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崛起于公元8世纪中叶的洱海地区，是云南地区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性质创建起来的西南地区古代政权，其历史沿革几乎伴随了唐开元至五代所有时期，王朝共存252年，历传13世。南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与唐朝及周边地区的交流构成了以多元文化汇流为主旋律的政治格局。南诏的统一将较自身更为先进的唐文化引入，并以自身境域条件抽象继承，利用这种融合性的文化发展着自身统辖境遇下的不同民族，逐渐将不同民族之间的分歧消除，阐发出以南诏为整体的共同心理素质，同时在共同心理素质之上推广着南诏文化下的身体活动，将当时较落后的身体活动抛弃，发展利于南诏进步的身体活动。由此，我们将从南诏时期的三次政治迁徙入手，看南诏如何利用所形成的文化对其所辖区域各民族身体活动进行的统一与塑造加以研究，试图从文化统一下的身体活动塑造窥看现云南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
1 南诏时期云南区域三次重大迁徙
南诏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在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南诏王阁罗凤对刚征服的爨氏地区西爨白蛮的人口迁徙。阁罗凤命令进驻爨区的将领昆川城史杨牟利，用武力胁迫爨区二十余万户白蛮西迁永昌，而乌蛮因散居林谷“故不得徙”.至此，滇池地区的东爨乌蛮与西爨白蛮皆崩溃。
南诏第二次人口迁徙是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南诏与唐交恶时期。唐朝发起对南诏的征讨，遣大军直抵南诏国都太和城。
此次战役唐派兵卒达二十万众，但由于南诏和吐蕃的密切配合，将此次出征的唐朝军队全部歼灭，率领唐朝军队的李宓也沉江而死。
《南诏德化碑》记载此战：“李宓犹不量力，进逼邆川。时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已至巴蹻山，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竞角竞冲。彼弓不暇张，刃不乃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又据樊绰《云南志》卷一称：“至龙尾城一日，李宓伐蛮于龙尾城，误陷军二十万众，今为万人冢，至阳苴咩城一日。”此次讨伐南诏的战争，以唐朝的失败而告终，大批的唐朝军士战死在南诏，也有不少的被俘士兵留在了南诏。“被俘士兵则大部分和当地白族先民通婚，定居下来，他们的后代在晚近时期还奉李宓为本主，进行祭祀。”
南诏第三次人口迁徙是在南诏与唐朝交恶后的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与唐重修于好，为表达对唐朝修好的诚意，此时的南诏国主异牟寻开始对唐朝的大敌吐蕃发动战争。此次对吐蕃的战争，“摧毁了金沙江上游的铁索桥，使吐蕃南下西洱河地区的通道被截断，吐蕃兵马溺死万计。”由此，依附于吐蕃的诸诏残部由于铁桥已断，无法得到吐蕃的庇护，南诏因地从容讨伐诸诏残部。将三浪残部均徙居永昌地。除此之外，早期依附于三浪诏的诸多残部也被一一安置于南诏境域内的不同地区。如越析诏主要构成人类聚居群体磨些蛮，通过此次人口迁徙，被迁至滇池周围以及西爨故地等。
从三次迁徙可以看出，除第二次迁徙是战争造成的，其余两次均是南诏国内部自我完善的产物，且都是源于唐朝汉文化促使。在第一次人口迁徙之中，滇池地区的爨氏是受唐朝文化影响较多的地区，其地区生产水平均与唐朝一样。而将爨氏迁入永昌地区，一是为了巩固政权；二是为了将汉文化传播至永昌地区，永昌地区即金齿诸部、望蛮、朴子蛮等文化相对落后的人类聚居群体所居住。爨氏的迁入必定改变此地区文化落后的局面，并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原住群体将与爨氏发生融合，形成新的人类聚居群体。第三次人口迁徙，可谓是南诏时期影响最为重大的迁徙，这次迁徙改变了洱海周边的布局，形成现白族先民共同体的“大封民国”,大封民国的产生使原来的河蛮、弄栋蛮、昆明蛮、云南蛮、施蛮、顺蛮、汉裳蛮、长裈蛮、青岭蛮等不再见于记录，这些蛮类大部分融入到“大封民国”之中。南诏将与云南全境统一之后，将国都所在的洱海区域分为十睑，即十个类似于现在区行政设置。这十睑统称为“大封民国”,也就是“大僰国”,与历史上的“僰子国”有密切关系。“僰”字又作“白”字。“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白族（僰人）。
2 三次重大迁徙对云南区域各民族传统体育的重构
由于南诏的人口迁徙，一些群体将自身早期地域适应产生的生存方式与身体活动带入了南诏时期生存的地域，并由于南诏文化的影响，逐渐产生了对自身生存方式与身体活动的改良，在这里可称其为南诏化改良。在诸多南诏化改良的物件中，值得一提的是反映上文南诏军事武备强大的兵器改良。
樊绰《云南志》卷七载：“野桑木，永昌已西诸山谷有之，生于石上，及时月择可为弓材者，先截其上，然后中割之，两向屈令至地，候木性定，断取为弓，不施胶漆，而劲利过于筋弓。蛮中谓之瞑弓者是也。”从记载所见，野桑木产于永昌西部，也就是寻传地区。
当时采用生于石上的野桑木作为弓料，根据月份选料，不施胶漆，制成的木弓其劲力超过一般的弓。在本文所述的三次政治迁徙中，永昌地区的诸蛮部落受到了南诏对爨氏的迁徙。由此可以肯定，爨氏的进入对永昌地区诸蛮文化上的影响是极大的。那么对永昌地区盛产的木弓是否有改进，宋《桂海虞衡志》说弩：“西南诸蛮番造略同，硬木为弓，桩甚短，似中国涉猎弩差大耳。”清《滇海虞衡志》说：“蒙细奴罗初居垅圩图山，常执木弓药矢，遇到禽兽辄射之，鲜不获者。”说明蒙舍诏使用的是箭上装毒药的木弓，遇到野兽就射猎，命中率相当高。在《南诏中兴二年图传》上，也有南诏士兵执弓射箭的情景。由于南诏对永昌地区爨氏的迁入与大力开发永昌地区诸多人类聚居群体，使在其区域产生的木弓被南诏所开发与利用，并以军事战争的形式推广于南诏疆域中不同的人类聚居群体中，这也是现云南少数民族中多存在射箭运动的原因。
除此之外，南诏时期征战器械中的枪或是矛（《新唐书·南诏传》记载望苴蛮为“善用矛、剑”,此处的矛与枪应指同一物。）也较为有名。南诏时，制作枪的材料是大理地区蒙舍（巍山）、白崖（今弥渡）出产的斑竹。樊绰《云南志》卷七称斑竹：“心实，圆紧，柔细，极力屈之不折，诸所出皆不及之。”实心，韧性很强，并兼有其他优点，是一种优良的兵器材料。唐韦齐休《云南行纪》也记载了这种竹子：“云南有实心竹，文采斑驳，殊好，可为器物，其土人以为枪干、交床。”其中，“枪干”当枪杆之意。这里说的“实心竹”,外表纹理班驳，与樊绰《云南志》说的“斑竹”应为异名而同物。从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南诏时使用的矛或是枪来自于洱海地区，这与南诏第三次迁徙洱海地区诸诏有极大的关系，南诏对洱海地区残余诸诏迁徙于永昌地区，使制作这种兵器的工艺带入了此地区，并融合在此地域中。同样因为战争将此兵器传遍云南区域的不同人类聚居群体中。从现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投矛与投掷运动中，仍然能见到此种器械的普遍使用。
3 结语
上述的两项兵器改良与发展只是南诏对其疆域内各人类聚居群体在所处地域中产生的优质文化汇总促进的冰山一角。南诏对其统治疆域内人类聚居群体的个体文化融合与发展还有很多，例如从滇池与洱海区域外迁的群体，将在水域资源丰富地区所形成的以水为主体的生存方式带入山地河流地区，由于大面积水资源的缺乏，为了适应地域，早期使用的大规模船只变成了精巧的小型船只。大片平坝区域的农耕地不复存在，依地域开始了半耕半牧的生存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产生后，利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器械也随之出现，如飞石索、打弹弓等等。这里的论述旨在为南诏人口迁徙后对云南整体民族生存方式与身体活动的结构域重塑提出理论依据，并对现民族传统体育中由于南诏政治迁徙所促成的文化汇总而阐发的诸多项目找寻形成的原因与共性的来源。所以，可以说由于南诏的建立，云南区域内整体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南诏的人口迁徙也是对现云南民族传统体育独特性与共性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
参考文献
[1] 何耀华。云南通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56,76,158.
[2] 李晓岑。南诏大理国科学技术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74,176.
[3] 徐梅。南诏宗教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D].云南师范大学，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