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社会进程下辽宁鼓乐发展探究
【前言 1.1】鼓吹乐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体现
【1.2】辽宁鼓乐的历史与现状
【第二章】辽宁鼓乐的社会维系
【第三章】辽宁鼓乐的个人体验
【结论/参考文献】辽宁鼓乐的变化变迁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前 言
一、选题依据
（一）研究对象所属领域及范围
1.所属领域：辽宁鼓乐是辽宁民间重要的乐种之一，也是至今仍然活跃在民间的一种艺术形式。随着时代变迁，辽宁鼓乐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音准观念、乐队组合、曲目选择上，也体现在艺人和受众对鼓乐审美的观念上。本文以鼓乐发展为线索，以时代变迁为契机，以形态研究为着手点，以文化追问为研究目的，故而其研究领域兼具形态研究和文化价值研究两种属性。
2.所属范围：本文研究范围涉及辽宁民间传统鼓乐的形态描述和当下辽宁鼓乐的文化变迁的追问。
（二）选题的意义及应用价值
1.理论意义：鼓乐具有悠久的历史，自汉代以来就在各地广为流传，是我国传统音乐中历史源远流长的乐种之一，辽宁鼓乐作为该乐种的一个分支，曾对东北各地的鼓乐产生过深远影响；因此，对其研究成果颇多，也不乏经典之作。纵观目前辽宁鼓乐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音乐形态、历史与现状及少量的音乐功能和人文价值。本文力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田野调查，进而对辽宁鼓乐文化变迁的因素进行考察，论述辽宁鼓乐文化变迁的必然。
2.应用价值：辽宁鼓乐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潮流席卷之下，受西方音乐思维模式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变迁、价值观的转变等因素，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辽宁鼓乐在乐队构成、演奏曲目、演奏风格、音准及传承方式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就是辽宁鼓乐在这社进程中创建的结果。面临经济、文化冲击的时候，辽宁鼓乐与其他传统音乐一样，为适应时代需求不断做出自身调整，这种调整是确保辽宁鼓乐存活在时空之中的必要条件。而辽宁鼓乐的这种调整无疑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辽宁鼓乐的现状是过去社会变迁等因素的结果，亦是未来变迁的开端；无论它内部如何变异，仍保留着它吐故纳新的过程，而这种吐故纳新便是文化自觉的体现。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将有利于我们正视异域文化，正确认识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
二、研究现状
目前，辽宁鼓乐学术成果颇为丰富，它们将作为笔者该课题重要的参考依据，其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探讨辽宁鼓乐形成的历史渊源。如杨久盛的《辽宁鼓乐综述》、周炳林《辽宁鼓吹乐搜集整理研究综述》、贾祥瑞《辽宁鼓吹乐概说》、《辽阳鼓乐源流初探》、林林《浅析辽宁鼓乐“汉曲”与唐代大曲的关系》等。
第二类，对辽宁鼓乐的音乐形态研究。此类文章较多，如杨久盛《辽宁鼓乐变奏手初探》、《辽宁唢呐传统调名考释》、于海军《“破工”浅析》、顾光谦《辽南双管初探》、林林《辽宁鼓乐汉曲艺术特征》、《五调朝元、三十五调朝元解昧》等。
第三类，对辽宁鼓乐文化内涵和功能的探索。如张永夫《辽南鼓乐的渊源及其社会功能》、郑枢安《鼓乐与民俗》、李润中《辽宁盘锦鼓乐调查报告》、牛玉群《试论鼓乐在历史及现实中的作用》、林林《海城丧葬音乐功能的分析》、《为谁而歌--以海城民间丧葬仪式中的鼓乐为例》等。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方法”,经过考察和分析，力求客观细致地描述辽宁鼓乐在社会进程中文化变迁的因素，运用民族音乐学中“主位--客位”双视角研究方法，坚持结构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运用蒂莫斯·赖斯的三重模式，从历史建构、社会维系、个人体验三个环节，以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对辽宁鼓乐文化变迁的原因加以阐述。
第一部分？ 辽宁鼓乐的历史建构？
“传统是一条河流……音乐艺术亘古以来在积年累月中变化，甚至迁徙她的河道，使人不复辨认遗迹；甚至在她的任何一个瞬态当中也无处不在流动。”①诚然，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宛如一条自然界的河流，她支脉纷繁却涌动不止，她流向万千却又能寻其源头。尽管她会随着日照的强度而挥发，但又会被雨露冰雪而滋润；尽管她会被外界所污染，但她有万涓细流融汇为其荡涤清澈而青春永驻。
在中国历史上，华夏正声经历了无数次与周边民族、甚至是周边国家的交流与融合，其特征也处于不断的调整与变化之中。这包括音乐文化所承载的乐律、记载作品的乐谱以及演奏作品的乐器及形式等等。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海纳百川，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始终向世界敞开博大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异域文化，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尤其是在乐器文化领域。“传统音乐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与文化土壤培育出来的艺术形态，一旦改变了培育音乐形态的社会形态和土壤，‘传统’的体现就会发生变化。”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堂乐歌”的形成与流传使中国人民接触到了外国的通俗歌曲、记谱法、西洋乐器等西方音乐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推动了西方音乐理论在中国的传入与流传，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运用西方音乐理论创作的音乐作品。20世纪20至40年代，爆发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因时代变迁和革命形势的需要，出现了大量以古曲、民歌、说唱曲调填以反映现实斗争歌词的歌曲。中国传统音乐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既延续了固有的音乐传统，又会融合新的时代元素。我们正是站在这样一个历史交汇点，回顾与瞻望。总结鼓吹乐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变化，为的是透过历史经验进一步观察、理解及总结近百年来辽宁鼓乐的时代变迁；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音乐从来不是历久不变的，它总会随着社会进程的前行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异。
鼓乐是中国传统音乐宝库中的一项极富魅力的文化事象。它根深源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随着社会历史的进程繁衍生息，深深地扎根于礼仪民俗的广袤沃土之中，在各自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分蘖衍生，造就了色彩斑斓、风韵迥异的各种形态。辽宁鼓乐是其各种形态之一，自明清时期广泛流传于辽宁各地，是至今仍然活跃在民间的一种艺术形式。辽宁鼓乐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辽宁鼓乐的当下体现出一种历史文化的建构。历史的建构，不仅是时间中的变化，还涵括现在的各时点中过去的交汇，以及对过去的再创造。它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潮流席卷之下，受西方音乐思维模式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变迁、价值观的转变等因素，从20世纪60年代起，辽宁鼓乐在乐队构成、演奏曲目、演奏风格及传承方式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辽宁鼓乐的传统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形式和发展起来的产物。辽宁鼓乐既是历史的积淀和存在的反应，也是不断变迁发展的音乐文化事象。它既有继承，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审美观的变化而不断演进。辽宁鼓乐作为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形态特征。辽宁鼓乐的变迁体现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色，折射着传统音乐变迁的轨迹。认识辽宁鼓乐文化的历史特性，了解它在现代文化变迁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认清它在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对于这些宏观问题的理论阐释，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其他微观问题的具体研究。
一、鼓吹乐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体现
笔者认为黄翔鹏先生“传统是一条河”这句名言是借助“河流”一词所包含的历时性概念（时间的延续）和共时性概念（空间的延展）的隐喻，来说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处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变迁，是不同时期本土与外来音乐文化因素相互调适、交融、及自身发展而引起的种种变迁。历时性与共时性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作用的，共时性会随时变成历时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是辽宁鼓乐瞬间共时定格。当我们透过时空的隧道，谛视它的变迁时，就会发现它就不单是一种音乐文化的传承，而是与其文化空间的整体文化事象密切相关。虽然，鼓吹乐从最初的鼓、角、箫（排箫）、笳到后来的笙、管（筚篥）、笛、唢呐等，再到今天各地区独立存在的鼓乐等称谓，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变迁；其功能也逐渐从班壹马上乐发展为战场、军中、宴飨、仪仗、庙堂等，再从宫廷走向民间，最终成为民间礼俗的载体流传至今；其乐队的组合、应用场合等，伴随数朝代的更迭而每朝各异；鼓吹乐的表演形式和称谓与其原貌渐行渐远，但是鼓吹乐的属性--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体的器乐合奏形式却未发生转变，最终成为该乐种的重要标志。
（一）历时性体现
历时性是指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纵向上所显示出来的特征，是其在时间延续中的存在和发展。由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变迁往往是局部的和量变的，经过一段时期的沉积再回头反顾，会有了很大不同，即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质变。任何事物的发展，首先从量变开始，以质变结束，循环发展，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导致质的变化。如，中国的戏曲，从汉代的百戏--隋唐参军戏--元代散曲--明清的昆曲，直到梆子、皮黄等，经历了无数次的量变到质变的循环发展。因此，在当下传统音乐中的种类、品种及其形态都不同程度的地保留各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和文化背景的积淀。它亦是变迁的结果，亦是未来变迁的开端。
1.秦汉时期
鼓吹乐出现于秦末汉初用于民间，后在汉代宫廷和军旅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它是以打击乐器、吹奏乐器等合奏形式为主的乐队组合，起初常用鼓、角、箫、笳等乐器，曲目中亦常有歌词，可供歌唱。
进入宫廷，则根据乐器编制和用乐制度的不同，又分为：黄门鼓吹、横吹和短箫铙歌三种类型。“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有鼓角者为横吹，马上所奏也是，而作为军乐的鼓吹，东汉时又称短箫铙歌。”
①在西汉时期，统治者把它既作为军乐使用，也作为行进音乐使用；既可以列于殿上用于宴飨，也用于丧葬，据《后汉书·杨赐传》记载“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节送葬，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车介士，前后部鼓吹。”
②（此功能为全国各地鼓乐所承继）；在汉武帝时期也可用于娱乐性的音乐活动乐。《三辅黄图》“汉昆明池”条记载：“汉帝元狩猎四年穿池中，有龙首船。常零工女泛舟池中，……作《櫂歌》，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
③鼓吹乐在兴起之时，无论是黄门鼓吹、横吹还是短箫铙歌都不是纯器乐形式，都兼有歌唱；但它的音乐内容、演奏形态，随着鼓吹乐应用场合的拓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并朝着器乐合奏形式的方向发展。
2.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秦汉以来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也是鼓吹乐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时的鼓吹乐无论是音调上还是乐队编制上都融入了少数民族的因素，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作品，除少数是反映民众思想外，大多都是贵族填写的新词。婚礼用乐，在汉以前未见记载，但在此时期，《周书·崔猷传》载：“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可见婚礼奏乐在民间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此时期鼓吹乐的应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至南朝梁武帝开始设立鼓吹十二案又称熊罴十二案，“熊罴架十二，悉高丈余，用木雕之，其状如床，上安版，四旁为栏，其中以登。梁武帝始设十二案鼓吹，在乐悬之外，以施殿庭，宴飨用之，图熊罴以为饰故也。”
④鼓吹十二案的设立是鼓吹乐制度发展进程上的一个重要标致，使鼓吹乐不断被礼仪化。此外，魏晋时期，朝廷专门设立吹鼓乐署掌管吹鼓事宜，并建立对乐人的乐籍管理制度。鼓吹乐从汉代归属于少府卿到西晋吹鼓署纳入太常管辖，再到东晋时期的二署合并，其归属的演变也说明了鼓吹乐在这一时期体现了雅乐与俗乐的相互融合，同时也折射了俗乐进入到宫廷并被礼仪化的一个过程。
3.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在大量的俗乐和外族多种音乐传统的交融中进一步变迁。鼓吹乐逐渐与散乐相结合，促使了鼓乐的发展，应用也更加广泛。此时根据不同乐器的组合将鼓吹乐分为：“大横吹”、“小横吹”“铙鼓”和“箫笳”四种类型。其中“大横吹”主要用横吹、角、筚篥等乐器合奏，曲目有《止息（即《广陵散》）、《悲风》、《游弦》等，大都是汉魏的相和旧曲。
《旧唐书·音乐志》载：铙吹部用于凯乐时，又别增乐器如筚篥、铙等，取骑吹形式。鼓吹令丞前导，分行于兵马俘馘之前。将入都门，鼓吹振作，迭奏《破阵乐》等四曲。前代骑吹、横吹兼用于卤簿与行军。略可相当于隋、唐的“大横吹部”（角、节鼓、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与“小横吹部”（大横吹减去节鼓）。
①这一时期，鼓吹乐在演奏场合和应用上则没有大的变化，但统治阶级对鼓吹乐的重视程度得到了提高。在宫廷宴会时，将鼓吹乐列入雅乐、多部伎演出之后表演，可见鼓吹乐已被统治阶级极为重视。《旧唐书·音乐志》载：“太子颇近声色，思谦子韦承庆谏太子曰：‘倡优杂伎不息于前，鼓吹繁盛丞闻于外。’”
4.宋元时期
在宋代宫廷中，鼓吹乐队规模极为庞大，有的皇帝仪仗中人数多达到1793人。这时表演鼓吹乐的乐工大多不是宫廷的专业乐工，而是在宫廷举行大型郊庙和朝会等典礼前，由鼓吹署负责从民间和军队中临时征集擅长鼓吹乐的人备用，在加以训练之后派用。《宋史》卷104:“太常鼓吹署乐工数少，每大礼皆取之诸军。……角手取于近畿诸州乐工，亦取于军中，或追府县乐工备数。”
宋代鼓吹乐主要应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军乐，在皇帝出行仪仗中间使用，如“随军番部大乐”和“马后乐”;二是，朝会用乐 “鼓吹十二案”.北宋末期，教坊和钧容直衰落，宫廷乐人散落于民间，这对民间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据记载：瓦舍当时流行很多种器乐合奏形式，如：细乐、清乐鼓板等。其中鼓板主要使用的乐器有拍板、鼓、笛三种乐器，有时也可以加入札子、锣、水盏等打击乐器。这种乐器组合与鼓吹乐相似，宫廷中鼓板使用的乐器没有民间的丰富，这亦可看做是宫廷鼓吹乐与民间音乐融合的新发展。
5.明清鼓吹乐
随朝代的更迭而变迁，愈近后世，鼓吹乐各种类就愈加失去其间的区别，致使后世所谓“鼓吹乐”远离其原貌，逐渐混一，统称为鼓吹。明清以来，法禁日驰，民间鼓吹乐得以发展和普及，大量用于迎神赛会、婚丧嫁娶和节日庆祝等民俗活动。正如明清之时顾炎武《日知录》所载：“鼓吹，军中用乐也，非统军之官不用。今则文官用之，士庶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气遍于国中。”
①在元明时期，我国北方民间形成了以笙管笛为主奏，加以锣鼓的十番乐。正德十五年（1520）南巡，将十番传到江南，也是吹管加打击乐。在一百多年以后，据《阅世编》记载“至崇祯末，吴阊诸少年，又创为新十番，其器为笙、管、弦。”这里所说的“新十番”就是南十番；北方流传的以笙管笛为主的十番称北十番。明朝中期，唢呐勃兴“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您抬声价。军听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②喇叭、唢呐均非汉语，非本民族乐器，是外来乐器，几百年来它已经彻底被中国化、民间化了。唢呐兴起以后，“北十番”逐渐衰落。究其原因，与主奏乐器的管子有极大的关系。管子演奏乐器难度较大，需要多年的勤学苦练才能掌握一定的技巧；此外，由于管子的构造上的原因，演奏起来比较费力，不够灵活。民间艺人吹管子讲究的是一个“巧”,由于其演奏比较费力，想把曲调一字不落的完整演奏出来，演奏者是吃不消的，所以必须得学会“掏花”演奏，即把某些音让给笙来吹奏，这就是所谓的“巧”.后勃兴的唢呐与管子相比，演奏既省力又灵活，音色清脆明亮，深受乡民喜爱，很快流传于全国各地。以管子为主奏的“十番乐”抵不过新兴的唢呐乐，逐渐被乡民冷落，“北十番”艺人们纷纷投向唢呐班，致使“北十番”逐渐衰落，促使“北十番”与唢呐乐合流。合流后，唢呐乐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北十番”的笙管成为了鼓乐的笙管乐，只能用于典礼和特定仪式场合，多演奏小牌子曲，原来北十番的大型乐曲，如《四来》、《雁儿落》、《一条龙》等，都让给了唢呐演奏，成为唢呐的大牌子曲。因此，“北十番”与唢呐乐合流之时，便是辽宁鼓乐形成之日。
明清之后，作为宫廷与官府享用的鼓吹乐，已成古代史上的涟漪流入民间，并得到快速发展，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吹打乐”形式。辽宁鼓乐便是其各种形态之一，目前仍广泛流传于辽宁各地。诚如杨荫浏先生说言：“（它们）既有着继承关系，又有各自发展，自由分并的关系。”
①因此，辽宁鼓乐既有着自身独特的风采，又与鼓吹乐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经过多年的演变，其中包括中原与契丹、女真、蒙古等氏族交融。
纵观鼓吹乐的历史发展，它形式、乐器、曲目及功能等总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异。其艺术形态在不同程度上留存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和生态环境的文化沉淀，它亦是变迁的结果，亦是变迁的开端。
（二）共时性体现
共时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横向上所显示出来的特征，是其在空间上的兼容并蓄。任何一音乐种类的产生与发展，总是受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活、其它艺术、民俗礼仪等文化传统的多方面影响，是该文化与其它文化形态在共时的空间作用下的产物。它处于一种恒常的历史变迁中，是各民族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作出的调适，是贯穿在整个历史实践背景过程中的“发展史”.由于这一特征，一个古老的音乐品种往往含有多种形态的结构特征，它是历代音乐文化精华留存的体现，同时也是各音乐品种传承与变异的必然结果。
从上述鼓乐发展来看，它不是单一发展而成，而是多来源，多层次反映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鼓乐的形成和发展是离不开该时代特定的现实，它在历史中形成，在现实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鼓吹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其它传统音乐一样，通过吸收、发展、融合与创造，形成了鼓吹乐。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原许多艺术形式在发展中都大量包含了周边少数民族和外来因素。
秦、汉两朝，与北方的匈奴既有战争，也有友好往来。西汉时期开辟了西域的交通路线，促使中国各族之间以及与其它亚洲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初期的鼓吹乐保留了西北民族的音乐风格，到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西域音乐《摩诃兜勒》，李延年将其为创造改编出“横吹”二十八首，即“新声二十八解”②。值得注意的是，李延年是史书上最早记载的善于运用外来音乐因素的音乐家，为民族音乐的融合做出了贡献。
南北朝时期，鼓吹乐了汇聚多民族音乐的因素，形式繁复，应用广泛。这一时期，利用鲜卑族民歌曲调填词“凡一百五十章”,叫做“真人代歌”,亦称“北歌”;南方的鼓吹乐不但加入了“北歌”,而且还吸收了中原地区流行的“筚篥”（管子的前身）等少数民族乐器，因此无论是在曲调上还是乐队组合上都有了新的面貌。
隋唐时期，大量的俗乐和外族多种音乐传统进一步交融、变迁。鼓吹乐逐渐与散乐相结合，不仅促进鼓吹乐的发展，同时更有利于散乐发展，而散乐的发展则为后来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散乐在隋、唐、五代时期，包括各种杂技，也包括各种戏剧，如《参军戏》、《踏摇娘》等。加入杂耍形式在当下的辽宁鼓乐中也有所体现，由此可见，现鼓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也是其历史形态的体现。
宋元时期，民间艺术繁荣发展。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为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此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同时，市民阶层的兴起，带来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北宋东京的繁荣，促使风俗画日益兴盛，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创作。瓦舍、勾栏等专业演出场所的产生与繁荣，促使音乐文化的重心由宫廷转向了民间。市民音乐的迅速发展，为鼓吹乐在民间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鼓吹乐已发展极为昌盛，在北方唢呐的应用成为鼓吹乐一重大改革，使用范围也逐渐扩大，鼓吹不仅普遍用于民间婚丧葬礼，也用于吉凶之礼、迎神赛会及弟子登科等等，使鼓吹乐活跃于民俗之中，在人们的意识领域中产生影响。明王圻《三才图会》载：“唢呐其制如喇叭，七孔，首层以筒为之，管则用木，不知起于何时代，当是军中之乐也，今民间用之”.鼓吹乐在此时已成文官、僧侣、士庶皆用的音乐种类。为唢呐的广泛使用对辽宁鼓乐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由于缺乏文献的记载，辽宁鼓乐的起始年代不详，但从其曲牌可以看出其音乐风格的共时性。辽宁鼓乐曲目吸收了民歌、歌舞、曲艺和戏曲等曲目。
鼓吹乐的历史变迁告诉我们，音乐史的进程总是在步步向前，随着改朝换代，拔旗易帜，其社会艺术表现方式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其调整过程，亦是研究社会变迁的一扇门窗；同时其文化的变迁也是时代的记录。传统既在发展变化中延续生命，又能在形态转化中保留基因。传统是一条河流，融万涓细流，汇聚成河；它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川流不息，永恒流动；沉淀着历史，个性于当下，奔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