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改革开放40年, 《体育与科学》创刊40年的背景下, 《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以“中国体育史研究方向与方法”为新年开篇, 切合了十九大精神强调的文化自信, 杂志30多年前在国内倡导的体育文化研究也有了生机。论坛讨论了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差距与失范、体育史研究的方向与走势等问题, 还就体育史研究的方法、史料收集的渠道和途径、体育口述史的操作和证据价值、口述史文本的甄别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中国体育史; 体育口述史; 体育史研究的方向与走势;
Abstract：The 40 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Jiangsu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and “sports and science”, Under the new era of the great Chinese dream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the forum begins with“Chinese Sports History Direction and Method”,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emphasized by the 19 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sports culture study that has being advocated by“Sports and Science”30 years ago has also gained vitality.Experts put forward the problems on the Chinese sports history such as textbook first and unique in the sports history, disparity and anomie in the sports history study, closure and silence of the sports history study.Experts believe that the sports history research integrating into the total history, into great humanistic background, into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Exports discussed and confronted on the basic methods of sports history, significance and collection channel of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oral history information.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Chinese sports history research fuses multiple methods and has no indefinite method.It is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oral history and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re necessary methods to manifest international status, culture status and academic status of the Chinese sports history research.This is also a symbol of Great Cultural Power's cultural confidence.
Keyword：Chinese sports history; research predicament; research method; research direction; oral history;
体育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史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范畴。然而, 近20年来体育史研究在体育学术界一直处于相对边缘化状态, 中国史学界也一度忽略了体育历史的书写和关注, 传统热点在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以及经济史等等。鉴于此, 2018年1月15日, 《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在南京举办了“中国体育史研究方法与方向”学术论坛, 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金大陆研究员、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崔乐泉研究员、上海体育学院路云亭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冯筱才教授, 对中国体育史研究现状、中国体育史研究趋向和中国体育史研究方法等问题, 与来自国内19所高校的20名中青年学者进行了学术对话。这是史学界和体育学界学者的首次双向对话, 预见了具有先锋性、示范性和权威性的中国新体育史学研究的未来。
程志理主编讲到此次论坛的缘起, 认为体育作为文化存在形式, 更应该从文化阐释学的角度来研究, 不能仅仅在教育学和生物学两大层面展开, 他认为体育史研究属于文化史范畴, 为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体育与科学》杂志把“体育文化”作为方法论引入体育学界。近二十年的体育文化研究, 趋向于“文化中的体育”研究, 这是需要体育史学界反思的问题。从文化阐释学视角研究体育史, 德国文化史学者沃尔夫冈的《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 展示的欧美史学体系的研究范式和方式, 很值得我们借鉴。程志理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口述历史的论据意义, 《体育与科学》杂志近些年在倡导“口述史”研究法, 以往的访谈法, 是提问题, 逼问访谈人, 这种逼问的结果, 第一, 如果问题是中性的, 不关乎个人的, 被访人回答你的是一种价值观支撑的认识论, 或者世界观, 我们并不能真切地知道事实的真相;第二, 如果逼问牵扯到个体的隐私, 被访人告诉你的一定是假的, 编造的谎言。所以说用主观预设的观点去做访谈, 对于学术研究意义不大。如果是一种采集式的统计, 可以做访谈, 比如体育馆门票价格定位问题当然可以借助于访谈来研究。真正的口述史并不在乎观点, 而是个人复述其经历 (情境、体验) , 他们把故事交付给我们, 我们这类研究者就是从故事里找寻历史, 以小见大, 通过探究细节来记录历史。程志理的开场白引出了此次论坛的学术基调。
1 体育史研究的现状:封闭与沉寂
崔乐泉肯定了体育史学科和体育史学研究在过去30多年里取得的成绩。体育史学无论从历史传承、学术渊源, 还是体系结构与研究领域方面, 已经具备了作为一门学科所包含的基本要素, 是一门完善地反映人类社会体育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体育史学科已经理清了表现其完整结构的体育史、体育史学和体育史学史三个基本概念及其内涵、外延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介绍了1949年至今体育史在学科体系构建的具体表现形式———教材上的演进过程, 表明体育史教材不断进步,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崔乐泉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也发现了体育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这几年, 体育史研究不景气, 研究人员减少, 存在同话题简单重复研究、整体研究质量偏低等现象。
金大陆说, 体育学界有程志理这样的学者积极呼吁体育史研究与史学界结合, 呼吁历史学界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体育史研究, 且率先推出体育史的学术工作坊;历史学界也有冯筱才这样的历史学家对体育史研究的关注, 但是历史学界对体育这一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活动, 整体上是寂寞的。在中国体育学界, 这一领域也很平淡, 没有注意挖掘体育现象背后的观念史。目前体育史学研究的整体学术规范还没有建立, 在史料的耙梳、注释引证的严肃性、深部资料的开启等方面, 都与历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距离。
冯筱才认为体育史研究需要克服狭隘的专业主义和孤立研究, 要具备多元的研究方法与广阔的研究视野。他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从历史学研究实践层面的角度讲, 体育史学领域有海量史料尚未整理;第二个问题是体育史研究的主题开放性与研究深度、问题意识、论点创新、学术交流还不够;第三个是体育史研究论文中存在简单描述、复述、转述史料等问题, 显得支离破碎, 空洞, 论证中常常以老生常谈的材料说事;第四个问题是体育史研究中概念混用、乱用现象严重。
路云亭认为体育史学研究较为封闭, 缺乏大文科的视野。一是体育学术界有教材独尊和教材至上的现象。教材的标准化和无争议性放在运动训练学科领域是正确合理的, 放到史学这样的研究当中, 便制约了体育史学的发展;二是体育史学界确实和历史学界以及其他学科的联系不多, 交流较少, 体育学术界一直有圈子的传统;三是体育史学研究者写文章主要面对体育圈读者, 缺乏人文学的大视野品格, 不能和其他学科对话。路云亭还进一步阐释了具体问题, 他认为中国体育史研究中用“体育”这个概念太勉强了。中国传统体育硬往“体育史”上靠, 拿西方学界的东西来套, 套得不合情理。他提出可以用“游戏史”或“戏史”、“玩史”来解读中国传统体育史。中国古代“体育”的历史研究就做“中国游戏史”或“中国戏史”。因为中国古代的“体育”不是现代体育的意义, 而是游戏和祭祀性活动, 它不具备现代体育的规则。中国是文化大国, 在构建中国式“体育”史学时应当使用自己的概念、体例、价值判断, 不必非要跟进西方体育, 这里就隐含着文化自信的道理。
2 体育史研究的趋向:融合与纵深
崔乐泉认为中国体育史学研究需要与多学科融合, 需要融入全球化, 以面对体育史学发展存在的种种困境。一方面, 跨学科综合研究是体育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从体育史学科的角度而言, 体育史研究、体育史学研究和体育史学史研究都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以拓宽体育史学研究的范围, 以增强其整体性和综合性, 增强其学术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 在中国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 体育史只有不断拓展领域、更新研究方法, 将西方 (体育) 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化, 突破我国传统体育史学方法与理念中的旧模式, 才能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体育史学科。
金大陆倡导在大的历史变迁下, 借助史学的视野来研究体育, 倡导体育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在学术的规范上, 不仅仅是“体育中的史学”, 而且应该是“史学中的体育”, 即时代变迁和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体育;或者说是从“体育中的历史”, 到“历史中的体育”, 此间是一种携手的结合和一种打通的跨越, 即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沟通;或者说是通过体育史的视角, 研究整个中国的历史。他认为从纵向上来看中国体育史包括中国古代体育史、中国近现代体育史和中国当代体育史。首先,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已勾勒了武术、社戏和少数民族的体育游戏等, 勾勒了与儒、释、道关系的粗线条, 但需要进行与史学界沟通, 史学界也要更多关注中国古代体育史。其次, 中国近现代体育史研究, 应该关注世界体育文化思想的引进, 世界体育教育模式的引进, 世界体育各种项目的引进, 地理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等等。最后, 中国当代体育史研究要关注解放后, 要挖掘并利用大量档案来研究国家体育机构的筹建、目标、任务和工作, 研究中国体育项目发展及竞技, 中国学习苏联的“劳卫制”, 中国与国际体坛的关系 (奥林匹克世界) , 群众性体育活动与共和国史的关联, 要研究中国体育的民间状况和学校状况, 研究中国体育学院的建设, 等等。金大陆认为从横向上来看中国体育史研究, 要开展各类体育项目的训练史、技术发展史、竞技制度史及体育人物的研究, 开展体育哲学史、体育经济史、体育教育史、体育建筑史等等的研究。同时, 他强调不能让体育史孤独表达和呈现, 一定要与政治史、社会史等高度融合。
路云亭强调, 无论体育史研究者愿意还是不愿意、希望还是不希望, 体育史研究封闭格局的打破是必然趋势, 开放与融合是体育史研究的唯一出路。封闭打破以后, 体育史学文章的读者不仅仅是国内体育圈内的读者了, 体育史研究将与国内史学专家、国际史学专家和大文科的世界顶级专家对话。封闭打破以后, 体育史学界将在竞争和开放当中, 发现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历史学者的介入对体育史学研究是一件好事, 这样扩大了体育史研究的整体空间, 可以实现双赢或多赢, 对介入者和被介入者都是个挑战。
冯筱才认为学术是天下之公器, 是开放的、公共的, 任何主题都可以研究。希望全球的中国体育史研究者都能一起交流, 共同促进中国体育史研究国际化和规范化。另外, 史学研究讲究整体史学, 整体史学有三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体育史研究不能把外国的扔掉;二是指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科学、日常生活、比较分析、概念史等等领域的方法也都可以用;三是应该包含日常生活史, 因为体育史研究只有转向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 才会知道体育是一种“化”到了民众日常生活中去了的文化。
提问者说, 体育史研究融入世界视野, 引入西方文化与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崔乐泉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冲击, 学校体育基本都是现代体育形式, 传统体育只剩下武术。但是有生命力的传统体育不会消失, 中国文化有传统的愈合功能。无论经过怎样的变化, 原初的精神内涵是不会放弃的, 这是他在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得出的结论。金大陆认为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并无对立关系, 中国的秋千和武术等, 与西方的篮球和排球等, 都是人类体育文明的产物。体育在一定程度是超越国家、民族、宗教的, 是文明的产物, 是非意识形态、非政治化形态的。历史学科是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学科。程志理认为西方体育传入和传统体育衰落之间, 并不构成简单的逻辑关系, 不是说西方体育传来, 中国传统体育就衰落了, 传统体育的衰落是别的原因, 我们习惯于简单地建立因果关系。其实欧美传统运动项目也很难为国人接受, 对我们有影响的现代西方体育, 主要是时尚文化传播的东西。
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 中国传统体育对东北亚体育的影响。我们的体育史研究更多关注西方体育对中国体育的影响, 其实, 中国传统体育对东北亚体育的影响更值得重视。冯筱才说, 我国传统体育对日韩体育的影响, 是一个有新意的选题, 可以从中看出文化圈和国家关系的问题。以体育为个案研究国家与国家的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 (葛兆光等翻译了许多韩文文献, 可以做到从周边国家看中国) , 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较少。我们以前认同的是体育内部历史演变之考察, 更重要的是通过体育这一窗口来了解宏观历史演化。崔乐泉认为造成这种研究缺陷的原因是研究者领域的选择。从唐代起就有了中日韩交流, 日本韩国有很多我们的传统体育项目, 他们的体育史学者做的研究走在我们前面了。
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 体育史研究与多学科融合的过程中, 体育史学科研究边界究竟在哪儿?如何保证体育史学科的研究特色和研究范式?崔乐泉认为体育史研究不能突破体育自身的发展范围。新体育史的内容要求史学研究走向整体化, 研究古代体育史应该把杂技、舞蹈、游艺包括进来, 这些都是同源异流的。金大陆在反问什么是体育学研究边界后, 提出体育史研究边界问题是没有困惑的, 体育学的边界是什么, 体育史的研究边界就是什么。体育史研究体育学的各个方面的历时演进过程与发展。冯筱才认为体育史不存在被史学超越的说法。体育史研究有研究者自身的优势, 如运动技术、项目专业性、制度人脉的了解等等。体育史是“体育”内部历史演变之考察或作为了解宏观 (或其他领域) 历史演化的一个视窗。而历史学关怀的是国家、社会和人的命运, 也是内部演变史。史学研究的这些内容本身与体育史研究不矛盾, 只是各有兴趣, 各有所长, 是共荣共生的关系。
讨论的第四个问题是, 体育运动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冯筱才认为中国的现代体育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标志, 也是我国融入全球化的标志。体育对于20世纪中国的发展, 有非凡的意义。体育往往与整个历史的转折, 特别是历史关键点有关系, 因此, 从体育角度来看20世纪的特点是非常有意思的, 历史学界要关注体育史研究, 加强与体育学界的交流, 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花精力来做20世纪中国奥林匹克发展史研究就是这个原因。金大陆在承认政治史是史学研究的核心的前提下, 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 史学研究整个人类的社会状况, 研究已经开始从下往上看了, 也研究社会史、美术史、环境史、医疗史、人口史等等。史学研究视域不断拓宽, 体育史也是史学发展中的一个新视角。
讨论的第五个问题是, “身体活动形态相似性”作为史学考证方式的意义何在?历史学界能不能接受从身体角度考察?冯筱才非常肯定这是一个可行的、有价值的研究视角。现在历史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 如何通过原初人类的相似性去寻找相关性, 如何根据原初人的动作来判断本质性?如果不能抓住特征的本质性和相似性, 会因为没有办法判断而遭到怀疑。他认为把考古、壁画和岩画结合起来多方面的整合资料是一条可行的研究之路。崔乐泉认为这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 如史前体育形态研究, 光靠文献做此研究肯定不行, 结合考古资料、岩画和民俗学资料等, 把文本、考古资料和民俗田野研究结合起来, 会有所突破。
讨论的第六个问题是, 如何从体认的角度阐释观念史?程志理说, 自从提出“体认”后, 我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总在说的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起先我也是追随这种不同论的人, 现在明白了, 这种中西思维异同论者其实在掩盖着什么, 你想呀, 东西方的人, 是一个物种, 思维方式能有什么不同?这种掩饰一定是为了掩饰某种不体面吧。“体认”给了我辨识力, 解决了中西思维方式异同的伪命题后, 我思考的是, 中西教义观的差异究竟是什么?比如我们的儒教观, 自从董仲舒独宗儒教后, 左右中国人价值观的, 儒教为强为盛。其实儒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西方基督教和儒教的差异, 宗教界的那些解读漏洞很大, 基督教是建立价值目标, 再去确定行为方式的;儒教呢?没有明确的价值目标, 就是一种行为方式, 你只要按照这种仪式去做就行了。中国就是一个儒教国家, 不一定要有目的, 只要有了行为方式, 这就够了。这个理念一直影响到今天, 体育手段化, 工具理性的强势, 根子就在这种儒教的行为方式的强调中, 所以, 体育的目的性要落实很困难。崔乐泉认为这是不同侧面的研究问题, 人类文化的发展史包括人类身体形态、工具、道具、制造形态、技术形态等好多方面。不同地域同样的环境可以诞生同样的文化, 比如足球起源的问题, 世界各地都有踢球的形式。各种形态、道具都是同样的文化诞生同样的形式。
3 体育史研究的方法:并存与多元
崔乐泉认为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系统与层次的分析方法是体育史最根本的研究方法。而历史分析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计量研究法、历史心理分析法、寻根史学、参与史学, 乃至其他的具体方法 (诸如文献资料法、考古实证法、史料累积, 等等) , 都是在既往研究体育史的过程中, 从方法论中衍生出来的, 仅仅可以针对某些具体课题, 并不普遍适用, 故不能归结一种独立的体育史方法论, 将之视为体育史研究的一种切入方式更妥当。崔乐泉强调西方史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变化, 实际上就是一个主题:“历史哲学由思辨向分析的转移。”诸如文化形态史观、新黑格尔主义史学、新文化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 现代化理论、聚散理论等等, 都在我们的体育史学研究论文中出现。中国体育史学界毫无必要原封不动地去接纳“思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一类话语, 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历史与史学的不同概念, 而且一向倡导撰史务从“实录”的理念, 反对用个人的思想和想象来“重演”历史。崔乐泉分析了近年来体育史学研究中津津乐道西方流派的所谓“理论学舌”现象, 他坚决反对把一些与体育史学研究毫无关系或关系不大的所谓“概念性”理论原封不动地搬入体育史学研究。体育史学研究者面临的是如何使用这些方法的问题, 但是具体研究方法需要根据各自不同的学科具体的研究内容而定, 千万不要把一些自己也弄不懂的研究方法和抽象的概念融进来, 主要是要能形成一个历史深度、学术深度的问题。崔乐泉还强调体育史研究要主客观相结合, 主观的合理推演与客观的研究方法结合, 能再现鲜活的体育发展史。
冯筱才认为一切史料都是起点, 史学研究首要的是收集材料, 文本史料包括太多东西, 首先就是档案, 档案馆里有太多的档案等大家来挖掘 (1) ;其次是专业的体育杂志。体育学术研究的文章之外, 中国二十世纪出版了汪洋大海一样的中、英、法文等等书刊;再就是报纸, 有体育专栏的报纸至少几百种, 可以整理报纸中的关于运动队的报道、体育民心的报道、体制的报道、体育明星的报道等等。他根据自己搞民间史料的经验判断, 报纸在史料收集中被忽略了;最后还有日记, 近代晚清以来大量的日记, 这些日记现在有了很方便的全文数据库。他希望体育史学界能够重视材料的问题, 强调一切史料都是构建的。史料要解读、分析和做出判断, 要分析基本历史背景和制度背景, 了解制度实践。
金大陆认为体育史研究需要充分利用档案馆。他认为历史学是非常讲究材料的, 不仅是面上材料, 不仅要关注体育史人物、成绩、竞赛大会、注意报道、成绩年鉴。更主要是一些内部材料, 会议记录、群众来信、申报计划、领导批示、财务报表、内部简报和运动员日志、教练员工作笔记等等, 这些材料也只有进入研究才是活的, 体育史研究需要这些资料, 才可能上一个台阶。也要跟国际进行沟通和交流, 外国档案馆的有效使用。史学研究不仅是占有、汇集、描述和展示数据、状态、现象和报道, 是要追问为什么, 一定要挖掘背后的机制、内涵、要点和关系, 开掘内部的东西, 更要看运作、策划、背景等, 然后我们才能回答问题。史学研究就是要在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时候提出独树一帜的见解, 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对于研究方法, 路云亭认为“文无定法”。一个学科只有在学科初创阶段和学科终结阶段会关注方法问题。初创阶段需要方法的导入, 终结阶段进行方法总结。写文章好的人在写作时是顾不上什么方法的。但这里并不是说学术研究不需要方法, 方法是内化在写作能力中的。随后路云亭讲了五点。第一, “思想重于方法”。他耙梳和研究了《体育与科学》1986~1990五年文献, 深切地体会到这本杂志超越性的学术品格。它为何能引领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 这和程志理个人阅历和价值追求有关, 当然也和我们身处的大时代有关。他印象最深的一个主题是1988年开设了研究奥林匹克文化的专栏, 将奥林匹克文化打造得很透、很深, 使得多少年后奥林匹克文化终于成为体育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举了一个例子, 《体育与科学》发表的论文中, 最早提出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文危机”概念, 这是一个很有解释力的概念, 后来中国申办奥运会, 提出的“人文奥运”理念, 其思想原型应该来自《体育与科学》杂志论文中的有关论述。第二, “尚力思想”的提倡和延续。竞技运动就是尚力, 这一独特思想是体育存在合理性的体现, 也是显示中华民族精神定位之处。第三, 国民性批判。在确定等级化的基础上, 反对人的“恶”的合理性的儒家文化未能缔造出真正的体育精神。儒家文化没有契约法系, 伦理制度化、伦理政治化的一系列的制度求稳, 最终压制了竞技精神的抒发。第四, 贯穿始终的引领性思想纯度。20世纪80年代末的《体育与科学》杂志, 先后在上海、南京开过两场极为重要的展示中国体育思想的高峰会议。当时的思想开拓性达到了现在都未必能达到的那种思想远度。思想是很难超越的, 现在的一些研究成果只是肢解和精细化地修饰当年的学术思想疆域。他感觉能真正触动一个学科发展的, 方法只是一个层面, 最主要的还是思想的深度与高度。第五, 体育观众学。体育对人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观众的层面。目前, 体育学术界对“体育观众”的研究还很薄弱。体育比赛里不仅有规则的逻辑, 竞技者表演的逻辑, 还有戏剧的逻辑, 戏剧的逻辑是由媒体、观众、运动员综合完成的, 这个逻辑促进了体育观众学的成熟。
程志理用“没有影响的比较, 伪比较也”的观点, 谈了他对体育观念史研究的看法, 举了一个战后中日学校体育比较研究的实例, 把教学大纲、考试方案、课程设置、课的形式和课程内容等等做比较, 能比较出一个什么来?忽略了社会制度背景、文化特征的项目性比较, 不是真正的比较研究。要讨论中日战后学校体育的相关性, 有一个人物———麦克乐值得重视, 他是民国政府体育教育方案的学术顾问, 做过东南大学的体育系主任, 也是执行者。1946年美国政府委派他去日本, 作为美国政府接管战败国日本的教育大员, 日本战后体育教育的方案制定他是关键人物。麦克乐与陶行知, 都是杜威的学术信徒, 他们有大量往来学术信函, 在麦克乐体育思想研究和他主持的中日两套体育教育方案的文本分析中, 我们可以找出战后中日学校体育相关性的内在线索, 观念影响构成了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体育观念史的研究需要这样建立问题意识, 现象层面的简单比较是不行的。
金大陆紧接着程志理的话题说, 体育人文和体育史研究中问题意识有虚化的倾向, 问题意识是不是能有问题构建呢, 关键是以什么角度进去, 材料丰厚不丰厚, 外围和内在的关系理清了没有。有了问题, 有了问题构架, 问题才会有价值, 否则全部被虚化掉了。程志理回应, 我们面对的是现象, 比如青少年体质下降是现象不是问题, 而追究体质下降这个现象背后的制因, 才可能找到问题。一般来讲, 问题的提出依赖于学术梳理, 就是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 归纳、提炼、分析, 在材料梳理的过程中寻找矛盾点, 可见问题的提出的过程就是论文形成的过程, 在找寻现象背后问题的过程中论文几近完成, 写论文不过是按照学术规范成文。
路云亭认为问题来源有三类, 一是学科交叉的问题。学科交叉肯定会出现问题, 如鲁迅, 学过医学, 却成就于文学;二是天生的问题。有些人生来就是个问题, 他一生写文章, 目的是解决自己与生俱来的精神困惑, 如弗洛伊德、尼采和萨特;三是家传的问题, 有些问题是和家族的知识谱系以及所处的地位、境况有关系的, 人所共知的家学渊源现象就是一例, 以陈寅恪的学术为代表。
程志理说, 史学于文史哲是第一位的, 最为成熟, 从方法借鉴的角度来讲, 史学研究能够接受起步较晚的社会学的人文田野调查法, 这是历史学的胸怀。冯筱才认为严肃的历史学研究, 是不应该拒绝有效方法的, 社会学、人类学和史学各自的调查研究可能有差异, 现代史研究不做调查是完全不可能的。冯筱才解释了田野调查法在体育史研究中的应用, 他认为文字记录的东西比较少, 大部分东西是没有记录的。田野调查法就像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一样, 如1930年代内地山村的小朋友们运动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 学校有规定程式的体操, 放学后小朋友自己玩的游戏是什么?冯筱才还列举了农村体育研究, 体育活动是怎么嵌入农村, 怎么帮助他们获得幸福感的, 这需要去做调研、做问卷、蹲点。
体育史史料如何收集, 怎样甄别资料, 发现有争议材料如何对待, 冯筱才说, 这二十年是史料爆炸的时代, 在史学专业, 关于史料性质的学习, 每种史料收集和鉴别都开设有专门的课程, 如针对日记史料开设一学年的课程。另外, 他强调一切材料都是平等的, 材料没有优劣之分, 材料本身不存在真假, 都是相对性的信息。“如果看见打架的材料, 怎么办?”这个问题话题的讨论推到了高潮, 大家都认为出现打架的材料, 对于史学研究者是福音。考证的过程就是有创新意义的论文。历史学研究中证明“是”很平淡, 能证明“不是”就石破天惊。
程志理提出体育学研究的口述史论据价值, 在操作层面如何保证口述史的真实性, 崔乐泉认为口述史一是有益于克服史料缺乏的问题;二是可以与史料结合, 形成“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新的思路与途径, 未来一段时间里, 口述史必将成为体育史学研究新的突破口并大放异彩。崔乐泉强调从操作经验来看, 一方面口述史涉及很多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传保护过程都用口述史方法, 对大的民族体育项目的保护各方面投入非常大, 带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翻译人员等等。另一方面是确实存在一个资料是否真实的问题, 我们录一个项目可能采访很多人, 老伴、学生、徒弟和周围的人。对比整理文字与录音, 对比每个人的采访内容。
金大陆认为口述史的材料价值跟问题一样大, 口述史细节资讯的价值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口述史材料仅仅是史料, 不是研究结果。所以只要是讲出来的都要进行各方面的考证和验证, 口述史的材料要其他证据来注释、矫正和证明。而采访获得信息的多少, 一是与采访者的准备工作有关, 二是与采访人的基本素质有关。要建立人与人的信任感, 才能真正做到互动。
访谈记录要保持原貌, 包含躲闪、回避、不真实性的口述史记录文本出版的意义何在, 人文材料的客观性怎么保证?冯筱才认为一个口述史料的文本肯定是有意义的, 无论获得的资讯是否可靠, 是否爆出惊人细节, 至少可以看出受访人是怎么叙述这件事情的。冯筱才认为口述史资料的价值包括三个层面意思。一是真实地进行口述史研究本身就是价值, 只要是专业的、认真的、严肃地开展了口述史工作就都有价值;二是只要是亲身经历的讲述就是价值, 因为只有讲了, 才有可能知道那段历史;三是所有要离世的人的经历陈述都是有价值的, 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大众。口述史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细节中, 被访谈者说出来的未必是真实的, 但至少会成为让人思考问题新的立意点。关于真实性, 冯筱才认为, 第一, 这里谈到的真实性应该包括采访过程的真实性和受访人说话内容的真实性, 采访人可以录像、录音确保这个采访过程的真实性。而受访人说出咨询真实性跟采访人与受访人的关系、介绍人情况、采访准备情况、采访人信息储量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越是准备充分的专业的访谈, 越能给出更多、更具体、更细节、更真实的信息;第二, 一切历史都是建构性的, 对于专业史学而言, 面对获得的任何咨询都需要谨慎对待。所有口述资料还需要比对和考证, 一定要用专业的处理办法对明显有问题的材料做技术处理, 是一定要注释的;第三, 研究者的研究素养的高低决定了整理出来的口述史文本的价值, 口述史文本是材料, 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材料时还需要再次考证;第四, 口述史材料的真实性自身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只有依赖材料使用者的智慧去判断材料的客观性。
路云亭认为口述史是有意义的史学研究方法, 这一方法成为热门是网络时代到来, 信息瞬间穷尽造成的。现成的资讯铺天盖地、唾手可得而失去其独特性。现在只有从嘴里掏东西, 掏出来的都是有价值的东西。他认为口述史没有一般性的理论, 隐瞒、伪史、包装, 甚至撒谎都是可能的, 要允许受访者表演。他认为口述史不是以逻辑取胜的, 不是以构架取胜的, 是以震撼性、颠覆性史料和颠覆大历史观的细节取胜的。
总结这次体育史的方向与方法研讨会, 体育学和历史学如何打通, 怎样使史学方法有效融入体育史研究中去, 需要具体的项目研究来落实。
注释
1 北京市档案馆, 输入“体育”, 检索到3043条记录。北京市档案馆, 北京市档案馆检索“球”, 共检索出结果986条 (教大家一个方法, 越简单越好, 把多于的删掉)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档案。时事公报是一家宁波的地方报纸, 输入“体育”的, 有上千条记载, 有体育场的事、体育节的事、国民体育的事情, 资料非常多。类似的报纸有成千上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