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食色"背后的生命隐喻
李锐的小说中描写了"食色"的苦难，在"食色"的苦难的生存状态下又表现出了对个人生命的扞卫和维护。如《厚土》的《假婚》篇中，他虽然收留了逃荒女人，但是也显示男性的尊严，最后让女人回到自己的家中，"你回去告给你男人，我的枪子儿够不着他，要是能够着，我头一个枪毙的就是他！他是个活畜生！"①
《同行》篇中，他送逃回来的女人回娘家，一路上他有过卑劣的想法，遭到了女人的唾弃，但是在得知女人被无故抛弃之后，他转而显示出男人的气概，"不怕，他们都不要你，我要，我不怕！"②虽然这些做法对于生命的扞卫显得较为弱小和吊诡，但是已经表现出了个体生命的闪光点。而真正显示生命的存在的是小说中众多的死亡场景的设置。
关于生和死的问题，很多人将两者对立起来，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的结束，是对生命的否定。但实质上，生和死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二者不可分离，有生就有死，人以生的方式降临于世的时候，生命本身便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死却是注定了的，死是生的宿命，是生的必然归宿。人类被抛到世界上后都在逃避死亡，但又不得不面对这别无选择的结果，在常人心中都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正是因为其普遍性和不可逃避性，使它成为生命的一个主题，因而使作家们醉心于死亡的描述。另外，死亡可以吸收生命的所有精华。在那一刻它让生命中所有的精华都爆炸出来，进而凸显了生命的存在感。德国思想家舍勒说过："每个生命的经验均以死为方向，这乃是生命经验之本质。死乃是一种形式与结构，我们唯有在此形式与结构之中才被给予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像其他生命一样，既内在与外在的生命。"
李锐也曾说过："当死亡和对死亡的自觉划破了永恒的幻想的时候，生命之火的灼烤是那样的分明而又疼痛。"④他也正是通过死亡书写来追问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如《厚土》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死亡：《合坟》篇中女知青的怪诞死亡，《秋语》篇中老五的令人感慨之死，《送葬》篇中拐叔的悄无声息的死亡，《二龙戏珠》篇中小五保一直梦寐以求的死；《无风之树》中因生存困境而一个个无奈的死，如二弟、拐叔；《万里无云》中，二罚、红妮无辜生命的逝去；《旧址》中或集体或个人式的死亡……而最能突出"食色"苦难的是"撑死"和自杀式死亡。在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开始由外转向人类自身。但是之后福柯又宣布"人死了".上帝之死是由于人类精神信仰的崩塌，尼采要创造"超人",要超越人的存在。而福柯所谓的"人死了"其实是说人的话语死了。在这里的人没有话语权，他们的话语是被忽视和淹没的。对历史叙述而言，对人的叙述是历史话语所建构出来的，是一种历史生成的存在，李锐在这里展示的荒诞的"撑死"和自杀式死亡意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彰显人类话语权的缺失。
第一节 荒诞的"撑死"
"原始生命力紧紧拥抱的民间"既是一个苦难的世界，也是一个欲望的世界，包括对生欲、食欲、性欲的需求。在饥饿面前，人们从不甘心妥协、放弃。李锐小说中描写人们吃的时候，从来不会出现悠闲自在、温文尔雅的场面。因为物质资源的匮乏，经历过饥饿恐惧的人们往往对食物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贪婪。《厚土》的《秋语》篇中，服兵役时期的老五在队伍上吃肥肉时，吃多了，跑了五天的肚，差点把"肠子也泻出去".《送葬》篇设置了令人震惊、心酸的"吃"的场面：
"灶火上，大铁锅里冒出来的热气果然是腥膻无比。可众人却并不在乎这膻气，一个个蹲在地上，把脸扎在大海碗里，十几条汉子，十几只海碗，庙屋里一派稀里咕噜的吞咽之声。一面吃着，一面从碗沿儿翘起脸来迎着队长的大方，一律的红脸白牙，一律的汗珠滚滚。从容一点的，就会从碗边上直起身来，伸手从鼻筒里捏出两管清鼻涕甩到地上，再把指头在鞋帮上噌干，或是跟队长嘿嘿地笑笑，或是和身边的人搭几句闲话，这中间又总能十分敏捷地操起筷子，把浮在碗面上的肥肉夹一两块放到嘴里去。"
这种"荒诞不经"的吃相和场面背后揭示了物质困境，疯狂吞咽中又表现了人们在饥饿中的无声的反抗、对于生的强烈渴求，显出了生的欲望的迫切。而这种毫无节制的"食欲",必然会超越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造成死亡。李锐在《无风之树》中就描写了由"贪欲"而引起的"撑死"场面：
"二弟到底放下了饭碗，两只手捂着肚子哭起来。放下的饭碗里还有半碗面条呢，榆皮面对得太多，红棱棱的，都看不出玉米面的色儿来了。二弟捂着肚子叫我，姐，姐，我肚子疼，要疼死我呀，姐，要疼死我呀！我扭头看看爹，爹已经吃了六碗了，又端着碗站在锅边了。娘正把脸埋在那个粗瓷大海碗里呼噜呼噜地咽面条，娘已经吃第五碗了。我一口也没吃，我一口也吃不下去。我就穿了那一身红衣裳，顶着个大太阳坐在那个板凳上，看他们吃，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吃下多少面条去。大太阳底下看不见人脸，就听见一片呼噜呼噜的响声。二弟捂着肚子叫我，姐，姐，要疼死我呀，要疼死我呀，我活不了啦。"
饮食是人们生存下去的基础，因为长期的食物匮乏使人们产生死亡的恐惧，对食物的占有便不知克制，结果饮食反而把生命引向了死亡。二弟因为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无知地认为吃得多才能生，进而打破了身体所能承受的食物的极限，被活活撑死。这看似是饥饿年代撑死人的荒诞故事，恰恰流露出底层人生存的无奈。
李锐的小说用"撑死"的形象去描写饥荒，这比饿死更能体现悲剧感。但从向生的方面来说，又充满了喜剧感，因为"死也做个饱死鬼",毕竟死者生前的最后形象是硬成石板的"肚子",因死而显示出生的珍贵，在这些恐怖的死亡氛围中洋溢着生的气息。
赫拉克利特运用辩证法说明了死亡问题："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于梦、少于老，始终都是同一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了前者，前者再化了，又成为了后者。"②
巴赫金也曾说："死亡、尸体、血液，如种子一般埋在土里，又以新的生命从土里崛起，这是最古老又最流行的母题之一。"③在哲学的领域内，死亦是生，结束同时又是开始。死亡不是人的生命的终点，只不过是人类生命繁衍的一个中间环节。
第二节 自杀式死亡
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两种心理本能：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弗洛姆在此基础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存在的两个动向，即生的动向和死的动向。本文前面所论述的"撑死"的场景体现了人类的生的动向，虽然适得其反。死的动向在李锐小说中体现是各种"自杀"式死亡。叔本华认为生存在世界上的人面临着无尽的痛苦，死亡可以帮助摆脱痛苦和苦难。
同样海德格尔也将死亡和生存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在面临死亡时，人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同西方一样，中国古代哲学家对死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庄子同叔本华等人一样也表达了生的痛苦和死的快乐。《杂篇·列御寇》中记载：庄子快要死了的时候，弟子们想要弄来很多东西陪葬。庄子阻止，认为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他的陪葬品，天地可以作为棺椁，日月可以当作连璧，星辰可为珠玑，无需再用一些世俗之物陪葬。
这是中国古代道家对待死亡的态度：死后仍要"无为",无需厚葬，只需自然。因此在妻子死后，他不仅不悲伤，反而"方箕踞鼓盆而歌".同这些西方的哲学家一样，文学家李锐对自杀式死亡没有进行道德的批判，有些地方甚至用诗意的笔墨来书写死亡，如在小说中小五保、满金等人用死来摆脱"食色"的苦难，他们没有常人对于死的恐惧，而是或幸福、或平静、或解脱般地死去。
首先是《二龙戏珠》篇中小五保的死亡。小五保和癞头、福儿、五奎等人承包了一个果园，由于主任使计，果园赔本。为了不再拖累五奎等人，他不断的尝试死亡，这里又可以看出其人性的可爱、善良之处。而最终使小五保决心走上赴死之路的是生的无奈，生存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践踏。他在吕梁山的一生都很困苦，没有妻女，同时还是一个残疾人，永远需要仰着脸跟人说话。残疾给他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使他没有生活能力，只能靠队里接济，平时只做一些只有女人才做的搓麻绳换取一些零用钱，受到了不知多少男男女女大人小孩的鄙夷，没有享受到一丁点儿的做人的尊严。在性爱方面，他也是一个"残疾"者，"活一辈子就活了一口窝窝米汤，再活十年八年也还是窝窝米汤。没意思。说句话不怕你寒碜，连我这男人都是白当的，白长了个男人的家具，一辈子也没使唤过一回。"
为了摆脱人生的这种无奈的困境，不再拖累五奎等人，他选择了自杀式死亡。死对他来说，仿佛去做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同无数次的劳作当中的又一次劳作，脸上看不出半点的异样：像平常一样，搭锅，生火，舀米，盖好蒸笼，切了咸菜，把锅台、笼盖全都擦拭干净，用笤帚把屋里打扫一遍。在自杀过程中也依旧平静如初，"他深深地放开胸脯，把风吸引肺里来，从里到外，无不感到一阵快慰的抚摸。"②
李锐以柔情、细腻的笔法详细地描述了小五保死亡的全部过程。他的生命在世间遭遇冷漠，生对他来说是一种灾难，给他带来的苦痛远远超过了死亡带来的恐惧。活在世上如同活在炼狱之中，反倒是死亡能够使其找回生前不曾享受过的尊严与快乐。死对他来说是"使人快乐地迫不及待地扑上去享受的盛宴。"③
同样《二龙戏珠》篇中福儿一家也是备受"食色"困境的折磨。他的爷爷刘昆山是地主，丢弃人性，强占自己的儿媳妇，并生下了福儿的哥哥。因此爸爸与哥哥表面是父子关系，实则为兄弟。又因为是地主的家庭成分，哥哥已经三十多岁了仍旧娶不上媳妇，强奸了自己的妹妹。最终受不了折磨的母亲用"1059"农药毒死了全家，"爸爸和哥哥爬在小桌两边，妈妈和姐姐倒在灶台两边，妹妹一个人挣扎到门槛上，一家人横七竖八，屋子里到处都摆满了死人的脸……"①
母亲用这种惨烈的方式获得了解脱。《无风之树》中拐叔，在土改时期，顶替了逃跑的哥哥，被扣上"富农"的帽子，长期受到政治批判。而且作为矮人坪的一份子，身体残疾，生活贫困，做了一辈子的光棍。在无尽的苦难的压迫下，他选择了悄无声息的死去。在临死之前，他向二黑（拐叔饲养的驴的名字）表达了自己的感慨：
"天底下哪有不死的人呀？都得死。你得死。我得死。凡活着的到头来都得死。我盼着转世再生出两条腿来，那我就能跟你们站到一块儿啦，有吃，有喝，有人心疼，那多好呀，啊？到那时候，我天天都能跟你们好好的聊天说话。一块干活，一块吃饭，一块睡觉，多美呀！……"②
这是拐叔对人生的一种哲人似的感悟，又有对来世生活的一种希冀。他不希望再转世为人，而是希望与牲口同类，做牛做马无所谓，只要不愁吃穿，有人关心，有人心疼就好。他赴死之前有条不紊地做完了饲养人该做的一切——给牲口添的料拌好了，豆子煮熟了，缸里的水挑满了。这可以传达出死者赴死之前淡然、平静的态度。死后，在他"还魂"的独语自白中，我们又可以了解到拐叔对因自己的死相吓着了偷食豆子的两个孩子表示了深深的歉疚，这又可以看出拐叔人性中的大善。
《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的《寂静》篇中满金与小五保、拐叔一样也是上吊而死。因村中的土地被开发公司无故占有。他作为村中的唯一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被推举为上访代表。多年的上访之路，不仅丝毫成效未有，还耽误了家里的营生，卖光了家里的牛，妻子吃了发酸的剩菜去世。也让他一个退伍军人处处碰壁，受尽了非人般的待遇，身心俱疲，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累——这种累是从心里头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际关系的恶化，使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对人生彻底失望的他，选择与妻子同去，临死之前的一系列动作都是有条不紊的：打开挎包，脱去旧衣旧鞋，换上新衣新裤。接着
他把一块石头搬到碾盘上，拍拍手上的土。然后，从挂包里取出那条捆麦子用的麻绳，绳头上打捆用的枣木的杈勾磨得又红又亮，记不清楚使了多少年了。然后，他站到了碾盘上，把又软又滑的绳子朝头顶一根树杈甩过去。然后，把挽好的绳扣拉到自己脸跟前。站在碾盘上视线高了许多，他抬起头来又看了一遍远处的山谷，在心里安慰自己，矮人坪的拐叔是上吊死的，南柳村的小五保是上吊死的，青石涧的瘤拐赵老师是上吊死的，乱流河的人不想活了都喜欢上吊，我和他们一样。接着，他又安慰自己，我比他们强，我有这棵老核桃树……现在没有乌鸦了，一只也没有了，我在这儿上吊不用怕被乌鸦啄了眼睛……等我死了，乱流河的人肯定要论讲几天，叫不出自己名字的人就会说，在七里半上吊死的那个老汉是五人坪的上访代表。
三天以后，有人发现了尸体。正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在老核桃树好闻的清香味儿里，他的眼睛完好无损。①在这里，自杀是满金对苦难的最后一次抗争。因无力改变村里的现状，面对强大的非理性力量，他无法战胜，只能以死求得解脱，求得宁静的归宿。这种诗意的死亡背后也揭示了生存的艰辛与辛酸。
在李锐的小说中，荒诞的"撑死"和自杀式死亡意象都是与"食色"联系在一起的。丰富的粮食能让人有力量去生活和劳作，"色"既是人的生理欲望又是人类繁衍的途径，这两者共同支撑着人类生命的体验。但是底层人民的生命体验，在"食色"方面都是匮乏的，既得不到满足也得不到保障，这就造成了他们悲剧性的命运。李锐通过描写处于生命基础困境的人物，凸显了那些挣扎在生命边缘上的底层生命话语权的缺失。
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村民饱受饥饿的折磨，也锻炼了他们的忍耐，以一种顽强的意志力对抗着苦难。他们死亡时刻的"撑死"形象是一种强烈求生意愿的定格，彰显出强大的生存意志，也是文本中产生巨大张力的地方。自杀式死亡是受"食色"折磨的人摆脱困境的方式，显示出了底层民众对困境的一种绝望的反抗，同时也是对信念、尊严的扞卫和维护。李锐同情于承受生存困难的人们，又对主动选择死亡的人充满了赞赏。
死亡是生命形式上的一种结束，但同时也是生命价值的另外一种实现。在悲剧的死亡中，生的意义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是一种崇高的悲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