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作品的改编本就开始出现在美国童书市场。提供给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读者的中国儿童作品主要有三类：训诫故事，民间故事和中国历史故事，以及描写儿童经验的幽默故事。本文从每一类别中分别研究一个个案，论证不同历史时期提供的不同文本有助于阐明美国人对中国及其文化的理解。在每个个案中，为美国读者包装设计的叙事反映了一种关于中国的想象，它为作品出版的不同时代和语境而定制。尽管这种想象随时代而变化，但是却始终如一地强调对家庭的忠诚，尤其是孝亲。
一、《二十四孝》在美国：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
孝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发表于公元九世纪晚期的《二十四孝》是关于不同年龄段的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他们为父母的幸福甘愿做出牺牲从而显示他们对父母的挚爱。不管他们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粮食以供养老母亲而打算埋掉自己的孩子，还是在冬天为了给恶继母抓鲤鱼而整夜卧在冰上，还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引诱蚊虫使父母免受其侵扰，《二十四孝》中的这些男主角都展示了一种重要的儒家美德。这一文本，或者说（通常是）其节选在1845年之前就进入了美国儿童读物，当时波士顿的一本儿童杂志《梅里的博物馆》（Merry's Muse-um）上刊载了恣蚊饱血故事的译文，题为《中国人的孝亲》。[1]
《梅里的博物馆》由出版商塞缪尔·格里斯沃尔德·古德里奇①编辑，他作为成功的“彼得·帕利”系列教育读物的作者而为美国儿童读者所熟知；虽然《彼得·帕利的亚洲故事》[2]将中国人贬损为毫无可取之处的“愚昧迷信”之人，《中国人的孝亲》一文却出乎意料地带有较为尊敬的语气，将年轻吴猛为父母做出的牺牲描述为“非常感人”而且“很美好”.②古德里奇对中国文化自相矛盾的看法与其他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美国作家对《二十四孝》的反应极为相似，他们有的赞赏有的蔑视。沃尔特·阿什别·塞留（Walter Ashbel Sellew）在他1907年的作品《克拉拉·莱芬韦尔，一个传教士》[3]中评论道，“《二十四孝》中大部分故事都很愚蠢，有一些则完全不可能”.[3]（P73）像当时的许多基督教作家一样，塞留赞成孝亲但认为孝亲在中国受到了过多的关注，这些关注牺牲了基督教教义。因此他描绘了一件绣有“二十四孝图”的衣服，它“象征着中国心，其幽暗、其真理之微光与谬误奇怪地混合在一起”.[3]（P131）另一个不太郑重其事的对恣蚊饱血情节的介绍出现在乔治·伊格（George Eager）的《环游世界的乔》[4]系列故事中，这些故事发表在1867年7月的儿童杂志《我们的年轻人》（Our Young Folks）上。这里的语调是讥讽的，它以一个美国男孩给另一个孩子讲述他的新发现开始，文中用大写字母写道，“他们中国有好孩子！……真的，先生！脸洗净不扯裤子周日从来不吹口哨夭折肯定上天堂那样的！”[4]（P385）吴猛恣蚊饱血的故事被引作例证，并有叙述者的简短评论，“你看吴猛的虔敬孝心，可爱的人啊。他英年早逝了。要以他为榜样。嘿呀！”但是又附带了一句，“那样的事儿……以现在蚊帐的价格，我是不会做的。嘿呀！”[4]（P387）《二十四孝》进入美国儿童的正典行列，并且一直流传到了20世纪。比如，一份名为《正规教员和小学计划》[5]的教师杂志的1922年4月号提供了一部可以由孩子们来表演的戏剧，其中包含了“二十四孝中的几个故事”,以恣蚊饱血故事开头，并引出评论说：“非常高尚，非常高尚”.[5]（P56）在以上的每个事例中，自我牺牲式的孝亲都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的标志。尽管对于美国儿童是否应该仿效这一原则作者们意见不一，但是《二十四孝》，特别是恣蚊饱血故事被频繁引述，以至于对中国文化很不熟悉的读者也往往有可能知道。换言之，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向美国儿童推销的中国往往被当作孝亲的同义词，在这些早期文本中，孝亲被当作两种品质的简称：美德，或者停滞，即对止步不前的过去的尊重。
二、《中国五兄弟》：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的改编
随着传教士的儿女一代长大成人并成为作家，随着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40年代人们对中国在世界地位的兴趣不断增加，一些描述中国民间传说或历史的文本在美国激增，并时不时地在学校和家庭中赢得广泛的读者。事例包括弗朗西斯·卡彭特（Frances Carpenter,1890-1972）的一本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集《中国祖母讲故事》（Tales of a ChineseGrandmother,1937），还有鹤路易（Louise Crane）③的一套中国历史故事《岳飞及中国其他著名英雄的故事》（The Magic Spear and Other Stories of Chi-na's Famous Heroes,1938）。改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继续被提供给了美国小读者，刘爱玲④的《叶限》（Yeh-Shen,1982）和杨志成⑤的《狼婆婆》（Lon PoPo,1989）是两个20世纪晚期比较成功的例子，最近又出现了很多《西游记》（Monkey King）的故事绘本。然而我当作核心例子的是一个在20世纪40年代及以后（参见，如史密斯；[6]威蒂[7]等）流传很久，并经常出现在最受喜爱或被广泛认可的美国童书榜中的故事，即克莱尔·于歇·毕晓普⑥的《中国五兄弟》。[8]
其复杂的接受情况说明了美国人对于如何令人满意地向孩子呈现中国文化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⑦《中国五兄弟》是（由一个法国出生的作家）对一个传统故事的演绎，这个故事仍然在中国和美国的幼儿园里以绘本的形式流传着。徐德荣⑧寄给我并由何芳芳译为英文的中国版本讲述了刘家五胞胎的故事，他们“长得一模一样，除了刘大娘，谁也分辨不出来。”他们各有一套特殊本领：吸干海水，火烧不焦，随意伸缩双腿，有着“比钢铁还硬的身体”,会讲动物的语言。有个官老爷外出打猎，老五警告当地的鸟和动物都躲起来，因此惹恼了他，官老爷将他逮捕并判他第二天被处死刑。但是兄弟五个轮流接替死刑犯的位置，顶住了被砍头、被扔下悬崖、被火烧、被水淹的刑罚---在最后一次刑罚中，能吸干海水的老大掀起巨浪，把官老爷的船掀翻了，让官老爷和他的手下都“喂了鲨鱼”.同样地，在毕晓普的版本中，“老大能吸干海水，老二有个钢脖子，老三能将腿伸得长又长，老四烧不死，老五能长时间屏住呼吸。”
但是，当代中国版本中蛮横的官员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保护者---五胞胎之间的敌对关系被取代了，毕晓普写道，能吸干海水的老大因为不小心导致了一个小男孩被淹死而受到并非不公正的审判。此外，毕晓普版本中的民众是站在官员一边的，他们一开始因为多次实施死刑失败而生气，最后法官推翻自己的判决时，他们也都赞成：法官向前迈了一步说道，“我们试过了所有的办法除掉你，可不知怎么就是不成功。你肯定是无辜对呀，对呀。”民众大声说。因此他们就放了他，然后他就回家了。
数十年来，库尔特·威斯（Kurt Wiese,1887-1974）给毕晓普改写的故事绘制的插图在美国一直饱受批评，因为那些插图令人反感且带有刻板印象：五兄弟眼睛斜视，皮肤暗黄，拖着长辫子---中国遭受满洲人入侵的耻辱象征。
⑨不过，尽管这个故事有其他一些较 新的 且较少令人 生 厌 的 英 文 版 本（1990年玛格丽特·梅喜瑏瑠?的《中国七兄弟》，由曾吉恩和曾谋贤插图；还有1979年程厚天的《中国六兄弟》），毕晓普 版仍然在 美国销售，而且在最近的1993年还为讲西班牙语的美国读者出版了西班牙语译本。毕晓普版的长久流传，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挑战当时的现状。就这一点而言，它与可以找到的中国版本和梅喜的改写本不同，在梅喜的改写本中，英勇的兄弟们与残暴的皇帝势不两立，皇帝强迫自己的人民为修长城而辛苦劳作，而且，尽管五胞胎中的一位并未犯罪，却因他的名望对王权有潜在的威胁而将他问罪。相反，毕晓普笔下的官员比较仁慈，如果自己的立场站不住脚的话，他会让步并且会受到人民的支持。托马斯 · 扎涅罗（Thomas Za-niello）瑏?瑡将毕晓普版中的法官描述为“长得相当和善，并且很宽容”,[9]（P36）然而《中国六兄弟》和《中国七兄弟》都暗示了人民对官员权利的不满，遵循了20世纪中国版本创立的修辞模式。[10]（P171）[9]（P37）毕1D·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施行“新政”的背景之下，处于政府权力扩大的专制时期，当时政府鼓励美国公民有问题找政府。很多美国人继续将它奉为圭臬瑏瑢?，对于这样的读者来说，毕晓普版可能仍然能给孩子们传达一种比让不公正的权威人物暴死更为合适的信息。
但是有一点更为重要，我们要注意到，毕晓普版和这个故事的其他改写本一样，支持了朱迪思·莱希纳（Judith Lechner）的一种观点，她认定，美国版中国民间故事具有两种主要特征，其中的一种就是，如恣蚊饱血故事一样，它强调“一个家庭中忠诚的孩子以他的忠诚、足智多谋、有时自我牺牲拯救一位家庭成员---通常是一位家长”.[11]（P174）另一种特征是把孩子看作社区保护者的思想。当然，在这个故事中，孩子已长大成人，他们联合起来拯救一个并不比他们年长的兄弟。孝亲情感在其中起的作用较小，不像程的《中国六兄弟》，在《中国六兄弟》中，被定罪的人所犯的过失是为濒临死亡的父亲偷了皇帝的一颗珍珠用来做父亲的药，正如蔡明水所说的那样，“皇帝 为兄弟们的孝道所感动，原 谅 了 他 们 的 过错”.[10]（P171）虽然如此，孝道同样是毕晓普改编本中的主要内容，因为每次新的判决一做出，当时替代犯人的兄弟就会问法官，“法官大人，您能允许我去向母亲道别吗？”法官的回答都是，“这完全正当。”换句话说，长久以来被美国读者认定为中国文化要素的孝道，在这里被表现为一种手段，依靠这种手段，身陷险境的兄弟得以拯救自己的生命。故事的结尾，“五位中国兄弟和他们的母亲一起幸福地生活了很多年。”
三、在美国推销杨红樱《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图书的尝试
我的最后一个个案研究是在美国因《淘气包马小跳》而知名的杨红樱瑏瑣?的系列丛书的英文译本。
乍一看，这一个案的选择对于孝亲问题的讨论好像比较奇怪。毕竟，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推销这一系列丛书主要关注的是商业成功：印在封底内页的作者简介将杨认定为“中国畅销童书作者”,并且提到，“她关于马小跳奇遇的19本系列图书卖出了一千多万册，连续41个月名列中国儿童文学图书畅销榜”（强调是原创）。从美国儿童小说语境来看，马小跳被呈现为一个与其他有趣好笑的小捣蛋一样的男孩，就像碧弗利·柯利瑞（Beverly Cleary,1916-）瑏瑤?的雷蒙娜或莎拉·潘尼培克（Sara Pennypacker）的克莱曼婷一样。尽管书的封底介绍马小跳是“中国畅销系列丛书中的淘气鬼明星”,丛书中却很少强调他的中国人身份，相反，这些英文译本却将他列为了国际儿童文化中的一员，他喜欢吃巧克力和牛肉干，在学校在家惹麻烦，分别用“美国总统”或“英国女王”来作特殊的人或游历甚广的人的例子，[12]（P60）在每一本书背面的“读者注意”一栏中介绍他“就像世界上的其他孩子一样！”尽管如此，马小跳对父母的感情在故事情节发展中仍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天真妈妈》（Best Mom Ever,2004,2008年译）的护封简介上暗示了马小跳和他妈妈的一种对立关系：“好像是只要马小跳一策划恶作剧，妈妈总会出来阻止他。马小跳能愚弄她并享受到真正的乐趣吗？”然而，尽管马小跳偶尔因试图挑战父母权威而惹上麻烦（比如，他试图卖掉家里的新钢琴，这样他就不需要学弹钢琴了），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活动却都是围绕马小跳试图表现他对妈妈的爱而展开的。文中讲述他写了一篇作文讲妈妈有多特别，在母亲节那天策划了一场花费不菲的庆祝会，为她洗脚，保护她不受雷电和老鼠的侵扰，跟他的朋友企鹅唐飞因为比谁的妈妈更漂亮而打架，为妈妈做了一个非常精美的三明治以至于妈妈不舍得吃而是把它保存到了奖杯盒里。同样，在《四个调皮蛋》[13]中，马小跳和他的朋友们努力让父亲或长辈们满意而不是违背他们的意愿。马小跳和朋友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一个富有的商人丢失的光盘还给失主，商人给他们买了一顶帐篷以作回报，拿到帐篷后他们打算离家出走。但是在出走前，他们给父母写了一模一样的信，表明并不是不尊重家长，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晚上我不会在家。请不要为我担心也不要试图找我。我保证明天会安然无恙地回家。请让我享受一晚的自由。[签名]你们的儿子”.[13]（P74-75）他们的父亲竟然对儿子们的行为感到高兴，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可以偷偷监视他们一晚的借口，“还有什么能比父子之间的捉迷藏的小游戏更有趣的吗？”[13]（P76）这本书以孩子们挫败了一个贼的计划结尾，那个贼试图从一个公园里偷一棵珍稀植物，这件事显示了孩子们对法律的忠诚。简而言之，就像这些书的封底介绍文字小心地将马小跳的爸爸与“老师和大部分家长”区别开来---他们都被看作是马小跳的“敌人”---一样，这些书中的情节都煞费苦心地表明，马小跳的顽皮应该被理解为活泼和贪玩，而不是与强烈的孝亲情感不相容的行为。在心底，马小跳保留了与二百年来被美国儿童视为中国孩子本质的相同的传统价值。
杨的书未能在美国产生大的影响或许跟营销和内容的不一致、坏男孩精神和儒家美德的矛盾有关。
尽管哈珀·柯林斯大中华区总经理周爱兰在《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中说，“杨的书的表现在所有从中国引入英语世界的书中是最好的”,[14]但是所有的译本在美国出版五年后都不再出版了。原因可能在于出版公司试图同时展现马小跳“就像世界上的其他孩子一样”,又要展现（用周的话来说）马小跳是个“典型的中国孩子”,对他的刻画“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社会”,这令潜在的读者困惑不已。但是不管怎样马小跳仍然是一个存在已久的现象的有趣的例子，这个现象就是，美国对中国文本的演绎倾向于将孝亲与当时一些美国读者的 其 他 关 注 结 合 起来---不管结合方式多么奇怪。对于19世纪《二十四孝》的美国读者来说，他们的关注通常是中国作为一个非基督教国家、非西方国家的情况；对于20世纪《中国五兄弟》的读者来说，他们关注的是国家与杰出个人之间的关系；对于21世纪因其书的销量常常被冠以“中国的J.K.罗琳”称号的杨的读者来说，人们关注的似乎是商业营销。在这三种情况中，迄今为止，第三种情况被证明与儒家价值搭配得最不协调，而儒家价值在这些当代作品的美国版中依然是可以辨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