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都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伟人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如果说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话；邓小平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从历史长河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把它放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长河中去看，放到整个世界浩浩荡荡的发展潮流中去看。中国虽然有着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五千多年文明史，也曾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但是明清以来却落伍了。它遇到一个比自己更加强大的新兴资本主义文明，而且在资本主义列强不断的野蛮侵略面前，节节败退，一次次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以致于到了被奴役、被瓜分的悲惨境地。救亡成了中国人的第一等大事。中国向何处去，成了近代乃至现当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是两种文明的冲撞，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中西古今的文化冲突中苦苦寻找出路。中国落后在哪里？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中国先进分子的认识在深化。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起义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从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到以俄为师，中国先进分子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与过去的改良派、革命派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代表着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它真正把基层群众动员了起来。但是，中国问题的解决不仅要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必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古老文明又有着自己特殊国情的大国来说，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否则就会水土不服。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真理，但是它还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找到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许多惨痛的教训而得到的认识。至此，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中西古今”之争，才算有了眉目。复古不行，全盘照搬西方也不行，必须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形成自己的新文化，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路。
对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也同对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历经艰难。早在 1936 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注意走自己的建设道路。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并且强调“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然而，回顾 60 多年建设的历史，我们走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这是因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复杂事物的认识，总是要在实践过程中待它内部的各种矛盾比较全面地展开了，我们才能达到全面批判总结的认识高度。我们曾经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判断，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道路，甚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拨乱反正，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来。也正是由于有了前 30 年的经验教训，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探索，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条道路已经走了 30 多年，并非一帆风顺，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由于有了过去的教训，更由于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断改革探索，总结新鲜经验，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从而使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事物的认识达到了比较科学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的贡献十分突出，没有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特点，然而最主要的特点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的，也是世界上包括西方经济学家在内的各派学者不可想象的，因为历来都是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看成是同一个东西。这一突破意义非同小可，而这一突破首先归功于邓小平。
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邓小平起了关键作用。早在 1979年 11 月，他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比较早的以肯定语气讲社会主义有采纳市场经济之必要的声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市场及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步提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关于这个文件，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在 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了经典阐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南方谈话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秋天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主攻方向。
改革开放之初，世界尚处于冷战时期，要看到时代特征的变化很不容易，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邓小平这方面的伟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两个重要判断：一是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揭示了时代特征的重大变化；二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揭示了时代特征发生变化的经济根源。
为了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十分重视东西南北的关系问题，认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至 1984 年底和 1985年初，他明确形成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思想。这是基于国际形势变化而作出的重要判断，为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提供了国际环境的依据。邓小平提倡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对内对外“两个开放”的经济，它的运行与国际环境密切相联。善于发现国际形势变化的蛛丝马迹，并作出科学判断，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两个开放”的政策，奠定国际环境依据，这是邓小平的又一突出贡献。
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判断，虽然邓小平本人没有对这个判断进行理论阐发，但实际上却为时代特征转变作出了理论上的回应。很长时间以来，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本身，向生产力转化很慢，在生产力发展中还没有占主要地位。到了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全球范围发生着一场新科技革命。这场新科技革命最突出的特点是科技同生产结合紧密，科技向生产力转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在推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从 20世纪 20 年代前的不足 20% 上升到 80 年代的80%，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从而使生产力要素的结构有了明显变化。正是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思考，邓小平形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判断。
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结起来，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时代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这个大趋势下，争夺和维护利益的斗争十分激烈，但这种斗争又必然是在相互合作、相互渗透中进行的。利益的相互胶着状态，往往造成合则两利，一方的发展要以另一方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相互开放和合作已经成了各国发展的基本前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对未来几十年中国的政策作出明确要求：“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也不能变。”
三、如何看待邓小平
正如不能将毛泽东神化一样，也不能将邓小平神化。邓小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是依托着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而努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依托着党领导的亿万中国人民。
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的：“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
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并非在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根据地建设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策，都包含着对市场机制的运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八大上，陈云就根据中国国情和根据地的经验提出了不同于苏联单一计划经济模式的“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自由市场作为重要补充纳入了我国的经济体制中，这个重要观点得到了全党的认可，写入了八大决议之中。在极左思潮泛起的时候，国家曾经把市场等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要割除，但是受到了群众不同程度的抵制。邓小平的“猫论”就是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反映了群众的呼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群众依然走在前面。许多向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是群众首先迈出来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当然，邓小平之所以能够作出上述伟大贡献，也有着他个人的和历史的原因。其一，他从革命根据地时起就深受毛泽东的影响，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瑞金，就被当时的一些人称为“毛派”的头子，并受到了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直到遵义会议才恢复领导职务。之后，他虽然历经曲折，但是第三次复出后，坚持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紧紧抓住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开辟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的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二，邓小平长期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担任总书记的职务，处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三，邓小平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特别是下放江西期间，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和反思。其四，邓小平在第二次复出并于 1975 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整顿，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是迅速扭转了“文革”的混乱局面，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这为他第三次复出奠定了民意基础。
总之，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而邓小平理论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突破性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