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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阿伦特“思考”的道德意蕴探析
【第一章】 《心灵生活·思考》中的思考与道德研究导言
【第二章】艾希曼审判：“无思”的哲学蕴含
【第三章】海德格尔事件:思者为何误入歧途？
【第四章】 “思考”的哲学蕴含
【5.1】 “思考”和良心的关系探析
【5.2.1】 “思考”对判断的“释放作用”
【5.2.2】 “思考活动中对人的心智扩展
【第六章】对阿伦特“思考”的道德关切的反思
【参考文献】阿伦特思考的道德副作用研究参考文献
2艾希曼审判：：“无思”的哲学蕴含
1961年，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采访撰稿人的身份报道了以色列对纳粹头子艾希曼的审判。阿伦特原本预期在耶路撒冷的审判现场见到的是一个道德上的怪物，一个极端残忍和邪恶的人，一个犯下滔天罪行的恶魔化身。然而，当见到活生生的艾希曼时，阿伦特却大吃一惊，她对艾希曼的第一印象是，“这个站在法庭防弹玻璃亭中的男子一点也不粗野，看上去并不邪恶。”
①事实上是，“所犯的恶行是庞大的，但是为恶者--至少目前在受审讯的关键当事人--却是很普通的，平常的，既不是恶魔也不是怪物。他身上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信仰或者具体的为恶动机这些标识，鉴于他过去的行为和他在受审期间以及受审前警察盘问的整个过程中的表现，他唯一能被别人察觉的显着特点是某些完全消极的东西：不是愚蠢而是无思。”
②艾希曼的“无思”震惊了阿伦特，也使得她认为“无思”是他最突出的特点，因此她进而推测“无思”是否与他的犯罪有关。“无思”是否是为大恶的条件之一？或者，反过来看，“思考”是否能够帮助一个人阻止犯这样的大恶？阿伦特认为，“缺乏思考”可能引起邪恶，“缺乏思考不是愚蠢；缺乏思考也能在高智商的人身上发现，一个邪恶心灵并不是无思的原因；也许，恰好相反，邪恶是由缺乏思考引起的。”③在此，我们所要探讨的是艾希曼的“无思”的涵义，以及由其导致的“平庸之恶”的哲学蕴含。
2.1“无思”的素描
玛丽？麦卡锡作为阿伦特的好朋友和编辑相当熟悉她的思想，麦卡锡对阿伦特着述中的重要术语“无思”（thoughtlessness）的含义界定与使用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麦卡锡认为，“读者们可能不能清楚地明白‘无思’且把它理解为是‘不加注意'’忽视‘’健忘‘之类的含义。我的建议是找出不止一个代用词--另一个抽象名词--而是用多个代用词。例如，第2面，在那种语境下你自己想到了一个同义词--’不能思考‘来代替’无思‘去表达，这对于我的理解而言是更合适的。”
①事实上，阿伦特的确依照麦卡锡的建议给“无思”寻找到了相应的“代用词”,我们接下来就尝试在阿伦特的文章中寻找到类似的表述。此外，考虑到艾希曼的行为直接促使阿伦特创造了“无思”这一术语，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它所表达的意义，我们将涉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对艾希曼“无思”特征的描述，以此对阿伦特关于“无思”的思考作一番素描。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通过详细刻画艾希曼在审讯中的行为表现，阿伦特至少用到了两个详细的解释或“代用词”来诠释“无思”的内涵。在阿伦特看来，“无思”的两个同义表达是：1、不能反映、设想其他人的立场；2、不能够意识到某人正在做什么。除此之外，从阿伦特对艾希曼被判决死刑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补充“无思”的第三个代用词：艾希曼的“无思”也包括他不能意识到对他自身所发生的事情。
关于艾希曼不能从别人的立场上去思考这点，阿伦特指出，正是艾希曼确实无能“说出一句不是陈词滥调的话语”②首先引起了她的猜疑。阿伦特注意到，在被告和主审法官之间交流的崩塌是由于艾希曼不能够为法官所不明白的措辞换一种表述，艾希曼往往使用诸如“最终解决”、“特殊处理”之类的代码文字来代替直白的“杀掉”,这种“措辞规则”俨然充斥了他的大脑，以至于艾希曼他自己都承认“官场用语是我唯一的说话方式。”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说话的方式，以及他不能够与其他人有效地进行沟通交流，这些都是与他的思考方式相关，或者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思考。在她看来，艾希曼在他讲话时所使用的陈词滥调，不仅阻碍了交流，肯定也掌控了他的思想，妨碍了他与现实的联系：“我们越是长久地听他说话，我们越会明显地发现，他不能言说与他不能够思考相关，即是他不能从其他人的立场上来思考。同他的任何交流都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被那些排斥其他语词和他者出现、因此排斥现实之类的最可靠的全方位安全盾牌所包围。”④艾希曼不能与他人交流沟通正是因为他几乎从未“从其他同伴的视角来看待任何事情。”
①阿伦特列举了一个相当离奇荒诞的故事来支撑她的观点，她讲述了艾希曼是如何认真地解释当要驱逐奥地利的维也纳犹太人时，“他及他的人和犹太人都是’齐心协力‘的”.艾希曼说：“无论何时有任何困难，那些犹太官员们将会到他身边’吐露心声‘,告诉他’他们内心的所有的悲痛与哀伤‘,并向他求助。”在艾希曼的世界中，“犹太人’渴望‘移居国外，并且他是在帮助他们，因为恰好在同一时期纳粹当局表达了他们希望看到德国无犹太人的局面。这两种想法是相符合的，而且艾希曼他自己能够’公平对待两派‘.”②假定艾希曼并没有说谎，他的确是以上述方式来理解犹太人“渴望”移民的，那么这个事件确实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例证来说明不能设想他人的立场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后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思”的第二个类似表达，在此，阿伦特把艾希曼的“无思”与他不能够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相提并论。阿伦特对在审判过程中某种不可思议的现象--艾希曼好像没有为恶动机之类的感到很困惑。“艾希曼既不阴险狡诈，也不凶狠毒辣，而且也不像理查德三世那样决心’证明自己是一个恶棍‘”③，他好像从未表现出对犹太人的任何明确的仇恨。阿伦特指出：“除非是为了寻求他自己的升职而格外热心，他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任何动机。而这种热心本身并不是犯罪；他绝对不会为了自己更快晋升而谋杀他的上司。”
但是，究竟他是哪里出了错？他怎么能做得出来那些灭绝人性的事？阿伦特苦苦思索后得出：“用通俗的话来说，艾希曼完全不明白他所做的事到底是什么事情。”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仅仅是犯了一个简单的认知错误，组织运输百万的人去死亡集中营与组织运输小麦给埃塞俄比亚饱受饥荒之苦的人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在法庭上，他大致是能领会问题的内容，且他在最后陈述时谈及’纳粹政府所规定的价值的再评估‘.他并不愚蠢。”⑥阿伦特强调：“是绝对的无思--与愚蠢不同的东西--这使他倾向于成为那个时期最大的罪犯之一。”
实际上，在报告最初，阿伦特基于对艾希曼精神心理分析的官方文件就清楚表明：
“他显然不是法律上所界定的精神失常”,②艾希曼完全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同时，毫无疑问，艾希曼的“无思”和愚昧无知也是根本不同的。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指出的，从智力或理性的层面上来说，艾希曼很清楚他的所作所为。他知道是他用火车把人们运往了他们必死无疑的地方。当时艾希曼并没有理解错误。而阿伦特所强调的艾希曼没有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在此她所暗含的意思是不同于“仅仅误解”.艾希曼的不能思考意味着，他是以一种令人不安和可怕的方式思考，他力图提问一些关于“知道-怎样”的特定问题--怎样把如此多的人用如此多的火车运输到如此多的不同地点--且完全“忘记”意义的问题：参与谋杀百万的人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因此，艾希曼是“无思”的，但却不是无辜的。
最后，当法庭要对他执行最终判决的时候，事实证明艾希曼的“无思”不仅仅关系到他不能从其他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或者关系到他无能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同样也关系到他不能意识到对他自己而言发生了什么事情。有那么一个时刻，当问到要他留下遗言的时候，艾希曼甚至“忘记”了他将会死去的事实。阿伦特这样描述这一实况：
阿道夫·艾希曼极其庄严地走向绞刑架。他之前要了一瓶红葡萄酒，并喝了一半。他拒绝了新教牧师威廉·赫尔提供的和他一起诵读圣经的帮助：他只剩下两个多小时的生命了，因此没有“时间去浪费”.他双手被绑在身后却非常平静且身子挺直，他从他的牢房走了五十码到处决的房间。当警卫绑紧他的脚踝和膝盖时，他要他们放松绳子，这样他就可以站直。当提供给他黑色头罩时，他说：“我不需要”.
他完全控制了自己，不仅如此，他更多的是：他完全就是他自身。没有什么能比他最后荒诞荒唐的言语能够更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点。他开始首先强调他无教派但信仰上帝，他以常见的纳粹流行用语表达，他不是基督教徒，也不相信死后有来生。接下来他说：“在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先生们，我们都要再次相遇，这是所有的人的命运。德国万岁，阿根廷万岁，奥地利万岁，我不会忘记他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只考虑葬礼演讲中使用的陈词滥调。在绞刑架下面，他的记忆对他开了最后一次玩笑；他“洋洋得意”且忘了这是他自己的葬礼。①从艾希曼受审时的语言表达到他被处决时的行为举止，阿伦特不厌其烦地描述艾希曼整个审判始末就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艾希曼的生活模式就是不假思索地、浑浑噩噩地行动。阿伦特这样总结艾希曼审判：“这个事例绝不是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一个面临死亡的人，而且甚至是站在绞刑架下面，他除了想到他一生在葬礼上听到的那些惯用的悼词，而对其他的什么都不考虑，并且这些’华丽高贵语言的悼词‘完全蒙蔽了他的心，以至于他连自己即将死亡的事实都忘却了。如此脱离现实且’无思‘,这恐怕会比可能潜在于人内心中的所有邪恶相联合造成更大的浩劫，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要学到的教训。”②这个教训即是“无思”酿成的恶果--“平庸之恶”.
2.2“无思”的恶果：“平庸之恶”
阿伦特在总结艾希曼的“无思”特征时，首次使用了“平庸之恶”（banalityofevil）这一说法，她说：“这场对人类邪恶的漫长审判带给我们一个沉痛而可怕的教训--否定言语和思想的平庸之恶。”
由此可见，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一词主要是用来描述像艾希曼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既没有任何确切的直接为恶动机或对犹太人的深仇大恨，也没有独特的个人志趣与原则，更不是精神变态或愚昧无知的反常者，他们仅仅是在当时的体制之内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毫无思考地机械遵照纳粹的条例，是一种“正常”
状态下的人，而正是这些相当平庸之人却犯下了滔天罪行，引发了整个人类的大浩劫。所以，“平庸”并不是指艾希曼的罪行是微不足道的或者纳粹泯灭人性的大屠杀是人类邪恶历史上司空见惯的，已经不足为奇；“平庸”实际上是阿伦特用来形容“无思”状态下的个体的性格和心理动机极其肤浅与空洞，而“平庸之恶”则是在这种空洞的心灵或性格特质下所诱发的没有深层根源和动机的邪恶。
众所周知，阿伦特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对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根本恶”（radicalevil）有过深刻的反思，在阿伦特看来，纳粹统治之下的极端专制以及灭犹集中营是“根本恶”的集中体现，她说：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集中营是实验室，在集中营里试验改变人性和羞耻心，所以集中营不光是囚徒们的事情，也不是光是根据严格的“科学”标准来管理他们的人的事情；它关系到所有的人。……极权主义政权在无意中发现，有一些罪行是人们既不能惩罚，又不可宽恕的。当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时，它就变成不能惩罚的、不可饶恕的绝对根本罪恶，不再能被理解，也不再能由自我利益、贪婪、渴望、怨恨、权力欲望、怯懦等等罪恶动机来解释；因此，愤怒不能向它报复，爱不能忍受它，友情不能原谅它。正如死亡工厂或被遗忘的洞穴里的受害者，他们在执刑人眼里不再是“人”,于是这一类新型的犯罪就处于使人类因原罪而结合的范围之外了。①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根本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根本恶”无法从人能理解的为恶动机中推导出来，因而不能由犯罪动机来解释，是无法理解的；第二，“根本恶”既不能惩罚，也不能得到宽恕，是一种人们通常所说的“罪不可恕”、“死有余辜”的大恶，人们不可能在道德领域内对它做出让步、和它妥协；第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根本恶”所摧残的是全人类的人性，不仅包括被统治压迫的受害者，还包括统治者与管理者，他们丧失的是人之为人的个体性与主体性，最终，一切人都变成多余的了。阿伦特指出：“根本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
这种制度就是极权主义制度，而“根本恶”正是与极权主义制度所奉行的将“人变成多余的”密切相关。为了达到对人的全面统治，极权主义政府首先取消人们的法律人格，剥夺人们的合法身份与基本保障，进而能够毫无限制地逮捕拘禁个体；其次，极权主义政府用它的意识形态对人们进行“洗脑”,颠覆原有的社会道德准则，使得“效忠元首”、“服从命令”代替了个体的独立思考，人们的道德人格被摧毁；最后，消灭人的个体性则是极权主义政府实施恐怖、使人变为多余的关键，当然，这种泯灭人性的手段是相当恶毒的：“几百个人被赤条条地塞进一节运牛的货车车厢，互相紧贴，在乡村的路上左摇右晃几天来到目的地；到了集中营仍然如此，最初时刻的震惊是精心安排的，剃光头，奇怪的集中营服装；最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折磨。”①这种对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全面摧残，使个体丧失了独特性和差异性，最终沦为实验的对象和牺牲品，毫无人性可言。由此看来，阿伦特所言的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根本恶”之所以是根本的、极端的、彻底的不仅是因为它对犹太人大屠杀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事件，更是在于它不择手段地成功毁灭大多数人存在的意义，摧毁了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对人性、人类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再回到阿伦特在1963年《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所提出“平庸之恶”,此时，阿伦特审视极权主义恶行的视角已经从《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社会集体性罪恶转换为以艾希曼为典型的个体性罪恶。换句话说，“根本恶”是阿伦特在对极权主义体制的宏观把握之后得出的，而“平庸之恶”则是她从微观的层面详细考察极权主义政府官员的典型代表--艾希曼之后提出的，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入思考和延续。毋庸置疑，“平庸之恶”对“根本恶”有一定的修正：所谓“根本恶”的观点认为，善与恶哪一方面都是根本的，两者之间相互是独立的，这是世界、或个人中出现的善与恶的斗争的真正原因。
恶绝不是“根本的”东西，只是一种单纯的极端的东西，并不具有恶魔那种很深的维度，这是我真正的观点。恶正犹如覆盖在毒菇表面霉菌那样繁衍，常会使整个世界毁灭。如前所述“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何况涉及恶的瞬间，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常带来思考的挫折感。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③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阿伦特对恶的认识有了重大转变--恶难以探究缘于恶的平庸本质。在原先的“根本恶”中，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邪恶因其史无前例性、原创性、根本性而超出了人们对恶的现有了解、超越了人们的思想极限，它是人的思想无法企及的。而在“平庸之恶”中，阿伦特否定了恶的根本性，“恶不具有形而上学的实体乃至深度”④。艾希曼的“无思”特性让她深刻认识到，极权主义的大恶产生于肤浅动机下的反常行为，为恶的动机并不是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而是人们通常能够理解的平常人的人性上的弱点。无论多么凶残的邪恶背后都是空洞和肤浅的，这种空洞和肤浅打破了恶的神秘性，也就是说，恶并不深奥，它既不能、也不需要被思想所探究，因为思想是追根究底的，而邪恶中空无一物，故而恶的“平庸”就在于它的“无思想”.
既然“平庸之恶”的是空洞的和肤浅的，那么它为何能在极权主义的体制下迅速蔓延以至于湮灭人性、导致人类的滔天浩劫？究其根源，“平庸之恶”是“无思”的恶果。
联系前文对艾希曼“无思”特征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艾希曼的陈词滥调腐蚀了语言本该承载的想象力，也像盔甲一样使他与外界的丰富思想相隔绝，因而，他无法和他人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与交流，也不能在具体情况下做出合理的道德判断。由此看来，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众多像艾希曼一样“无思”的人既不会对自己所承受的命令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反思，也不能从他人的立场上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于是，这些平庸的“无思”之徒在极权主义的邪恶当道时为虎作伥，在毫无为恶动机之下按照罪恶的法规办事，甚至心安理得地忽略、逃避自己恶行的道德责任，最终，“平庸之恶”大行其道，吞噬了一切。
当然，这种“平庸之恶”也不是无法避免的。既然恶与思想是相对立的，恶的“平庸”正是在于它的“无思想”,那么，“思考”则是避免人为恶的必要条件，而这恰恰是阿伦特在考察艾希曼的“无思”及其“平庸之恶”后所要最终澄明的，这也是本文的核心所在，我们将在文章的第五部分集中探讨。在《心灵生活》中，阿伦特总结了她的这些思想碎片：“这个事件最悲哀的事实是，大多数恶是由那些从来不考虑其所为是善或恶的人所犯下的。”
回顾艾希曼的“无思”,联系后文我们将会分析的《心灵生活》中与“思考”相关的内容，我们可以说艾希曼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与想象力有关。艾希曼不能够设想其他人的立场，不能够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和在他身上所遭受的事情，他最后甚至忘却了他自己的死亡。他的“无思”使他没有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使他能够做任何事情，包括犯最严重的罪、为最极端的恶。艾希曼的“无思”状态及其“平庸之恶”的确令人震惊，然而，更加令人担忧的事实是这种“无思”潜存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早在阿伦特参加艾希曼审判三年前，她就在思考人的境况时提出了这样的忧虑：“无思--不顾一切地莽撞或者无助地困惑或者一遍遍重复已经变得琐碎和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陷入到这种对实际健忘的“无思”状态：因为漫不经心而忽视本应考虑的事情，没有选择去留意它却已经开始行动。具体说来，这正如我们在自身经历中所遇到、体验感受过的，我们有时候不用我们的想象力，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生活中某些重要的、甚至是确定的事实上，有时候我们活着好像死亡与我们无关，好像生命、生活的事实无关紧要。虽然如此，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在特定的环境下都会成为潜在的艾希曼，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克服这种不假思索去判断的惰性，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条件下，都要努力打破“无思”的困境，学会“思考”,保持“思考”的张力和独立性，这即是艾希曼审判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