是人之常情，但在对待普通人的际遇上，贝罗安有时充满人道主义感比如对广场上的女孩，有时又显得十分无情，他认为“人们大多对现实抱有一种存在主义的心态----一个人如果迫不得已要靠扫大街维持生计的话，那就只能说他运气太坏。这不是一个梦想者的时代。街道总得有人清扫，那就让运气不好的去干吧”47,如果黛茜要指责贝罗安的麻木不仁，那么此处他用运气的好坏来解释社会的贫富不均才更有说服力，这是一个养尊处优者对社会不公不痛不痒的说辞，他没有真正关心底层群众的生活状态，也不打算深究复杂的社会原因，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就总结了别人的命运，然后继续过自己的舒服日子。在遭遇巴克斯特后，贝罗安的麻木有所唤醒，虽然当时他急于脱身，并有损医德地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巴克斯特的同伙面前羞辱了他，但事后回想贝罗安内疚不已，尽管巴克斯特充满暴力倾向，但正是他勾起了贝罗安的兴趣，对他无助的境遇、对他拒绝妥协充满关心。贝罗安的态度令他自己懊悔，他本可以不那么怒火中烧，趾高气昂。当巴克斯特从贝罗安家中的楼梯跌落下去的那一刻，贝罗安从巴克斯特眼神中看到更多的是失望而不是恐惧，还有巴克斯特对欺骗的谴责，贝罗安骗了他，贝罗安自己拥有幸福的家庭，但他却没有为巴克斯特这个被残疾基因夺取了一切的可怜人一点点帮助，巴克斯特即将一无所有。抛开了了个人偏见和嫌隙，巴克斯特又再一次站在了弱者的地位，这一次，贝罗安不再坐视不管。他要真正为巴克斯特--实际上是深陷不幸的普通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从误解走向同巴克斯特也是同自己的和解，这正是隐含作者的主要立场之一，在纷乱世事中审视自己并找寻与自己达成和解的方式。贝罗安在这之前一直将自己安放在置身事外的境地，认为世界秩序的失调，社会的败坏，平常人的遭遇同自己并没有什么切身关系，因此才染上了不安的心病却不自知，对于这些贝罗安在决定救治巴克斯特的一刻必然已经有所领会，这是从知识/感知轴的发觉再到价值/判断轴上的领悟，但是他只是部分的感知到了自己的症结，因为他依然将自己的选择看成了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因此在伦理上的判断也不够准确，只是在一定程度靠近了隐含作者，形成了部分接近的契约型不可靠性。
2. “父权”的“争夺”
贝罗安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由强势的母亲一手抚养。父亲对于贝罗安而言，向来都是陌生的存在，“每次审视父亲留在家里的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时，其出发点都不是因为想念这个人，而只是希望通过眼前这个身材伟岸、面无粉刺的男人身上推测一下自己日后吸引女孩子的机会有多少”48,贝罗安眼中的父亲更多的是“这个男人”,疏离而遥远，血缘上的联系并不能让他对父亲的概念有更多的亲近。
贝罗安只是希望得到父亲的那张脸，而不是他的训斥、限制和批评，很显然贝罗安从小就逃过了“父权”下的管教，因此在他结婚以后面对岳父，也有着天然上的排斥心理，排斥父亲的权威，尽管他并不惧怕。带着这种心理，贝罗安在第一次拜见岳父大人时，他发誓自己绝对不会对岳父屈尊奉承，不让他把自己当成儿子似的来训斥。岳父是个颇有名望的诗人，然后贝罗安从来不读诗并且毫不避讳在岳父面前袒露自己对诗歌不以为意，接着又在餐桌上把从政治到音乐到法国人的一系列问题都与岳父唱反调，其结果当然是弄巧成拙，事后妻子告诉贝罗安他为了要引起老人对他的注意，有些过于卖力了，这种说辞简直让贝罗安大为恼火，他一心一意的想要打破岳父的权威，却依然变成了对他的曲意逢迎。至此之后，贝罗安都尽量与岳父保持距离，而“岳父也乐得如此安排，当女婿是透明人，视线直接从他的身体穿过，只注意女儿和外孙”49,两个男人，两个都成为了父亲的男人为争夺家庭的主导权暗暗较劲，相应地互相贬低对方，贝罗安认为诗歌是一件一时兴起的小儿科的玩意儿，而岳父则把贝罗按看成是高级技工（当然这是贝罗安的猜想）。
尽管贝罗安和岳父不合拍，但两人实质上都对父权天然的占有欲有着固执的坚持。贝罗安目前居住的房子是罗莎琳的母亲所有，遗嘱上标注法国的城堡归岳父，而房子则归罗莎琳和罗莎琳的弟弟共同所有，之后经过贝罗安和罗莎琳的共同奋斗将房子的所有权从罗莎琳弟弟那一并买了下来。然而岳父每次拜访贝罗安一家时，总是带着主人翁的姿态仿佛回家视察一般，把贝罗安看成是无关紧要的房客，这点无疑让贝罗安不痛快，表面上是因为贝罗安的心目中从来都没有父亲的位置，而实际上则是因为他对房子的占有、他在家庭的权威受到了挑战，父权主义下男子的尊严受到了损害，至此“占有”作为贝罗安的人生的重要属性之一也显得更容易理解，从小父亲的缺失导致贝罗安从未安全地度过俄狄浦斯时期，他从始至终都对“父亲”有所抵制，家里只允许有一个权威，那就是他自己。换言之，对“父权”的占有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从属”,从占有中保持归属感--一家之主的归属感。
然而讽刺的是，在对父亲的敌视中，贝罗安自己也成为了一名父亲并且被其他男人深深侮辱了作为父亲的权威。贝罗安从妻子那得知，黛茜怀孕十三个星期，男友是个攻读考古学的意大利人，男方的父母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钱买一间小公寓。一个素不相识的意大利小子让贝罗安的女儿怀孕，打破了他整个家庭的平静和团结，并且男方的父母比他提前知道了一切甚至已经给了钱准备买房子，所有这些无不在刺激着贝罗安，让他深深地觉得自己作为父亲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个即将出现或者说已经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意大利男人无疑给他造成了严重的挫败感。身份调转后，贝罗安终于体会到了成为一名父亲需要承担的“挑战”、“耻辱”和“遗憾”,此时他对“父亲”的抗拒和疏离渐渐因为自己身份的代入而慢慢消解，似乎他也慢慢理解了岳父在自己面前表现出的高姿态和傲慢，“当他终于有一天放下架子肯去拜访女儿女婿的时候，这个居里奥必须极力表现自己”50,如果叙述者的视角能切换到岳父的感受，那么贝罗安现如今的感觉一定和岳父当年如出一辙。从对“父亲”的抗拒到慢慢接受，贝罗安的转变在渐渐向隐含作者的伦理靠近，隐含作者的立场是父亲作为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不可或缺，但是父权主义时代的糟粕需要剔除，男子不能把自己当作是家庭中唯一的领袖和权威，现代家庭需要开放宽容的相处模式。贝罗安尝试去接受家庭中新的格局、新的改变，这在价值/判断轴上靠近了作者的读者，但是在“贝罗安认为他有义务学会欣赏他外孙的爸爸、夺走他女儿的家伙”51却依然停留在对父权模式的迷误中，所以只能说是部分靠近了正常范式。
（三） 通过乐观比较的契约
这一种亚类型出现在当叙述明显地并置了疏远型不可靠性和不大疏远的不可靠性时。不妨以生活中的例子做类比，例如一种食物可能味道寡淡，但当你吃了更加索然无味的食物时，先前的食物反倒变得十分可口。同理，一部作品中会出现不只一种的不可靠叙述，当读者意识到一个不可靠叙述的例子要比另一个不可靠叙述的例子好得多时，正是隐含作者对读者进行了引导。
1. 鸽派与鹰派
上文论述过贝罗安遇到争执并不倾向于与人正面冲突，然而以一旦与女儿对战争问题展开辩论，他好胜的个性似乎就会突然冒进。在某种程度上贝罗安支持对伊拉克出战，他崇尚自由主义的观点，迫切地希望普通的伊拉克市民也能像他一样拥有作为公民发表言论的基本权利，但他对战争的意义或者说结果并不十分有把握，同时他担忧所谓的正义战争会演变成一场可怕的灾难。与此相对照，来自美国的施特劳斯对战争有着更加直接和简单的观点。上文我们已经提到《星期六》小说文本中具有大量的隐喻，这并不是巧合，而是作者有意在文中设置的供读者进行拆解的暗语，一些充满政治性及意识形态的语汇不适合直接出现在文本中，假如那么做也会影响小说的文学审美性，因此一些政治化的元素就化作意象或隐喻有层次地散布在情节之中。
贝罗安的好友兼同事施特劳斯是一个美国人，这绝非纯属巧合，是隐含作者有意安排的国籍设定，象征着在国际事务上一直作为盟友的英国和美国双方，可以说施特劳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对战争的态度。文本中，施特劳斯是一个喜欢直来直往但也容易得罪人、喜欢孩子的麻醉顾问医师，“但他对公费医疗制度的尊重和对孩子的喜爱没能让他成为推进和平事业联盟中的一员”52,很显然施特劳斯支持对伊作战，这也符合当时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施特劳斯发动战争的理由一目了然：“一个开放的社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新的世界格局将决定着它未来是否还能够保持开放”53,这是美国一向倡导的自由主义观点，典型的世界警察式的自以为是，以下理由更加能证明美国作为一个强国的霸道蛮横，当然也是借由施特劳斯之口，“伊拉克是个混乱的国家，是恐怖分子的天然盟友，注定有一天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不如借着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取得胜利的东风，趁早铲除”54,为了彰显自己正义的出发点，施特劳斯还不忘补充“他所谓的铲除指的是给伊拉克人民自由和民主，美国必须弥补他们先前灾难性的政策带给伊拉克的破坏”55,可以说这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论调，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侵略弱小的国家，谎称是为了当地居民构建更加开放和谐的社会实则却在攫取当地人民的利益。美国的对外作战向来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因此施特劳斯的观点是作为不可靠性的存在，是疏远型的，与贝罗安相对保守的战争观点一比照，作者的读者自然地站到了不那么疏远型的贝罗安一边，没有人可以为所谓的正义战争粉饰漂亮的理由却暗地里干着无耻的勾当，哪怕如何义正言辞，代表暴力的战争都值得深思熟虑。
2. “勇敢地快乐”与勇敢地担当
贝罗安的一对儿女在性情上迥然不同，黛茜开放热烈，而西奥则忧郁深沉，女儿热衷文学，儿子沉迷音乐，两者之间贝罗安显然更倾向于音乐，但对音乐的见解以及音乐观导向的生活理念上，贝罗安和西奥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西奥的人生哲学是“勇敢地快乐”,而贝罗安则是踏踏实实的现实主义，凡事选择勇敢地担当。相较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似乎并没有孰优孰劣，然而参照上下文的解读，隐含作者在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中实则有所侧重。
“像他和罗莎琳这样尽责又中规中矩的父母怎么会培养出这样一个性格不羁的儿子？”56,贝罗安之所以有这样的困惑主要基于两点理由，西奥今年只有十八岁，但却早已脱离了正统的教育体制，倾尽一切投入到自己的音乐事业中，在高校林立的现代社会，敢于早早脱离学校而不去争取一纸文凭--甚至不用怎么争取就可以轻松获取--年纪轻轻就明确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不能不说西奥是个小小的异类并且勇气可嘉。另外一点，在对音乐的认识上，西奥不仅仅把它当成事业，“在他看来人生一切的疑问都可以在音乐中找到答案”,音乐仿佛是治愈一切的良方。对此贝罗安感到不可思议，他虽然并不讨厌西奥所钟爱的蓝调，但是对于音乐的神奇力量他持保留态度。
对于西奥坚持的蓝调音乐以及对贝罗安造成的影响，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点，西奥的音乐事业是富有创造性的，充满想象力的，能够带给人多重情感体验的，是能陶冶情操的艺术，贝罗安相信自己的儿子在音乐上的天分，但同时西奥的成功又深深地刺痛了作为父亲的心，“西奥的音乐仿佛带着一种对他的人生的否定，刺激着他，唤起了他尘封在心底的对自己生活的不满，让他想起这种人生的残缺”57.贝罗安高中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了医学院，接着又成为像奴隶一般工作的普通医师，之后是占据了全部精力的神经外科的培训，其间还穿插着为人父的责任。贝罗安从未有过机会能够去选择另外一条更自由的道路，也从来没有像音乐中所表达的那样为自己的心而活过。作为医生的自律性和责任感，年纪轻轻担当人父，这些人生的包袱让贝罗安这么多年来始终感到有种卸不掉的疲惫。然而贝罗安毕竟没有衰老到放弃了对未知变数和随心所欲的渴求，但是身份的禁锢也是那么确定而无情，假如放弃现有的“从属”和“重复”,多年的历练让贝罗安明白那将付出的代价。对于身份角色的确定性带来的安全感，每日“重复”的生活带来的平稳安定的满足，贝罗安习惯并且珍视，另一方面对自由的渴望却又实实在在的在每个不经意的时刻扣打他的心，这种内心的冲突造就了贝罗安对世事总有两难的看法，他不轻易随波逐流却又犹犹豫豫。
第二点，在西奥看来蓝调音乐的精神是内向和冷静并且他本人也是这种精神的忠实拥趸。然而贝罗安敏锐地发现了蓝调音乐这种特质背后的悖论：“蓝调的灵魂不是忧郁，而是来自凡尘的享乐”58,西奥自己的言行正应征了这悖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西奥是坚决的反战者，然而在反战人士都积极地筹备着和平示威游行时，西奥却不准备参与其中，按照他的说法是他的反战信念坚决到可以不必上街招摇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眼界越远，失望越多”59,只要我们关注天下大事，比如温室效应、政治局势、贫困人口等等，都显得糟糕透顶毫无进展，前途一片灰暗，但只要只关注眼前，自己这方寸之内的小生活，自己的境遇，一切就又都平和安详，趋善至美，“他的座右铭将是做井底之蛙”60,这是西奥应对这个混乱世界的办法，看起来似乎行之有效，但我们轻易的就可以察觉这方法的脆弱，一叶障目，自欺欺人。这个世界的变化可以随时打乱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节奏，就如当今的叙利亚难民，谁都不知道哪一刻自己也将成为这瞬息万变的时代的“难民”.
贝罗安在听完西奥的一场演奏会后深受触动，甚至感到“上帝的属地，劳动人民的乐土，理想的伊斯兰国度，这三者只有在音乐的领域里才偶尔能和平共处”61,贝罗安差一点就被音乐的力量所俘获，然而作者巧妙的在贝罗安深发这段感触后安排了第四章“劫数难逃”,一家人随即陷入到了巴克斯特的突然袭击中，巴克斯特的攻击确实事出有因，贝罗安对此有着大部分责任，但更像是又一重的隐喻，所谓的儿子代表的音乐、女儿代表的文学，妻子代表的法律，贝罗安代表的医学，这些一个个或医治社会或医治人心或医治身体的方案被恐怖主义团团包围，显得无助而脆弱。按照西奥“井底之蛙”式的对世界的疏离，却也避免不了他自己深陷危机之中。相较而言，贝罗安虽然依旧困顿于自己无法实现的自由，依旧无法调适他对世界所要担负的责任与自己内心欲望间的矛盾，但至少文末他选择救治巴克斯特，就是隐含作者在向读者传达他直面了这变化混沌中的世界并为之继续努力寻找解决之道，这份坦然和坚定加强了作者的读者与贝罗安之间的契约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