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的自然生命长度以及各种各样的自然与社会灾难，死亡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非正常的死亡因其“非常”性尤其受到文学关注，与此相伴随的，是鬼魂（或神灵）附体或直接复仇，冥判冥罚，轮回转世，以及成神、成仙等。因面对“里耳”与教化世道的热情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小说家往往借助于这些神异性的死亡叙事，冷静地把自我与他者、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生命的存在与死亡的意义、生命的有限性与超越性等生命哲学问题融入其中，使小说的死亡叙事呈现出一种奇幻与庄严、娱乐与严肃为一体的美学特征。由于拟话本小说篇幅的短小性、题材的多样性、形式的灵活性，在死亡叙事上尤为多彩多姿，也更能体现民众对非正常死亡的认知，也更可灵动的传达作者深层的意旨，故此，本文以拟话本小说为例予以说明。
一
话本小说非常关注非正常死亡及其相关的死亡情节。其通常的情节模式是：一方无辜却遭遇杀害（或陷害）乃至死亡，无辜者通过各种方式使作恶者偿命。小说常将无辜者之死作为作恶者死亡之因，通过“无辜”反衬作恶者之恶，再以作恶者遭受神异的死亡报复作为作恶之果。于是在以死亡为关键词的叙事修辞中，作恶者成为故事的主人公而以其神异死亡作为叙事重点，道德因素隐含在整个死亡叙事过程中，成为作者构建死亡情节的重要情感指向。
冤死者附体于仇家以复仇是神异死亡叙事的常见形态。被害者冤魂不散，或直接附体于仇人，令仇人自残自杀以惩凶手，或附体他人揭露真相以达到惩处恶人的目的，部分故事兼有鬼魂附体复仇与鬼魂直接复仇两种形式。《西湖二集》第五卷中的李凤娘、《石点头》第八卷中的吾爱陶都属于被仇家直接附体复仇而死。小说家通过铺叙事实，将他们的种种恶行展示于读者眼前。李凤娘“忤逆不孝，杀害多命，心肠比虎狼的还狠”,视生命如儿戏，砍掉被皇帝抚摸过的宫女雪白的双手，用非常残酷的方式害死黄贵妃。吾爱陶又名“吾剥皮”,生性悭吝，嚼骨吸髓，种种不法几乎行尽，最甚者，为了争财占屋，对好打抱不平的王大郎施以各种酷刑，并致其儿子、佣人共七人死亡。
张采莲、丁戍故事（《西湖二集》卷十三、《拍案惊奇》卷十四）与上两个故事类似。不同者，李凤娘与吾爱陶是明目张胆地作恶，而令张采莲、丁戍丧命的王立与卢强做事则很隐秘。当受害者生命已逝，为非作歹者力量相对强大，正常申冤极为艰难时，鬼魂以附体的方式，将附体场景置换成为尘世的“司法审判所”.虽然，这里没有所谓的司法调查，但附体却令作案人乖乖交代犯罪事实，其“自供状”将作恶者的作案动机乃至作案手段披露于众人之前。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天理”法网下，有了犯罪者的“自供状”,鬼魂之复仇显得极为正义。犯罪者的自残行为成为“司法审判”的结果，其残忍的自残不再令人怜悯，反令人拍手称快。
至于复生复仇，由于是两世，当世人的记忆、面容与高人点破很重要。当其前世被杀或被骗，心中怨气不灭，转回之后，或为其子，但不孝忤逆，甚至杀其父母（如《型世言》第三十五回中的徐英，《欢喜冤家》第二回中陈栋继子陈三元），个中缘由往往通过高人指点或鬼魂的言说才得以明白。或转世后为陌生人，机缘巧合，复遇仇人，令杀人者死。这种复仇中，轮回者与前世相似的面容具有暗示作用，令杀人者想起曾经杀过的人，部分还记得前世之因者则直接点醒杀人者曾经杀人的事实（如《拍案惊奇》第三十卷正话中的王士真，头回中的采桑女），杀人者隐秘的犯罪事实通过轮回者的奇异行为浮出水面，于是某个前世生命的毁灭与今世另一生命的毁灭之间形成因果联系。
鬼魂直接复仇也是常见的复仇方式。鬼魂不是通过附体、转世，而是以生者的相貌出现，或者依靠别人的帮助寻找仇人（如《醉醒石》第十三回的穆琼姐），或者自己追索仇人踪迹（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的焦文姬）。面对仇人，穆琼姐化成蛇咬死董文甫，焦文姬以生前样貌接近满少卿并杀死他。这里没有证人，也无审判，但已死者对其死亡事实本身的陈述，使负心事实昭彰。故鬼魂所杀之人，即便未有当事人“口头供状”,依然罪证确凿。
地狱受审是冥府对漠视生命者的惩罚。与附体复仇有所不同，冥罚是人间司法程序仪式的复现。当作恶者之作恶事实既已昭彰，冥府审判其罪，倘若犯案人不承认，则有业镜和证人等进行“事实陈述”,使作案人自以为机密之事隐瞒不得。冥府依据犯罪者的供述，证人证词等定犯案人之罪，直接予以惩罚。尤为有意思的是，冥府的“苦心”不仅仅只惩罚作恶者，更在于让冥府审判时的见证人及部分受审者“复活”,通过他们之口以宣传天理。一是证人返回阳世后对世人说其冥府所见，而其所说的人、事均是现实生活中已发生者。毛烈欺心，陈祈诉诸神灵，当陈祈入冥对质，毛烈正死于此日（《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六）。周必大入冥见证同榜进士赵正卿受罚之时正是赵正卿死之日（《西湖二集》第二四卷）。胡母迪冥游地狱所见受酷刑者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喻世明言》第三二卷）。二是作恶者“复生”,有“死而复生”的经历，他现身说法，令冥府刑法更有可信度。
屈突仲任因杀生而被召入冥受罚（《拍案惊奇》第三七卷），“复生”之后，刺血写经，并宣传地狱见闻。
在诸多的死亡叙事中，还有纵欲而死者。《警世通言》第三八卷中的蒋淑真贪图享受，纵欲无度。在被杀之前，梦已死的阿巧、李二郎言“我辈且容你至五五之间，待同你一会之人，却假弓长之手，与你相见。”五月五日与朱秉中通奸时，被丈夫张二官杀死。“一会之人”暗指朱秉中，弓长即“张”.祸福未至，鬼神必先知之，蒋淑真之死，仍有神异色彩。
“人只了得每日与鬼做头底，是何如此无心得则鬼神服？若是此心洞然，无些子私累，鬼神如何不服！”①那些遭遇冤魂附体或被鬼神缠绕者，无不是德行有亏之人。附体自残其实是一种疾病，是作恶者因作恶而产生的精神焦虑。“不难看出，由神、鬼、仙而致的邪病，本质上都应归为人的社会行为失当。神的惩戒缘于人道德上的失误，鬼的干扰因为子孙的不孝，仙的纠缠从表面看是钻了身体虚弱的空子，究其实质就会发现，原因同样起于病人或病人家族道德方面的问题。”②上述叙事中，作恶者无论是已死者，还是游走在死亡边缘，与死亡擦身而过者，都是因对功名、财物、美色追求的过程中无视他人幸福，罔顾社会伦理道德，甚至于漠视他者生命。固然，某些人之过错应不至于以生命为代价，比如惹是生非、负心薄性、污人贞节等。这些行为看似“轻”,实则是致人死亡的直接诱因，其行虽轻，其心实恶。
“万物是依照正义与惩罚而道德地安排着的。”③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小说不惜让神灵出面惩戒作恶者，彰显“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至于作恶者本人为谁倒不重要，重要是作恶者的身份、手段、恶行。鬼魂索命情节所隐含的，是诛恶必先诛心的思想，对作恶者的惩处，旨在惩“恶”以扬善。
二
拒绝死亡，但又不得不面对死亡，寻找不死之术便成为无数人的梦想。儒家将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合一，在立德、立功、立言中获得不朽。在某种意义上，不朽即不死，成仙是对死亡的回避与抗拒，就此而言，成神与成仙叙事仍是死亡焦虑的表现，可归于死亡叙事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