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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资论文(研究热点10篇)

时间:2020-02-19 来源:未知 作者:乐枫 本文字数:6533字
  教育投资分为教育经常费用、教育基本建设费用两个部分,包括教职工工资、教职工福利费、人民助学金和奖学金、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等方面,本篇文章就为大家介绍一些教育投资论文的范文,来了解一下教育投资方面有哪些问题让我们来探讨。
 
  教育投资论文研究热点10篇之第一篇: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及风险规避研究
 
  摘要:教育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是家庭个人实现阶层流动的有效途径。农村家庭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教育观念落后、家庭成员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等原因,导致农村家庭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也对投资收益有着更高的预期。拟分析农村家庭投资高等教育风险成因,探索降低农村家庭高等教育风险的路径。
 
  关键词:高等教育投资; 农村家庭; 风险;
 
  教育投资风险的概念提出源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投资形成,该理论认为更多的教育投资可以提高个人的综合能力,进而在社会生产中取得更高的投资报酬。普遍认为高学历的受教育者在工作岗位上容易获得高收入,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以及获得更高的社会声望。
教育投资
 
  1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动因
 
  1.1 实现社会阶层流动需要
 
  农村家庭在收入、社会地位上普遍处于社会底层,让适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成为突破阶层固化,实现阶层上升的最有效途径。尤其在本村或邻村有通过接受教育实现这一目标的正向激励下,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愈加明显。另外,相较城镇家庭,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更高,即农村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更低。比如,一个出身农村家庭的学生如果不接受高等教育,那么他最可能的出路就是外出打工,即使打工工资水平尚可,但是他在没有过硬知识技能傍身的情况下,打工是不稳定的职业选择,有可能牺牲了过多的休息及自我提升的时间,在社会保障方面也不尽如人意。
 
  1.2 预期收益需要
 
  农村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最直接目的就是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在职业生涯中往往能够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者获得更多的收入,也会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通过走访部分农村家庭发现,现在政府对农民的各项补贴力度加大,对达到一定年龄的农村老人也有养老补助,但是相较现在的物价水平及医疗费用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很多农村家庭依然依靠“养儿防老”,子女经济负担重,为了减轻第三代家庭负担,对适龄子女宁可“砸锅卖铁”也要让其接受高等教育,为的就是摆脱这一家庭困境,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1.3 人际交往中的心理需要
 
  在中国传统社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学而优则仕”是古代读书人的最佳选择。“朝廷有人好办事”,中国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人情社会,导致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国极大一部分人对“当官”也有着极大的热衷,从每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时就可看出,参加考试的考生中有一大批自身条件过硬,完全可以从事更专业工作的精英。
 
  1.4 抵御就业风险的需要
 
  一般来说,个人就业情况往往与其接受教育的程度正向相关。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业岗位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要求越来越高。个人为了谋求福利更高、上升空间更大的职业岗位,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就更加迫切。假使社会从业者都是理性经济人,那么在普遍寻求高等教育的浪潮下,就业市场就变成卖方市场,雇主更愿意招聘教育程度更高、个人能力更强的求职者,如此循环,家庭及个人高等教育的投入也随之水涨船高。农村家庭从业者因其社会资本薄弱,通过社会关系网获得更好职位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农村家庭为了规避系统性的就业风险,就必然让适龄家庭成员接受更高的教育。
 
  2 农村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风险分析
 
  2.1 高等教育质量与信息不对称风险
 
  高校的持续扩招对高校软硬件设施的配备提出巨大的挑战,很多高校的博士师资队伍建设相对落后,本科生授课教师仍以硕士研究生为主,教学能力总体偏弱。高校的职称评定制度也会导致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降低了整体教学水平。此外,我国对高等教育的质量缺乏比较权威的评价体系,而且高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会全面披露专业的真实水平及实际就业情况。农村家庭由于自身专业知识的限制,一般难以准确把握各专业发展及就业前景。
 
  2.2 高等教育接受者个体差异风险
 
  接受高等教育个人因其学习能力、个性特点、自身禀赋不同,本来就面临着不同的差异。尤其是农村家庭出身的个人,由于在个体成长过程中接触的事物、受到的培训、得到的机会显著少于城镇家庭,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可能更重视学术知识,而忽略社交及特长的培养。政治、经济、科技等社会环境的变化要求综合性的人才,农村家庭面临着更大的个体风险。
 
  2.3 高等教育投资者投资收益风险
 
  投资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投资收益,而投资收益受劳动者自然禀赋、政治制度、区域经济、就读高校类别、高校知名度及认可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个体接受高等教育层次越高越容易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益。但是通过调查发现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就读部属重点院校、省属重点院校的比例要明显低于城镇家庭,因而造成农村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投资平均收益明显低于其他群体。
 
  3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风险规避措施
 
  3.1 个体风险规避
 
  农村家庭接受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应更加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参与竞赛活动,为在人才市场竞争积累资本。对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可能遭受的安全风险可以通过购买保险进行规避,受经济条件所限,农村家庭可以购买保费相对较低、保障相对较强的险种。
 
  3.2 成本降低视角
 
  为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号召,全国各地都建立了生源地贷款制度,各高校也建立了完善的在校学生资助制度。极大的解决了农村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的经济困难。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校生子女,实行“三免一助”政策,极大的降低了高等教育成本。对适龄且身体素质达标的个人,也可以选择参军入伍,根据现行大学生参军政策,入伍大学生享有学费补偿、学籍保留、就业安置等多方面优惠。
 
  3.3 投资收益风险规避
 
  农村家庭因社会资本薄弱,缺乏中国人情社会中的“人脉”,所以在招聘信息获取,职位获得及升迁上存在劣势。因此,农村家庭在投资高等教育的时候更应充分认识到收益的不确定性,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有明确的判断,转变就业观念,模糊“国企”与“私营”“公职人员”与“临时工”的界限。
 
  参考文献
  [1]陈方红,许祥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教育财会研究,2014,(2).
  [2]舒强,张学敏.农民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收益风险[J].高等教育研究,2014,(12).
  [3]马文武,李中秋.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影响因素分析[J].创新,2017,(4).
  [4]乐志强,周杨平.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分析[J].煤炭高等教育,2013,(5).
 
  文献来源:席卫华,王春艳.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及风险规避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0,41(03):104-105.

教育投资论文研究热点10篇之第二篇:精准扶贫下的家庭高等教育投资与代际传递
 
  摘要:脱贫与返贫问题是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一项有意识的生产性投资,是衔接初等教育和就业择业的关键节点,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在教育精准扶贫的新时代背景下,家庭高等教育投资与代际传递两者关系呈现新态势,研究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形态,对打好脱贫攻坚战,提高家庭教育投资水平,阻断代际传递不良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家庭; 投资; 代际传递; 精准扶贫;
 
  1. 引言
 
  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尤其是贫困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在代际传递中具有重要作用。父辈家庭对子辈高等教育的投资,有利于提高子辈的教育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也更容易求得更高工资水平的工作,从而使子辈相对父辈生活更加殷实[1]。因此,家庭父辈会重视对子辈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良性循坏的作用机制即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力度越大,人力资本积累就越多,代际传递效应就更能发挥作用;家庭的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效益越强烈,家庭高等教育教育投资的力度也就大。
教育投资
 
  2. 家庭高等教育投资与代际传递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和家庭投资成为每一个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理论基础。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2]。人力资本的提高是突破人力资本和农村贫困之间负向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关键,因此,实现可持续扶贫效果,必须重视人为资本投资。
 
  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子代的经济、社会地位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先天禀赋还取决于上一代在其身上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从代际传递视角来看,父辈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其家庭收入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父辈的低人力资本水平是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因素[1]。
 
  3. 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对代际传递作用机制
 
  缪尔达尔等提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可以很好的解释资本投资与贫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2]。由于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资本投资发生变化时会对贫困产生影响,反过来贫困又会进一步加深原来的作用效果,产生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即资本投资不足→生产率低→低收入→贫困→资本投资不足。
 
  3.1 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对代际传递的积极效应
 
  3.1.1 优势递进效应
 
  优势递进效应是指个体在接收或吸收某优势方面之后会使其在他身上产生原本优势某方面所发挥能力的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效应。学者研究发现,教育不仅能增加受教育者自身的人力资本,而且对子代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都具有良性循坏效应,即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成为父母后,可以通过代际传递对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重要影响。这就引导家庭在投资方面偏向子女的教育投资,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使代际传递的优势递进效应发挥得更强。家庭对子女进行教育、优长培养、医疗保健、迁移投资、经验积累、社会资源网络建立而进行的投资[2],培养出的高教育水平子代是一种耐用的稀缺资源,可为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长期效用。
 
  3.1.2 家族传承效应
 
  Marianneetal(2003)研究结果表明,父亲或母亲教育年限增加一年,子代留级的概率将降低2-4个百分点,即子代学习表现好的概率增加。父辈教育水平深刻影响着子辈教育成就,呈现出家族传承效应,即受教育水平高的父辈其子辈教育成就及富裕的可能较大;相反,父辈陷入贫困会使子辈成年后陷入贫困的概率增加0.024,同时,父辈和子辈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都有助于降低成年后陷入贫困的概率。父辈通过对子辈的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和社会关系网络关系投资来实现代际收入的流动。同时也会对子辈的健康投资来影响子女的收入,从而强化家族传承效应。
 
  3.1.3 鲶鱼效应
 
  代际传递理论的本质是上一代的人力资本会传递至下一代。如果上一代是贫困状况的话,根据贫困代际传递理论,那么下一代就会遗传上一代的贫困及贫困特质。面对这种境况,对于大多数当代人会产生一种“冲破代际链”的一种激励作用,从而产生鲶鱼效应。对于无论父辈家庭还是子代,应重视代际传递的鲶鱼效应,鼓励并激发后辈子孙各项潜力,重视智育投资,拔出贫根,脱贫致富。
 
  3.2 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对代际传递消极效应
 
  3.2.1 恶性均衡
 
  恶性均衡是指父母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本给子女创造了好的条件,可却给子女增添骄躁情绪和贪图奢华生活,形成人力资本积累的浪费,这是一种恶性均衡,也印证了“富不过三代”的谚语。恶性均衡还表现为贫困地区出现贫困→扶贫→返贫→贫困的循环返贫现象。随着教育成本的不断上升,教育费用过重导致农户返贫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关研究显示,2005年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因灾、因病导致返贫人口数达174.4万人,返贫率14.9%,2010年西南地区因灾返贫人口达200多万人。可见,这种恶性均衡对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和脱贫返贫工作具有巨大阻碍作用。
 
  3.2.2 投资过度
 
  用斯诺的意识形态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家庭人力投资行为,即家庭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考虑得不仅仅是货币收益最大化,更多地要受到“信仰体系”的影响。在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说法。这就导致无数人投身于狂热的教育投资中,尤其是家境贫寒的有志者,他们都想通过发奋读书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从而避开贫困代际传递带来的不利。再者,我国国民的家族观念比较浓厚,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大多数父母宁愿少投资于其他项目也要投资子女的教育。可是在有限理性的支持下,很少人能够把握教育投资的度。
 
  3.2.3 读书无用论
 
  传统“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导致了我国文化积淀中存在着显著的重视显性知识、轻视隐性知识的倾向,所以,很多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严峻的就业问题使人们长呼“读书无用”。同时也反映出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知识深化”与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专业设置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对称,结果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农村地区本来就缺人才、缺知识,农村大学生就业难使原本以拥有大学生为荣的农民家庭遭遇尴尬,心理失落比所欠下的巨额债务更沉重,农村人关于读书没什么用的议论越来越多了。从此以往,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将会低下,人力资本增量难以提高。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新时期教育扶贫过程中,关于教育投资对代际传递的作用机理研究,关注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关系,充分发挥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对代际传递的积极效应,同时有效避免和减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对代际传递的消极效应。对个人而言,可以合理规划人生教育历程,提高个人教育收益率;对家庭而言,可以有的放矢地安排子代高等教育的投资计划;对国家而言,可以合理引导教育投资,采取针对性的政策,从而有效提高精准扶贫效率和效果。因此,我们要尽力强化代际传递对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作用,避开、减少或遏制消极效应的发生。
 
  第一,转变落后的意识思维模式,全方位提高认识是关键。在大数据、智慧教育、人工智能等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用全面的思维和理论视角深化对高等教育投资的认识,进一步解读教育精准扶贫理论和代际传递理论。
 
  第二,正面科学地引导家庭教育投资,尤其是贫困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教育作为农村微观家庭循环累积运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突破农村“放羊→娶媳妇→生娃→放羊”贫困陷阱的关键之一。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和含金量,培养贫困农户内在驱动力、增加贫困家庭教育投资是大势所趋。在提高贫困者的价值的同时增加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从而阻断代际传递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三,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改变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形成的不公平性。贫困地区大多位于环境恶劣、生存条件低下、疾病预防机制落后地区,加大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防止因病致贫因灾害致贫或因病返贫。在此前提下,贫困地区家庭也有余力增加子代人力资本投资,弱化家庭贫困对子代智育教育的影响,缩小贫困子代和非贫困子代在智育教育差距,提高低收入阶层代际流动性,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第四,解决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尚存在的一定结构性问题,如城乡、性别、户籍及教育资源等人力资本比例失衡问题。面临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异迥然、区域异质发展、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影响教育精准扶贫战略开展与有效实施。因此需要缩小城乡收入等各项差距,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深入户籍制度改革等,减少因收入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不公平,削弱贫困地区因教育资源匮乏影响子代教育投资,降低贫困地区迁移投资成本,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的基本社会权利与福利的获得。
 
  此外,在互联网+的新时代,应鼓励并支持贫困地区引入新媒体技术,贫困地区孩子可以通过网络享有更多优质学习资源,提高学业成绩,增加继续深造和受教育程度的可能。受教育程度高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增加自身收入,摆脱父辈的贫困状况。
 
  参考文献
  [1]周宗社,李孜,李向阳.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研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7(4):30-36.
  [2] 汤贵玲.我国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研究综述[J].企业文化(下旬刊),2014(2):249.
 
  文献来源:汤贵玲,张东.精准扶贫下的家庭高等教育投资与代际传递[J].课程教育研究,2019(4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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