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置孝悌、三老行教化，举孝廉以入仕，颁布养老令、高年赐王杖，奖励孝子，推动《孝经》传播，大兴孝治。标榜以“孝”治天下，形成了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典型特征。以往学者多从孝廉选任和人才教育的视角加以论述，其说甚是。但是，关于孝治在律令中的体现以及孝对政治社会的影响，笔者认为尚有余议可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以仕宦为途径，营造“孝治”舆论环境
儒家重视人伦，对孝悌在政治中的作用有着独到的见解，《论语·学而》中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儒家的这一论断在汉代被发展成为“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显然，将“孝亲”与“忠君”巧妙地联系起来，孝子与忠臣等同视之。全面整合忠、孝二者的伦理关系，进而形成“以孝求忠，由孝劝忠，移孝作忠”的伦理体系。推行孝治最大限度地弥合了“孝亲”与“忠君”之间的矛盾。
在保障孝亲者入仕方面推行了多项举措：其一，颁布律法，保障官吏“孝亲”。汉代法律规定官吏居丧服孝，是一项重要制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二十一中简：“律曰：诸有县官事，而父母若妻死者，归宁卅日；大父母、同产十五日。”
根据简文，县吏为父母或妻居丧的期限为30日，为祖父母、兄弟姊妹居丧的期限为15日。这条律文使官吏居丧合法化，表明统治者对吏民居丧以示孝亲的行为予以肯定，更为日后奉行孝治、追究官吏不履行居丧义务提供了法理依据。又《二年律令·置吏律》简217：“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岁予告六十日；它内官，卌日。吏官去家二千里以上者，二岁壹归，予告八十日。”
根据简文，官吏每年法定休假为60天，内官为40天，离家远隔两千里以上仕宦每两年有一次探亲假，为80天。休假探亲是与家人团聚，探望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则更显弥足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孝文化的倡导实施，保障了官吏尽孝的权利和义务。
其二，强化等级，鼓励吏民“孝亲”。汉代统治者鼓励毛义、周磐、张奉等人“入仕养亲”的行为，史家称“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与此同时，统治者也默许官吏弃官事亲，为父母侍疾、服丧。更甚者，认同官府上下级、师生间的关系应化为君臣、父子关系，推动忠孝伦理发展成为社会上普遍适用的上 下 级 人 伦 关 系。《二 年 律 令·贼 律》简46-47曰：“以县官事殴若詈吏，耐。所殴詈有秩以上，及吏以县官事殴詈五大夫以上，皆黥为城旦舂。长吏以县官事詈少吏者，亦得毋用此律。”
根据简文，法律保护官吏的人身权益，规定不得对执行公务的官吏辱骂、殴打，否则会处以“耐”刑或“黥为城旦舂”，这一法规不适用于长吏欺辱少吏的情况。显然，上下级间的尊卑关系一旦确立，对官吏的升迁降黜随即产生影响，也使官吏间出现了孝亲的可能。于是东汉时故吏、属吏为上司治丧，学生为老师服丧，蔚然成风。因此，孝亲外延的拓展，对维护国家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三，推行孝治，表彰置任孝悌。孝、悌是行义的集中体现，设置孝、悌既是对行义的褒奖，更是以之为表率，推行教化。这对于乡里推荐人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经学尚未确立学术独尊地位的西汉初年，孝、悌被列入选任标准，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就更为深远。史载，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褒奖孝、悌，免除徭役；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诏令“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将表彰和置任孝、悌并行。据尹湾汉简，东海郡县38，乡178，而孝、悌则各120人①。由此可知，县乡下置孝、悌自文帝以来确已成定制，且以人口比例设置。此外，《汉官旧仪·补遗》曰“高后选孝廉为郎”，表明郎官选任也一度以孝廉作为标准。另据《汉书·昭帝纪》，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令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对于官吏而言，在家要孝顺父母，为官要尊崇上级，效忠君主。对于布衣而言，以孝、悌的行义得到政府的褒奖，并在乡里推行教化，成为晋升仕宦的重要途径。
二、以选官为举措，铺陈“孝治”政治内涵
“孝亲”与“忠君”相统一，成为汉代孝治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为统治者以孝为标准选任人才提供了依据，也使孝成为两汉选官的重要标准。汉代的仕进制度是一种以察举为主的人才选拔制度，其科目名类大体有常行科目和特定科目两种，常科中又以孝廉为最重。孝廉之语，颜师古注云：“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
举孝廉以汉惠帝四年春正月诏令“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二月诏令“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前元十二年的诏令“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梯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等为讯号。虽然此时只是统治者对孝者的赏赐或免除赋役，并未派官任职，但举孝廉的仕进模式已初露端倪。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孝廉大幕正式开启。自此，两汉时期有关举孝廉的诏令和记载不绝于史书。据黄留珠先生统计，有汉一代共举孝廉约7.4万人，其中西汉约3.2万人，东汉约4.2万人②。规模化和常态化的举孝廉，使很多人以孝入官。由诏令始、自下而上察举、选任，促进了汉代仕进制度的发展。通过选举产生的孝廉，在政治建设中出谋划策，在维护汉室和社会秩序层面上积极有为。但也应注意到，在政治失效时，选官过程中存在察举不实、假公济私等问题，导致孝廉的政治素养良莠不齐，饱受后人诟病。
前文所述，孝、悌的设置在西汉初年已经逐步制度化，而中央王朝自上而下对孝的褒奖，反过来也为自下而上察举人才提供了重要的标准。经学兴起后，《孝经》的传播逐渐政治化，加之哀帝时允许博士弟子为父母服丧3年，儒生对孝的标榜，有利于他们争取察举孝廉的机会。东汉“世祖诏”中强调丞相府“四科取士”的基本标准为“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这是东汉时期特别提出的征辟标准。在继承了西汉以孝作为标准设置察举、征辟科目的基础上，东汉进一步明确了将孝悌、廉公视为选任官吏的基本道德要求，将孝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中央王朝标榜乡里孝悌，到举“孝”察“廉”，再到特科察举孝者以及征辟孝者、丞相四科以“孝悌、廉公”为基本标准，可以说孝治对仕进制度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并最终促使“孝”成为两汉选官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统治阶级对孝治的推崇，不仅使“孝”成为选官的重要标准，还鼓励孝亲者以多种途径仕宦为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制定法律督促官吏“孝亲”，将服丧作为选官的条件。然而，在选任制度推行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官吏以“孝亲”为由弃官，吏民为仕宦而投机取巧，统治者在官吏是否行3年丧这种仪式上的态度反复，对行政秩序、选举秩序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以养老为契机，缔造“孝治”社会体系
汉代推崇孝治，因此养老、敬老既是家庭事务，又是国家、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颁布优抚高年诏令，出台供养高年法律、宽宥违法高年法律，不仅区分国家、社会和家庭在高年养老中的责任，而且保障了高年的权益，使高年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一）政府主导，颁赐高年
作为积极推行孝治的机构，官府是制定养老法规、颁行具体养老举措的部门，在养老问题上承担着引导的职责。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两汉皇帝几乎都颁布过优抚高年的诏令。其中，也有部分针对某一地区三老、高年下达的颁赐诏令。颁赐形式主要有物品和王杖两种。诏令规定，颁赐物品由令长亲自查看，保证物品的品质。对于90岁以上高年者，由县丞、县尉负责发放；高年不满90岁者，由啬夫、令史负责发放，二千石守相则派遣都吏进行督导。对于鳏寡孤独高年，官府承担一定的救助职责，对于贫老无依无靠者施以援助，赐帛以蔽体，赐食以充饥。诏令中颁赐的物品以粟、帛为主，也有酒、肉、钱等。汉文帝在制定“养老令”的诏书中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符合《礼记·内则》中“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的养老之义。汉代律法规定，对高年者授予王杖，作为特殊身份的象征，受到特殊的待遇。汉代正史记载的受王杖者多是国三老、太师、大鸿胪、太中大夫等朝中老臣，而甘肃武威磨咀子18号墓出土的两枚鸿杖以及《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册》中表明受王杖者多为平民，这大抵可以表明高年受王杖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二）社会协从，宽宥高年
高年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是通过法律规范体现出来的，因此汉代宽宥高年的法律不可不谓详备。汉惠帝时即颁行法律：“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
这与《二年律令·具律》中的规定是一致的，简83规定：“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
根据文意，70岁以上有罪当刑者依法可以宽宥。《汉书·刑法志》记载了景帝、宣帝时期颁行的宽宥高年的律文。包括：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诏：“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着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
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诏：“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今或罗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
根据文意，景帝时法律规定80岁以上的高年拘禁时不用刑具，宣帝时法律规定80岁以上高年除诬告、杀人外一律免于追究法律责任。此后，平帝、光武帝时期又分别颁行诏令，宽宥高年。《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四年（4年），诏：“盖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惟苛暴吏多拘系犯法者亲属，妇女老弱，构怨伤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着令。”
《后汉书·光武帝纪》又载，建武三年（27年），诏：“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
根据文意，80岁以上的男子除“不道”“诏所名捕”外一律不得拘禁，只在居所接受验问。除此，对持王杖者，更有优抚。据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10简释文：“制诏御史曰：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宫廷不趋；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建始二年九月甲辰下。”
根据简文，年七十受王杖者，与六百石官吏享有同等社会地位，入宫廷无需行大礼；“犯罪耐以上”免于起诉；“征召侵辱者”依法以大逆不道罪判处极刑。这样使受王杖者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得到社会的尊重。
宽宥律令的出台，体现了官府对高年犯罪在拘禁、量刑上的优待，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高年的尊严，让整个社会对高年有所敬畏。
（三）家庭承接，供养高年
家庭是高年老有所依的居处，具体负责高年养老，责任最为重要。汉代制定了养老相关法律，从制度上保障了老者的权益。以《二年律令》为例，家庭承担的养老责任主要包括：其一，子（孙）为户，必须供养父母（祖父母）。汉代，祖父母、父母与子、孙同居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二年律令·户律》简337-339规定：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
《二年律令·户律》简342-343规定：寡夫、寡妇毋子及同居，若有子，子年未盈十四，及寡子年未盈十八，及夫妻皆癃病，及老年七十以上，毋异其子；今毋它子，欲令归户入养，许之。显然，子为户、孙为户，都有供养父母和祖父母的义务。
其二，子有尊重和孝顺父母的义务。《二年律令·贼律》规定：“殴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根据简文，子必须尊重和孝顺父母、祖父母。
其三，子有居家侍奉病重父母的义务。《二年律令·徭律》简408规定：“诸当行粟，独与若父母居老如睆老，若其父母罢癃者，皆勿行。”
根据简文，父母病重，子有居家侍奉的权利和义务。子如不能尽到赡养父母、祖父母的义务，长辈有权将其逐出并以其田供养父母，役使奴婢。同样，母代孙为户主，也有责任赡养夫之父母。对于鳏夫、寡妇、70岁以上无人赡养者，法律规定入户得到赡养。这凸显了家庭在高年养老问题上负有的重要责任。
由于家庭在供养体系中承担较大的责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免供养高年家庭赋役的律法。《二年律令·徭律》简407规定：睆老各半其爵徭，□入独给邑中事。
当徭戍而病盈卒岁及系，毋摄。《二年律令·徭律》简408-409规定：诸当行粟，独与若父母居老如睆老，若其父母罢癃者，皆勿行。金痍、有□病，皆以为罢癃，可事如睆老。其非从军战痍也，作县官四更，不可事，勿事。勿（？）以□眕（？）瘳之令、尉前。
根据简文，睆老根据爵位行徭役之半，父母年老当睆老、病重可以免除行粟一类徭役。另据《二年律令·傅律》简357规定：“不更年五十八，簪袅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伍六十二，皆为睆老。”根据简文，睆老为公卒、士伍62岁以上，根据爵位年龄依次递减。根据《二年律令》，公卒、士伍62岁开始为睆老，徭役减半，子到行粟年龄可以免行。而对于父母病重者，也可免去行粟的徭役。汉武帝时也有两则减免供养高年家庭赋役的诏令颁行：《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二月颁布政令曰：“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
根据诏令，官府部分减免了供养高年家庭的赋役。同年四月又颁布诏令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即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诏令规定减免供养90岁高年家庭中子或孙一人的赋役。从西汉初年到汉武帝时期，法律、诏令在赏赐高年常态化、规范化的基础上，又明确了供养高年者的义务，也使供养高年的家庭得到了特殊优待，《户律》中维护老者被赡养的权益，王杖诏令维护受王杖高年的权力，《徭律》减免睆老及其家人的徭役等。由是观之，汉代积极推动养老立法，将养老作为一项经常性的事务，督促官吏严格执行，使“孝治”在养老问题上得到极大的推行。
汉朝统治者倡导“以孝治天下”，将“孝”提至十分重要的地位，影响着汉代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汉代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孝”渐次成为汉代立法的对象和主要内容，并被广泛运用到司法实践之中。与此相对，严惩不孝成为汉代刑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据《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制定法律追究郡国二千石官吏不履行举孝廉的法律责任：“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不仅如此，西汉后期大司空何武、丞相薛宣、大司农孙宝都以“不孝”的名义策免。由此表明，官吏任职期间必须履行“孝亲”义务，否则将被免官。元初年间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桓帝永兴二年（154年）二月至延熹二年（159年）三月还曾一度推行“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服”。汉代官吏行丧服的制度尚未形成定制，但是对于官吏选任时将丧服作为一项基本的选任条件则日趋明确。东汉明帝时邓衍因在职“不服父丧”而自惭免退。东汉名臣陈蕃任郡太守时还曾严加查办赵宣“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的骗局。这些案例表明，汉代不仅追究官吏不服丧的法律责任，迫使其离职免归，而且对于假借“孝亲”而仕宦投机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若是杀害父母，则更是被视为严重悖逆人伦之事，入大逆不道罪。桓谭曾记载了汉武帝时有男子毕康杀其母，有诏“燔烧其子尸，暴其罪于大下”，以示对丧尽人伦之人的严惩。
由此观之，对不孝者的严惩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孝治”的发展。
注释
①参见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②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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