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良的名字和台湾儿童文学的发展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无论是儿童散文、儿歌、儿童诗的创作，还是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以及台湾儿童文学出版事业的建设，林良都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其中，儿童散文是林良文学创作园地中的重要一隅。他的散文代表作《小太阳》不仅在台湾多次重印出版，而且被收入在“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中。林良以及他所创作的儿童散文可以称得上是构建中国儿童文学历史场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林良的儿童散文与“五四”学人所开创的儿童文学美学传统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双重关系。林良自 1946 年(时年 22 岁) 迁至台湾，并于 50年代开始，以子敏的笔名进行散文创作。成长于 30年代的林良，不仅受到了“五四”文学传统的浸淫，而且迁台后的经历则使他在相较于大陆作家而言更为纯粹的环境中发挥着他的文学才华。因而，林良的儿童散文在继承“五四”儿童文学传统的同时，也表现出具有个性化的艺术特质。
一、月光下织锦———生活题材的选择
在《五四新文学多种流脉的战后拓展————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散文》一文中，学者王万华曾将子敏(林良) 纳入继梁实秋、林海音等散文作者之后的第三代台湾散文作家之列，并指出了台湾散文作家和“五四”散文传统之间的承接关系:“这三代散文家的创作在延续“五四”散文的多种流脉中不断拓展、变革、唱和呼应，在传统与革新、文学与政治等关系的处理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林良散文对“五四”散文的传承在于生活题材的选择中所透露的美学追求。
《小太阳》是林良儿童散文中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散文集中，汇集了作者和他的女儿们的生活轶事，记录了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林良用小视角来看大世界，试图通过生活中的琐事来阐释“和谐人生”的人生智慧和哲理。林良曾在《小太阳》的序言中提到他是以一个“大男人”的身份来写家。从小家庭到大社会的转换中，我们可以依稀在林良的散文中看到他“为人生”的文学追求。诚如他在序言中坦言: “我辛辛苦苦地执笔发现家庭生活的情趣，有时候竟熬夜到天明，心中是有一个宏愿。我希望读者受了我的感染也能体会到自己家庭生活的情趣，真诚地去爱自己的家。”
林良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挖掘人生之美和文学之美，使其散文呈现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它模糊了文学审美和生活的边界。这种美学追求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前者强调的是生活中蕴藏的文学性，而后者关注的则是用文学性去修饰生活，将审美的因素注入到生活中去。由此可见，“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呈现出更为大众化的美学姿态。
事实上，在儿童文学的发生时期，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及其“启民智”的功能大大超过其文学性的需求。在此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包裹着作者“社会抱负”的外壳是便于儿童接受的题材和语言形式。因而，此时的儿童散文相较于其他的文人散文来说，更能体现出下里巴人的美学特质。
冰心和丰子恺是早期儿童散文发生、发展的重要开创者，他们都将童年的生活细节引入到散文的书写中。在我们熟悉的散文集《寄小读者》中，冰心以“朋友”的立场向孩子们讲述自己所遇的各种琐事。冰心的这些散文刊载在《晨报》的《儿童世界》专栏上，其中最早的六篇《通讯一 ～ 六》发表于 1923年 7 － 8 月。
1923 年相去 1920 年周作人作《儿童的文学》演讲不过 3 年的时间，冰心为儿童写作的自觉实属难能可贵。但在为儿童写作的表征下，却隐藏着直抒自己思乡的衷肠，而这种怀乡的情感又被浓缩成对“母爱”的向往和推崇。对母亲的想念，对家乡的眷恋，对童年的怀念都因时空的间隔涂染上了一层理想的玫瑰色: “母爱”由爱自己的孩子，推及到爱别人的孩子，蔓延至同样爱孩子的其他母亲的身上。类似的“推衍公式”我们同样可以从丰子恺的散文中寻得。
丰子恺在早期的散文和漫画中常常以儿童的生活场景为题材。特别是在《华瞻的日记》一文中，尤能窥见儿童文学所特有的追崇稚趣的美学品质。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丰子恺更多的散文之中，儿童生活场景的呈现实际上隐匿着他自身对社会的抱负和对佛教境界的理想光环。在《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中，他说: “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 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他是创造者，能赋给生命于一切的事物。他是‘艺术’的国土的主人。唉，我要向他学习! ”
无论是冰心还是丰子恺都在儿童散文的园地中寄予了包容社会人生的大理想。因而，对童年生活的书写不仅在一方面，同时也使其成为了载负作者们理想人生观念的容器。对“俗趣”的审美追求契合了当时用文学给予改造国民性的社会重负。儿童作为未来之国民，也成了有志文人所期望的受众。
但值得注意的是，贴近儿童生活的题材选择，只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基础性问题，将题材进行“审美化”或者“教育化”、“政治化”则涉及到写作者的童年观和叙事技巧的选择和运用。生活化题材的选择是冰心、丰子恺以来的“五四”儿童散文和林良儿童散文在追求文学“日常性”的表层契机。
但在林良的儿童散文中，这种生活化的书写却有着它超越传统的特质。生活题材的选择之于林良儿童散文而言，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林良用他特有的生活智慧将这些埋藏在日常生活中的道理挖掘出来，另一方面则以艺术化的语言将之传达给读者。
相较于冰心和丰子恺的散文，林良的文章隐去了宏大社会性理想，褪去了附着于童年的理想化想象。林良并没有用文字来掩盖童年和生活中的残缺，相反，却用游戏性和幽默化的表达方式将这些不完美的因素化为“爱”的栖居地。
二、小方舟———童年立场的呈现
正如在《白雪》一文中，林良爸爸所说的: “走廊上没有赫邱丽斯拉的屎，撒的尿; 院子里也没有使人皱眉的怪味道但是这种凄凉的干净，并没有给孩子带来整洁的快乐。有狗的乱腾腾的日子，就像被滑梯磨破的裤子，都是欢乐童年的象征。对孩子的精神健康来说，整洁就是贫血。在落叶堆里打滚，在水池边放纸船儿，头发上挂满蛛丝地多迷藏，双手粘满烂泥地家家酒，这都是不干净的。不干净是不干净，童年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行。”
童年在林良的笔下呈现出它本真而并不完美的状态。突出童年生活的乱和顽皮，而不去强调点缀在童年的“纯真”、“单纯”这类形容词正是林良儿童散文有别于“五四”儿童散文的开创之处。
“爱是恒久的忍耐，爱是永远不发脾气。”这句话不断地提醒着“林良爸爸”用父亲的爱和理智去理解孩子“顽皮”的生活方式。对真实童年的悉心观察和源自父爱的理解，构建了林良在散文中的儿童本位的书写立场和充满稚趣的生活之美。因此，林良散文中的家庭场景并不是传承五四散文以来寄托作者社会抱负的载体，而是为作者与儿童进行平等对话提供了儿童读者所熟悉的生活话题。
对于孩子而言，家庭生活是他们童年生活的核心。一个和谐、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对于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而林良则曾在《浅语的艺术》一书中坦露自己的儿童文学观，他认为，孩子的心是纯净、可塑的，是在“暖室里的花苗”，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在作品中描绘一个“理想的世界”，为花苗提供阳光，“用‘美好的暗示’来塑造孩子的品格。”
作者对童年所寄寓的成长方向和现实中和谐家庭的需要以及对“浅语艺术”的追求在《小太阳》这本散文集中美丽地邂逅了，这也是作者生活智慧和文学技巧的精妙结合之处。方卫平曾在《儿童文学作家的思想与文化视野建构》一文中将儿童文学作者的“人生智慧”视为创作出具有“儿童文学精神”的作品的源泉: “写出好的儿童文学故事需要智慧，它不仅是儿童文学艺术的智慧，也是对于童年和人生之透彻理解的智慧。”
在林良的这些儿童散文中，他所讲述的故事并不都是以孩子为主角的，其中有很多是关于自己的工作，关于作丈夫、作父亲的经历，还有关于夫妻相处的温馨场面。但在这些“纯粹”的家庭故事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却有着它超越时代的经典性。
《小太阳》这本散文集虽由多篇散文组成，但作者在实际的编排中却巧妙地设置了统摄整本集子的故事性。《一间房的家》拉开了故事的序幕。父亲和母亲用他们的爱来装点小小的家。这小小的房间，因为爱的存在，化身为一叶小小的方舟。“小太阳”们一个接一个地降临，“小方舟”开始热闹起来，故事也就正式开始了。
一岁的樱樱、琪琪、玮玮都要“喂”，两岁的玮玮要“霸道”地占有爸爸，三岁的玮玮要寻找自己的“地方”，五岁的玮玮要办“塑料快餐”，孩子给爸爸妈妈制造的“烦恼”都是她们必须要经历的成长阶段。正如在《塑料快餐》中所描绘的那样，当爸爸跨入按照玮玮的方式“布置”的房间时，他顿时有了想要“教训”一下玮玮的冲动，但在每次“说教”的话刚到嘴边的时候，都被玮玮温柔地送了回去: “爸爸，来，来做我的客人”，“你吃什么”，“来，快拿起来吃，来”。于是，带着工作了一天的疲倦身体的爸爸和原本应该被斥责一顿的玮玮玩起了“家家酒”。爱，成了最好的语言。
父亲用“爱”的语言来传递的“说教”才是真正能够使孩子健康成长的宝贵财富。父母用“爱”的语言来诉说，孩子用“爱”的语言来回答，在父子、夫妻、母女、姐妹的对话中，家的诗篇正在悄悄书写。
在《家里的诗》中，林良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爱的“对话”: 刚和丈夫辩论过的太太，含怒地帮含怒地去看书的丈夫关灯，掖被角，然后含怒地去睡，然后含笑地醒; 白天刚和老大吵过架的老二，在得知老大矫正牙齿要花很多钱之后，“头顶神圣光圈”地拿出了她原本要去买“五彩泡泡胶”的两块钱; 刚赶完稿子准备睡觉的爸爸在孩子们好心好意地安排的“安静环境”中清醒了; 爸爸在“爸爸节”的时候收到了孩子们的儿童信和让爸爸可以“爱吃什么就去买什么吃吧”的两块钱。爸爸的“爱的教育”都得到了“可爱”的回馈。
在贴近真实的生活叙事中，这种弥漫在家庭中的爱，透过林良生活化的语言一点点触动着每个阅读它的人的内心。这些没有“教育意义”纯粹描绘家庭生活的故事，用它充满烟火气息的文字向我们传递着人生的真谛。关于爱的广博话题无法用语言来简要概括，它藏在生活的每个细小的角落，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林良的散文则是一枚让孩子去发现它们的放大镜。这枚放大镜恐怕要比任何阐释“爱是什么”，“人生是什么”的长篇大论都要说得多，说得透彻。
三、浅语的艺术———日常语言的运用
与林良散文中的生活化题材书写相对应的另一个重要特质是散文中日常语言的运用。在林良的儿童文学论著《浅语的艺术》一书中，作者将日常化、贴近儿童心理的叙述语言称作“浅语”。而这种语言的运用一方面和林良的散文观有关，另一方面与他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亦有一定的关联。
“国语运动”是台湾自1946 年以后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而于1947 年由北平迁至台湾的《国语日报》则对国语教育的推行发挥着深广的效用。根据邱各容先生在《播种希望的人们》一书中记载，林良“来台后先服务于国语推行委员会研究组，国语日版创刊后转到该报担任编辑，继张雪门之后负责主编儿童副刊。”
林良与台湾国语运动的关系可见一斑。自胡适先生提出“白话文运动”的口号之后，文言文所存在的文学场域不断缩小，但无论是在鲁迅的杂文还是朱自清的小品文，亦或是冰心的儿童散文中，都尚存着文言文的遗迹。但接任五四白话文运动，在台继续推行国语运动的林良多次在他的理论文章中颇具革命性提出了日常化语言除了实用价值之外的重要“文学价值”。林良的儿童散文很好地践行了他“浅语的艺术”这一理念。
林良散文语言之“浅”在于其语言的形象化; 但与此同时同时，语言形象之“浅”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其深入表现生活场景和儿童心理的精神之“深”。
在《大》这篇散文中，作者通过记叙“大便”这件“不雅”的生活小事，写出了孩子的共同的心理和不同孩子各异的性格特点。在林良的眼中，孩子也是按照现代生活节奏运作的“小机器”，而“大便时间”恰恰成了她们享受真正的人生乐趣的休闲时间。老大的大便时间演变成了她和老三共享“手足之乐”的时间; 老二的大便时间则是她的阅读时光，她会像主妇在菜场选猪肉一样认真地选择“大便书”; 没有到“抽水马桶年龄”的老三则模仿力极强地熔铸了所有家庭成员“大”的习惯，在她的便盆旁边大摆仗势，然后和爸爸边做游戏边大便。对每个人“大”的遵从和不约束的“家庭宪法”，被林良有趣地概况为“一向是‘弥漫爱家气氛，充满个人色彩’惯了的，并不希望‘惨不忍睹’地把每个人都切成同样大小的‘肉丁儿’”。
这些“浅白”的语言却最为精确地表现了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形象化的修辞巧妙地概况了生活中“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内容。林良散文中丝丝入扣的生活化语言更容易在读者心中产生感同身受的共鸣。生活化语言的运用在体现中国语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同时，更击中了儿童接受心理的中心。这两者的配合使林良的儿童散文体现出儿童文学轻逸之美的文学精神。
生活化的语言在作者文学技巧的运用中，实现着表现生活智慧、传达乐观人生态度的效用。幽默化的修辞语言为现实中的沉闷生活增添了文学的灵性: 玮玮的混乱不堪是“匈奴的生活方式”; 玮玮在欺负小狗白雪而遭到反抗后表现出的不满行为则被形容为“政治活动”; 老大的家信是“汉字信”，老二的家信是“注音符合信”; 不计前嫌来给家里出一份“财力”的老二“头顶神圣的光圈”; 看爸爸午睡也成了玮玮招待客人的“招待项目之一”; 孩子养蚱蜢的经历和爸爸养孩子的经历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
林良用夸大的修辞来形容生活中的小事，用诙谐的修辞来形容人生中的大事，在“举重若轻”、“举轻若重”的灵活转换之间构成了一大一小的张力，形成了一种文字与生活相对照的幽默效果。而暗含在幽默语言中的人生哲理和人生态度则在轻松诙谐的氛围中展现着其文学的价值，同时也滋润着儿童的内心世界。
台湾学者林积平在《台湾文学场域中林良位置流变研究》一文中提出，林良从理论层面对白话文的提倡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继承和延续，在台湾国语运动中起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性作用。而林良儿童散文中对日常语言的巧妙运用则在实际创作层面对“五四”的儿童文学传统、台湾儿童文学的发展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四、结语
同样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大陆儿童文学和台湾儿童文学得以生长的基点和根源，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文学处境则使两支枝丫开出了形态不一的文学花朵。各异的地域文学景观共同丰富着两岸儿童文学的景象。林良这棵在台湾儿童文学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常青树”以其特有的文学个性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舞台阐释着儿童文学的生命精神。而在林良儿童散文中的生活化书写在传统文学的继承和现代儿童散文的开创之间所展示出的人生智慧和文学素养使他和他的儿童散文成为台湾儿童文学历史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笔。对林良及其儿童散文的关注和解读不仅可以丰富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儿童文学历史图景，同时，为大陆儿童文学的创作亦起着提供更多更好的借鉴资源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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