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再次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实际上，改革开放后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已经有了一些实践，理论界对此也进行了一定探讨。但目前研究侧重于发达国家基金会参与图书馆建设的介绍以及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服务的必要性和一些具体案例的描述。本文对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服务的缘由、模式和激励设计进行初步探讨。
1、 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缘由
社会力量是指除政府机关和下属文化事业单位以外的个人和组织，包括个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又称第三部门，是相对于政治领域的政治组织（第一部门）、经济领域的企业组织（第二部门）而言，社会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如行业协会等即被称为第三部门。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是指在政府出资兴建和运行的图书馆之外，社会力量运用自有资金直接创办图书馆，或为政府举办的图书馆提供资金和劳务，或参与政府举办图书馆的管理。
1.1 历史角度：社会力量是图书馆建设的发动机
首先，大学图书馆的产生源于社会精英的直接推动。欧洲许多著名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图书馆，之后由于私人的捐赠才得以建立并逐步壮大，如欧洲最早的大学巴黎大学索邦学院图书馆，最初来自于教父索邦(RobertdeSorbonne)的私人捐书；牛津大学著名的博德利图书馆，得益于公爵汉弗莱和外交家托马斯·博德利的捐助；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是用约翰·哈佛逝世后的一半遗产约780英镑和320卷藏书建设起来的。
其次，公共图书馆的普及得益于慈善家的慷慨。公共图书馆出现以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普通民众忙于生计一般无暇顾及读书，社会精英和特权阶层往往是图书阅读的主要群体，政府举办的图书馆一般仅为上层建筑服务。19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后，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知识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逐步显现，社会两极分化也使阶级矛盾逐步尖锐，一些政治家意识到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而且较之法律制裁更能减少犯罪，于是在他们的推动下，举办了面向社会公众和普通市民开放的城市公共图书馆，并在社会力量的参与之下逐渐发展壮大。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如安徽安庆藏书楼(1901年)、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1903年)、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1904年)等也都得益于有识之士的倡导和捐助。
第三，社会力量的参与也促进了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国家图书馆作为一个国家的总书库，其使命是保存国家的文化记忆，因此，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必然要求千方百计扩大文献来源渠道。世界上著名的国家图书馆如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图书馆在其发展历程中，都接受了大量的珍贵文献的捐赠。
1.2 理论角度：慈善理论、非营利组织理论和公共服务市场化理论
（1）慈善理论。传统慈善理论从道德和人性角度解释慈善动机。西方基督教思想把慈善看作是一切道德之母、必须接受的道德的要求、精神上感受到的义务发出的命令，这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的“情感论”认为，人性中除了自爱外，还有同情、怜悯、慈善等利他情感。现代慈善理论从需要和投资角度解释慈善动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认为，精神需求是较高层次的需求，个人将其财富捐献于慈善事业，能够满足其精神需求，产生内心愉悦。加里·贝克尔认为，人类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个人慈善是个人获取社会资本的途径，公司捐赠是企业获得社会声誉、提升企业形象的战略行为。图书馆是公民自由平等获取信息的公益性机构，是维护知识平等、促进阶层流动、缓解贫富矛盾、增进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因而成为慈善的最佳领域之一。
（2）非营利组织理论。非营利组织理论源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该理论认为，由于纯公共品不具有消费的竞争性、排他性和可分割性，准公共品具有外部性，因而购买公共品的人无法阻止“免费搭车”，其结果是无人愿意提供公共品，造成公共品匮乏，因而应由政府提供。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的政府失灵理论认为，市场难以有效提供公共品，政府可能做得更差，首先，由于公众对公共品需求存在差异，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往往符合中位选民偏好，难以满足其他群体对公共品的超量和特殊需求；其次，政府垄断公共品供给，缺乏竞争压力，加之不追求经济效益，不靠“利润动机”驱使，追求社会价值创造，因此运行效率过低。
对市场和政府失灵的深刻认识，使人们看到了非营利组织的组织优势。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中立性、使命感、专业性和低成本等优势，使得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基金会形式广泛介入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救济、图书馆、公共教育、卫生医院等公共品供给。萨拉德认为：“如果说代议制政府是18世纪的伟大发明，而官僚政治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那么，可以说，那个有组织的私人自愿性活动也即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代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目前，西方国家的非营利组织如基金会已经成为图书馆建设的主要社会力量。
（3）公共服务市场化理论。20世纪70年代，随着对政府失灵的普遍认可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公共部门管理逐步“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公共资源，并利用市场标准评估公共服务生产者与供给者的效率。”英国、新西兰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了以民营化、分权化、特许经营、公私合作、竞争选择为特征的大规模的公共服务市场化运动，提高了平均20%的生产力。此后，美国、加拿大相继加入，使得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从1992年的2900亿美元降至2000年的22亿美元，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却大幅提高。
图书馆也深受“公共服务市场化理论”的影响。早在1977年，美国图书馆学家罗伯特·D.斯图亚特和约翰·泰勒·伊斯特利克合著的《图书馆管理》就指出：“注意吸收和移植管理科学及其他行业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按计划、组织、人事、指挥、控制等管理职能论述图书馆的管理。”至今，市场化工具已在现代图书馆建设、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并成为21世纪图书馆创新和发展的趋势。
1.3 现实角度：图书馆面临利用社会力量的重大机遇
首先，我国图书馆建设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的加入。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近年来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整体水平较低，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公共图书馆数量不足、馆舍破小，设施落后、人均藏书量过低，2010年县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0.37册仅为国际图联标准下限的五分之一，千人面积6.93m2仅为国际图联标准下限的四分之一。改变这一局面的根本途径，除了大幅度增加财政投入外，还必须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吸引社会力量的加入。
其次，各种政策出台为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制定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税收优惠政策，即企业捐赠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个人捐赠在应纳税所得30%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收入免征所得税。
2013年文化部发布《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倡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2013年7月31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未来一系列鼓励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财政、金融、产业等政策必将陆续出台，这些都将为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创造了条件。
再次，慈善公益意识的苏醒和非营利组织的壮大为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社会慈善意识的逐渐苏醒并不断增强，为慈善事业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政府对社会控制力的放松，也逐渐培育了公民社会，使得非营利组织机构迅速壮大，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基金会3029个，接受捐赠305.7亿元。图书馆作为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一，必定备受慈善家和其他社会力量的重视和青睐。
2、 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主要模式
2.1 独立创建
社会力量独立创建的图书馆主要有公益型图书馆和经营型图书馆。公益型图书馆主要是个人创办的家庭图书馆。家庭图书馆一般分布在基层，目前国内经媒体报道大约有348个，多为街道图书馆（室）、农民图书室，创办者一般来自于退休教师、乡村知识精英等，具有贴近基层、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不足，但由于完全是个人自愿自发的内心意志，受投入资金有限和后续经费不足的限制，一般规模较小，维持和发展的困难较大。
经营型图书馆一般是由个人或企业投资，通过主要经营图书借阅业务收取会员费，具有一定的营利性质。改革开放后，一些创业者敏锐地捕捉到我国公共文化资源供给不足，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从而创办了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型图书馆。因此，1987年自张少鸿在河南郑州创立了“读来读去读书社”后，我国陆续出现了如“昆明博览读书社”、“每日阅读连锁店”、“华中希望读书社”等经营型图书馆。近些年来，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一些大学、机构或企业创办了营利性的数字图书馆，如中国知网、书生之家、超星数字图书馆、方正Apabi等。
2.2 慈善捐赠
慈善捐赠有直接捐赠和间接捐赠。直接捐赠是慈善人士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直接向图书馆捐财、捐书、捐馆，是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传统模式。目前我国图书馆直接捐赠主体有四大类：一是海外华人华侨的直接捐赠。改革开放后，许多港澳同胞满怀赤子之心，积极参与我国各级各类的图书馆建设，代表性人物有石景宜、李嘉诚、林百欣夫妇、包玉刚、霍英东、曾宪梓、邵逸夫等。二是学校退休教师、杰出校友的直接捐赠。近几年学校退休教师、杰出校友捐资图书馆的行为逐渐蔚然成风，代表性的如2005年屠海鸣捐助300多万元改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图书楼，2007年南京大学杜厦捐资3000万元在仙林国际化校区参建杜厦图书馆，2007年东南大学李文正捐资修建“李文正图书馆”。三是企业的直接捐赠，如飞利浦集团在全国建立了17所希望小学和309个图书馆，教育部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共同启动的“中国移动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教育捐助项目”，计划用三年为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的1000所中小学校配置图书，建设“中国移动爱心图书馆”。四是其他有识之士的直接捐赠。一些有识之士，虽然力量微薄，但也伸出捐赠之手，直接向图书馆捐书捐资。在清华大学的捐赠主页上，捐赠有来自国家领导人，也有来自普通民众。
间接捐赠是个人或企业向政府或私人成立的基金会捐赠，通过基金会间接向图书馆捐赠书刊和资金。图书馆基金会因其成立的法定性、管理的规范性、运作的专业性、资金的安全性和基金会的非营利性，可以最大限度消除慈善人士疑虑，汇集各方捐赠资金“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因此一直是图书馆慈善捐赠的主要形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基金会对图书馆事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些年来，海内外基金会也开始在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捐建捐助图书馆，如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美国“梦想行动国际”在内地贫困地区捐建捐助的图书馆多达千所；国内如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在贵州、安徽、广西等地建立了“蒲公英乡村图书馆”，YTT(企业家俱乐部爱心基金会)2010年启动了“乡村学校图书馆烛光计划”。
2.3 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按服务内容的层次性，分为一般和专业志愿服务。一般志愿服务旨在弥补图书馆工作人员不足，志愿者到图书馆主要从事书刊借阅、书籍整理、整理上架、图书修补、卫生清洁和秩序维持等馆内常规工作。90年代初期，我国许多公共图书馆就开始招募一般志愿服务，目前仍是图书馆志愿服务的主要形式。近些年来，服务内容逐步向开发延伸服务或拓展新项目方面发展，如上海市2005年成立了图书馆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展了参观展览讲解、大型活动和会议会务翻译、为残障读者服务等活动；辽宁省图书馆专门成立了志愿者协会，开展“爱心援助”、“义务讲解员”等活动；广西桂林图书馆的盲人阅览室为解决文献借阅率低的问题，专门发展志愿者开展送书上门、教盲人上网、管理盲人阅览室等。
专业志愿服务是一些行业精英利用自身知识、技术优势参与的图书馆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不仅需要古道热肠，还需志愿者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西方许多国家专业志愿服务已有很高程度的发展，美国专业志愿队伍每年向350多个NGO提供大约价值150亿美元的专业志愿服务，是捐赠金额的4倍。然而在我国，图书馆专业志愿服务还处起步阶段，目前主要体现在大型图书馆的专业咨询和公益讲座两个领域。可以预见，随着专业志愿队伍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专业志愿服务将进一步延伸扩展到馆藏分析、图书采购、图书馆空间设计、图书馆基金运作等其他方面。
2.4 合同外包
图书馆业务外包是指图书馆确定外包业务的种类、数量和质量标准后向社会招标，将业务的生产权对外承包给中标的外部团体，中标团体按照与图书馆签订的合同提供服务，图书馆按合同监督绩效并支付拨款。按照外包程度，业务外包分总体外包和部分外包。总体外包是指图书馆全部管理和服务委托给外部团体执行，部分外包则是图书馆将部分管理和服务如卫生保洁、图书上架、图书采配和数据加工等委托给外部团体执行。服务外包有助于图书馆实现业务核心化战略、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和改进服务质量。
我国尚未实践图书馆业务总体外包，但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实施。截至2008年，美国14个图书馆系统的65个图书馆总体外包给图书馆系统和服务公司管理，2012年该公司又接受了69个图书馆的外包业务。2008年伦敦豪恩斯洛自治区将图书馆整体外包给约翰莱恩整合服务公司，节省了100万英镑的财政支出；2011年英国沃金厄姆自治区将11所图书馆外包给一家私人企业，每年可以减少17万英镑投入。2003年起，日本为了提高公共设施服务效益和降低经营成本，将公共设施委托给民间团体如民营企业、NPO和公社等管理，2008年将3019家公立图书馆中的130家委托给民间团体，2009年4月进一步上升到516所。
图书馆部分外包在我国比较普遍。根据已有文献，笔者对目前实践的图书馆外包业务进行了分类，主要有以下四大类型：图书馆传统业务，包括采访业务、编目业务、上架排架业务、流通业务和图书配送业务；图书馆读者服务，包括信息中介服务和部分参考咨询业务；信息系统服务，包括网站开发、硬件维护、软件开发和数据库建设；物业管理，包括环境卫生、安全保卫和设施维护。当然，实行服务外包的图书馆由于服务对象、战略目标、办馆水平以及对自身核心业务定位的差异，服务外包的广度和深度也有差异。
3、 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措施
3.1 营造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文化
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需要强烈的慈善意识和博爱精神的社会氛围，而慈善意识和博爱精神的形成，又离不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慈善文化、慈善环境的教化、熏陶和体验。
虽然慈善行为被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加以提倡，然而受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高、人们对慈善组织不信任、市场经济商业气氛的影响，当前人们的慈善意识却相对淡薄，慈善事业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大力加强社会道德风尚建设，加强慈善宣传和舆论导向，弘扬“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积德行善”的仁爱传统，传播社会“正能量”，使慈善事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社会认同并成为人们的自发文化意识和行为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社会力量对图书馆事业持续的关注、参与和支持。
3.2 推进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活动的制度建设
政策是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杠杆。首先，要完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事业的扶持和资助政策。通过制定完善财政、金融、人事和土地等鼓励支持政策，激励社会力量支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如个人、企业对图书馆捐赠的税前扣除比例可适当提高，对图书馆的直接捐赠允许在税前扣除，对经营性图书馆的营业收入减免征收营业税、所得收入减征所得税，对个人、企业举办的公益性图书馆实行财政补贴等。在金融政策方面，对经营型图书馆实行优惠利率或政府对经营性图书馆信贷进行财政贴息。在土地政策方面，对公益性图书馆实行无偿供地，对经营性图书馆实行协议优惠用地。
在人事政策方面，为民办图书馆从业人员、志愿者队伍提供专业培训、技术支持等。
其次，要制定图书馆业务合同外包的指导政策。第一，应完善《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图书馆服务外包属于政府采购服务范畴，主要受《政府采购法》和《合同法》规制，但《政府采购法》运行10余年之后，存在采购范围过窄、内控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弊端，且至今该法“实施条例”、“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因此当前尽快修改完善《政府采购法》，加紧出台“条例”和“细则”。第二，应及时单独制定政府公共服务采购规章，就服务采购的范围、主体资格、外包方式、外包程序、缺陷补救、信息公开、业务监督、特定责任、业务退出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增强服务外包的法定操作性。第三，在此基础上，图书馆管理部门或图书馆行业协会应制定“图书馆服务外包管理办法”，使服务外包做到有章可循、操作规范。在外包决策阶段，应把读者员工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和集体讨论作为服务外包决策的必经程序；在招标阶段，对外包业务种类、方式、步骤、申请人资质等相关信息都应以公告形式及时向社会发布，做到公开透明；在外包履行过程中，也应将监管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第四，图书馆行业特点鲜明，业务流程、业务内容基本相同，图书馆学会组织可以根据行业特征，统一制定图书馆业务的质量标准，为服务外包提供质量规范。第四，要建设对基金会的综合监督机制。加强基金会内部治理结构和监督机制的建设，内部监督负责对资金的募集、管理、使用和投资等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向捐赠人说明捐赠用途和监督方法，协助审计部门进行年度审计和专业审计。建立社会监督机制，成立由捐赠人、社会名流、新闻媒体、行业专家组成的义务监督员队伍，实行公正、公开、透明制度，防止滥用捐赠资金，提升社会对公益性基金会的信心。
3.3 培育有利于社会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的激励机制
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归根结底都是单个的个体对这一行为的认可，是个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和内心意志的外在表现，因而必须加强对个体的精神激励甚至是物质奖励，以保证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持续性。对于自创自办公益性图书馆的个体来说，政府要倡导和营造学习创办者的公益精神和高尚情操的社会氛围，授予“荣誉市民”与“慈善大使”等称号，以满足创办者的社会荣誉感。对于创办基金会的个人（企业），由于其更关注的是社会声望（企业形象），因此可以树碑立传，允许以个人、家族名义命名或允许印制该企业的广告或公益性广告。对于志愿者来说，一方面要尊重志愿者劳动，给予必要的津贴补助，另一方面应关注他们成长，提供他们学习锻炼、社会交流和接受培训的机会，使他们在志愿服务中学到新知识、新技能，丰富他们的人生阅历，对优秀的志愿者在其升学、就业、升职中作为参考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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