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计划生育国策实行三十余载，失独问题俨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不难发现，关于失独者的相关文献与报道近几年来，数量呈倍数递增，在中国知网中检索“失独”可以看到：除了 2010 年，从2001 至 2011 年之间，每年关于失独的文献均不超过10 篇，但在 2012 年猛增至 420 篇、2013 年有 1931篇、2014 年有 2 548 篇。对于失独问题，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等各学科专门研究或有涉及的，均有不少文献。本研究拟梳理失独者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救援的研究进展。
一、失独者概念与相关数
失独者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有学者进一步解释为，由于疾病、车祸等原因导致独生子女死亡，而其父母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再生育或收养孩子的人。我国失独者大部分有这样一段经历：出生于经济困难的五十年代，经历了六十年代“文革”浩劫、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又赶上八十年代第一批计划生育政策，却在人到中老年的时候失去自己唯一的孩子。目前，我国官方还没有公布失独人群与失独家庭的确切统计数据。但根据 2011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断：全国失独家庭现已超过100 多万，且每年新增 7.6 万个失独家庭。
二、失独者心理健康状况
失去至亲至爱，丧亲者会经历一系列悲伤反应。而在不同的丧亲类型中，失独的悲伤反应是最强烈的。从湖北省失独家庭调查数据可以看到：仅有 11.4%的失独者处于心理健康水平，有高达76.9%的失独者患有不同程度抑郁症，情况让人堪忧。
1.认知特点。杨滢玉[6]认为，失独者的不合理认知主要表现为：糟糕至极和绝对化。他们感觉自己被社会抛弃，自己再也不能和其他完整家庭一样生活，他们开始排斥接触社会。根据风笑天 2008年对五大城市中 1948~1960 年出生的中老年人的教育程度抽样调查结果，程中兴[7]认为失独者感到被边缘化，这与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低、社会汲取资源能力不足有关。失独父母在子女死亡的原因上，通常表现出过度个人化，错误的将子女死亡的原因归咎于自己。有些失独者带有迷信色彩，认为是自己作孽太深或者认为世界不公平，或认为失去孩子就没有生活的意义，他们的存在感、自我价值感极低。
2.情感反应。多数学者认为，失独者在早期经历麻木、抽离、不真实等感受反应阶段后，还表现出易哭、抑郁、空虚、愤怒、恐慌、不安全感、孤独、敏感等情感反应。Rogers 等[8]研究表明，丧子女父母在孩子死亡的 18 个月后心理功能得到明显改善，但仍存在抑郁、较高死亡率、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国内梁明辉等[9]在对 50 例失独父母的网络调查研究中，比较失独时间长短与 K10 （心理状况评定量表 Kessler Psychologicall Distress Scale）总分的关系，得出无统计学意义结论，提示失独时间与心理健康状况无关。这种丧子时间长短与心理状况关系在国内外的区别，可能是与文化差异和子女数量有关。
3.行为表现。行为反应有哭、社交退缩与回避、回避提醒物、冲动行为、整理或者保存遗物，这也是人类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被访失独者中发现，有一半左右经历过自杀和搬迁，极少数人流浪或选择到寺庙居住，其家庭关系受到严重影响。[9]失独家庭还表现出害怕过节，每当逢年过节，看到其他家庭其乐融融，就可能造成二次伤害。[10-11]从湖北省失独家庭调查数据看，“不愿意出门”的失独者占总人数 63.3%,“不愿意与认识的人打招呼”的占总人数的 50.2%.
三、失独者心理救援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传承、继嗣是生命延续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方式，一旦唯一的孩子离世，其父母生活的意义丧失，存在感、价值感轰塌。此时帮助失独者心理重构、找回归属感、重拾自我价值、回归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1.专业心理干预。失独者早期多表现为 PTSD急性反应，数年后转为延滞性的 PTSD.李秀等[12]在 102 名 49~69 岁的失独者人群中进行调查，其PTSD 的检出率是 69.5%.因而，在丧子女事件发生后，采取专业心理处理避免或减少 PTSD 的发生很必要。在失独者悲伤干预的临床实践中发现，可以通过对失独者原有的世界观、意义结构和自我认同进行修正和重构，来减轻 PTSD 的发生。必要时，可使用抗抑郁剂等药物联合治疗。
在丧子女事件后，应给予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要重视失独者情绪的处理，防止其精神崩溃，以倾听、放松、给予足够心理支持为主，治疗过程需要家人、朋友的陪伴。危机介入重点放在帮助失独者宣泄情绪、恢复社会功能和生活态度，要根据失独者的不同情况，了解需求，区别对待。[13]认知行为疗法是心理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它通过纠正失独者错误的认识，寻求积极的应对方式，重新构建认知，帮助失独者平稳渡过和子女的“分离”阶段。[14]
杨滢玉[6]52-53认为“心理剧”的治疗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心理剧”可以重现失独家庭的真实情况，释放情结，引导失独者将子女交托出去。还有学者提出，“空椅子”、“角色扮演”、“家庭系统排列”等技术帮助失独者宣泄内心哀伤。
2.来自周边亲朋邻里的支持。汪新亮[15]举例说明，陪伴是失独者心理救援的主要方式，失独者的亲友最好能长期陪伴与家庭护理。家人、亲属一般在物质、精神、生活照料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同事、朋友、邻居等多表现为情感与精神支持。较拥有子女的老人来说，失独老人的日常生活能力不足，对居家护理的需求更为强烈。随着年岁的增长，失独者在生活照料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
3.来自社会团体、社区等组织的支持。社区工作者在失独者与亲朋邻里、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等各种关系中扮演资源衔接的角色，帮助其整合社会资源，引导他们利用社区资源。对于社会公益组织，王晓艳[17]强调要实现失独者自组织，认为失独者更容易接受“同命人”的援助。她认为通过基层社区做好志愿服务、搭建失独救助基金、帮扶实现失独者自治，鼓励广大青年群体与失独家庭结成亲戚，带动社会力量健全他们的精神生活。如上海的“星星港”和武汉的“连心家园联谊会”等就是国内典型失独者自组织团体。值得注意的是，“抱团取暖”的确能很好的缓解哀伤，但“这种以我痛抚慰你痛”的方式有可能造成悲伤情绪的传染。[18-19]所以，这种失独者自组织团体应当是强调有专业心理辅导人员和其他服务者参与的自组织。
通过丰富失独者社交娱乐活动和精神文化生活对失独者心理健康状况很有意义，如举办聚会、进行问题交流等。梁明辉等[12]1394-1395研究躯体患病情况、社交与娱乐活动情况对 K10 （心理状况评定量表 Kessler Psychologicall Distress Scale）的多元回归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4.自我疗伤。谢启文[20]认为，激发失独者自身潜能，发挥失独者的能动性，以促进其从内部增能，这才是问题解决的根本。失独者需要学习转移注意力，寻求被需要感和重要感，如走进社会团体，投身公益事业，培养各种兴趣。据扬子晚报报道，南京失独老人杨兆芳就是一个典范，她在家人和社区的帮助下，走出失独阴影，她不仅主动帮助其他失独者，还成立了“失独妈妈爱心驿站”,为边远山区和福利院孩子编制毛衣，将爱播撒给需要的人。她说，我们不能一直扮演被人同情的角色，我们需要坚强，能让天堂的孩子放心。对于失独者来说，宗教信仰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缓解哀思、获得希望的好方法。在实际走访调查中，也证实了不少失独者通过宗教信仰，走出哀痛开始新的生活，并帮助其他失独对象。
四、 反思和意见
刘新民[21]在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心理救助中表示，心理救援往往在本质上侧重于实际层面而非心理层面。失独群体作为计划生育国策的风险承担者，国家、政府需要建立相应保障制度，如出台国家补偿政策、建立专项扶持资金、辅助生殖政策条件放宽等。只有失独者的生活、养老等得到保障，社区服务才能优质、长久，心理救援才能发挥更好作用。我国失独工作仍处在摸索阶段，这是一项长期、系统、复杂的民生工程。有部分失独者的确受益于各种社会支持与帮助，但也存在流于形式、随意性大等问题，导致对失独者的支持和帮助未能或还未对其起到实质性作用。还可以看到，目前对于失独者问题的学术研究和深度调查仍然很少。为此，我们需要为提供规范、专业的救助而努力。同时，社会每一位公民都应心存一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善心，给身边的失独者真正贴心的支持与精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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