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适时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共同富裕论等重要理论观点,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创新,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为我国坚持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他在理论上深刻揭示出社会主义本质,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极端重要,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世纪命题,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对何为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卓越见解和崭新论断,进行了科学精炼的阐述,吹响了改革开放破冰再行的号角。在实践上破除了思想疑惑困局,将人们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中解放出来,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继续前行,为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从长远而言,南方谈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巨大空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里程碑,对今天乘风破浪全面深化改革,锐意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南方谈话开宗明义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3社会主义本质论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厘清为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三层含义。其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且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共同富裕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南方谈话的核心和基础部分: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应有的本质,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改革,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是改革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发展最终目的所在。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没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把握与坚持,改革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难以为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3。这一总目标能否实现,同我们是否对社会主义本质有着科学深刻认识息息相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改革开放破冰再行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将这个问题搞清楚。他认为,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曲折与失误,正是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不清,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遇到的疑虑、困惑和误解,归根到底在于没有对这一关键问题有清醒认识。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3131987年,邓小平又指出,总结十年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1]223经过数年的深入思考与不懈探索,针对当时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质疑,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抓住要害,开宗明义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突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厘清了不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模糊观点与错误认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解除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教条化理解的桎梏。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的基本原理。邓小平在思考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过程中,围绕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提出了诸多重要论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116;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一度陷入误区,究其原因就在于脱离生产力发展空谈社会主义,认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就能顺利推动生产力发展。实践证明,不重视、不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无法满足人民生活所需,就不能提升国力,就只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并不发达的阶段,仅靠主观愿望急于消灭私有制,不符合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相反会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样的,共同富裕也不能一蹴而就,相反只能变成平均主义。因此在现有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致力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做到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必须扫除一切障碍,因而必须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二
改革,是社会主义本质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民族复兴的核心驱动力。
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作出回答的基础上,又对“怎样发展社会主义”这个世纪命题进行了阐释。邓小平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根本任务。
因此就要不断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部分,不断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本质题中应有之意。
首先,邓小平明确指出了改革的原则和方向。他紧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突破性地把上层建筑中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机制剥离开来,从而确定了改革的原则和方向。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从根本上是不同的,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327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能改变,具体体制、机制必须创新。改革的目的是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以改革为动力解放、发展生产力,改革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机制,如社会经济结构、经济管理体制和生产方式,从而找到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为坚持改革、深化改革找准了突破口,指明了方向。
其次,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不是细枝末节式的修补,而是全面性、根本性的变革,包括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全面深入改革。
30多年的改革实践,促进了生产力快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跃升为世界第二,极大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显着改善了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一旦开始,就不能因为改革过程中呈现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裹足不前,只能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来解决。
最后,邓小平明确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372是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唯一标准。他针对人们对改革的困惑和质疑,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只要是“三个有利于”,就要坚定不移,不能裹足不前,否则改革的成果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因此,改革要大胆一些,步伐要加快一些,确保这项事业为人民带来福祉。
改革是一项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紧迫事业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370正是从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的高度出发,根据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也是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今天,随着改革的深入,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不断凸显。
新老问题相互交织,改革任务分外艰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唯一的解决路径是全面深化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以莫大的决心和勇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攻克体制机制上的痼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的改革动力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继承与发展、深化与升华的必然要求和新的重大成果。
三
改革的重点和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眼”。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旨在破除姓“资”姓“社”的思想桎梏,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73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切中要害、一言道破,清晰表明邓小平已突破性地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剥离开来,明确了计划与市场的性质,理清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375发展经济,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龙头,扫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些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他早在80年代中期就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等重要,必须同步进行:“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176这表明邓小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构想已基本形成。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重要思想,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4]
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航船在南方谈话吹响破冰再行号角后,终于用一句话明晰了航行的明确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党和政府不断探索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准确定位和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中央持续强调,增强市场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取向。经过不断探索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明确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2]3,始终并坚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5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两大推动力,市场在解决效率方面具有优势,政府在解决公平问题方面具有优势。但两者绝非万能,均存在失灵问题。
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是要让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相互支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即是打破限制市场作用的种种枷锁,让市场主体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信号决定资源配置,让资源在优胜劣汰的市场中“择优而用”,从而增强各类市场活力,弥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不足,充分体现价值规律,使各行业保持供求大体平衡,发展充满活力。与此同时,维护经济发展的稳定有序,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积极有为。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意味着政府必须加快自身改革,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实现更为科学的宏观调控、更为有效的政府治理,切实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是要让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相互支撑,对市场而言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而言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既充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充分保障资源配置公平,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正确方向。
在今天,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并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这一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与升华的必然要求与突破性发展[5]。
四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邓小平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37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是新时期对共同富裕重要思想的新论断,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的原则,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规定。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共同富裕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指引中国人民从温饱踏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
但在今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引起人们对共同富裕理论的困惑甚至质疑。因此,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完整准确深入理解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对于凝聚改革共识,扬帆再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解决了有关共同富裕的两个核心问题,阐释了共同富裕的含义,指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第一,什么是共同富裕?
在邓小平看来,共同富裕既非造成社会尖锐对立的贫富悬殊两极化,也非“均贫富”的平均主义,而是在解决生计问题后,社会全体成员在物质财富占有方面得到整体提高且趋向均衡。从内涵上理解,“共同富裕”蕴含着两层含义:首先,“富裕”意味着我国人民物质财富生活超越温饱,达到充裕,具有显着的经济生活特点;其次,“共同”包含更为深刻的制度内涵。在全球经济趋向一体化和世界信息化的时代,一个国家要走上富裕之路,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自发发展势必会带来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共同富裕原则,才能区别资本主义,避免两极分化的恶果。第二,怎样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明确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即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实现先富,再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南方谈话中他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3-374
邓小平认为先富可以带动后富,这包括先富对后富的示范作用所产生的带动效应及通过税收的渠道和自愿捐助的形式。邓小平主张对先富起来的人有所限制,同时也反对财富分配的平均主义,认为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时、同步、同等的富裕,过早让先富支援后富只会适得其反,削弱发达地区发展活力,先富带动后富也就无从谈起。邓小平指出,可以设想,中国在20世纪末能够达到小康水平,届时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到那个时候,拥有先进技术和丰富管理经验的发达地区要大力支持拥有丰富资源、发展潜力巨大的不发达地区,逐步解决沿海同内地、城市和乡村及先富与后富之间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南方谈话后,在21世纪初,中央相继将西部大开发、三农问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之中,这是贯彻落实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时代体现,旨在解决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及先富与后富之间贫富差距过大这一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毋庸置疑,现实生活中已经呈现出贫富悬殊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改革转型过程中一部分人谋取不义之财所致,也同改革过程中国家制度不完善、法律法规缺陷息息相关。党和国家对此高度重视,正在采取有力措施,标本兼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共同富裕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拓展。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就提出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小康社会阶段,不久又在80年代初提出“两个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目标。这就意味着,邓小平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理解不仅局限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同时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开始涉及。但也要看到,由于历史客观条件所限。邓小平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理解和实践路径的探索难免具有历史局限性。今天,改革开放已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质的提高。亿万民众不仅对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充分行使当家作主权利、享有丰富精神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拥有健康美好生活环境等方面有了新的期待。
因此,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共同富裕”的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它不再仅仅只是改革开放之初充实中国人民腰包的目标,而是深化发展为全方位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目标。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遵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全方位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坚持全方位深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不断冲破思想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将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福祉,满足全面提升生活水平的需求,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和历史性目标。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18.
[5]郑俏,张富国.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探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