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整理中央大学民国体育史料的时候浏览、翻阅了相关的档案、期刊、书籍文献，期间涉及的许多文章、资料使我对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反思。在翻阅 1927 年发行的《体育》创刊号时，我读到了这样一篇文章《关于体育问题与克伯屈教授的谈话》，作者郝更生，文章采用问与答的方式，非常新颖，话题涉及之广令人感到惊讶。
在对中华民国的历史分期上，我们把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至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称为民国前期。
1927 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炮火声中建都南京。北伐战争还未结束，大小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也是在这一年，蒋介石开始“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实际上，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相对开放，各种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可以自由传播，名人办杂志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的重要途径，虽然有些杂志只办了一期就停刊，但是它蕴含的信息量却是巨大的。
1 关于克伯屈与郝更生的对话
威廉 · 赫德 · 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1871-1965）是美国的教育学家，1907 年师从教育学家杜威主攻教育哲学，后来成为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继任者。克伯屈著有《教育方法原理》、《设计教学法》等著作。杜威的教育思想之所以风靡全球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与克伯屈的奔走是分不开的。克伯屈曾经在 1927年和 1929 年两次来华讲学，其足迹遍及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汉口、杭州等地，所做大小演讲和讨论约百余起，而他个人最喜欢谈论问题的方式是私人性质的谈话和小组讨论。1927 年之行是由叶圣陶先生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发起的。
郝 更 生（1899-1975）1925 年 曾 在 苏 州 大学任教，后应聘到清华大学担任体育系副教授。1927 年郝更生继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1929 年，郝更生抱着来东北开拓体育事业的理想，辞去清华大学教授职务，应聘到东北大学担任体育系主任，为东北大学的体育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是 1932 年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体育督学、1938 年中华体育学会主席、1939 年教育部体育促进会主席、1941 年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 年他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曾担任 1951 年年初在台湾复会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
他不但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体育官员，还是中国近代体育知名学者。他和王正廷、张伯苓、董守义、吴蕴瑞、马约翰、章辑五等是最早就读于美国春田大学（Springfield College）的中国留学生，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影响很大，他主持和参与制定了许多重要体育法规，对促进我国近代体育，特别是学校体育的规范化、制度化起到积极作用。
郝更生是自然体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主要代表之一,撰写了较早的体育理论书籍，如 1925年 4 月出版的《体育与人生》、1926 年的《中国体育概论》（英文版）.另外，他还发表了许多文章，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议案。文章如 1927年发表在《体育》上的《十年来我国之体育》、1934 年发表在《勤奋体育月报》上的《视察上海各体育学校报告》、1935 年发表在《勤奋体育月报》上的《我国体育行政之展望》和《今后学校体育亟待改进之点》等，提案有 1925 年的《统一体育名词及口令案》、《利用假期举办各地方联合运动会案》、《今后学校应提倡严格坚强的体育训练案》等。1930 年，他还帮助佟振家校阅了《体育组织与实施》一书，1932 年参与编制了《国民体育实施方案》。
不曾想到，克伯屈与郝更生也曾有过对话，关于体育的问题也进行过专门的探讨，并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这段对话应该就是克伯屈在北京地区讲学期间留下的。
《关于体育问题与克伯屈教授的谈话》（下面简称《谈话》）一文出现在 1927 年《体育》创刊号上。刊载共计 14 个问题，涵盖下列一些问题：1. 当时中国的体育现状；2. 关于学校的体育现实；3. 学校体育与终身锻炼习惯的养成；4. 体育对于改善社会风气的影响；5. 体育兴趣越高者，社会形象为何较差；6. 体育运动、游戏有助于美德的养成，为何在竞赛中流弊丛生；7. 智力与体育的辩证关系；8. 女子体育；9. 军事教育能否代替体育；10. 体育的教育目标、价值；11. 体育习惯的养成。话题涉及的面非常广泛，有许多的问题大家至今还在讨论、研究。一个简单的谈话记录稿带给我们许多信息。从所提的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困惑。
2 民国前期缺乏正确引导和宣传体育
过去有种流行的说法：近代中西交往是个“三阶段”的过程，洋务运动时代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学习西方的“制度”;而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学西方的“文化”了.从器物层面上，体育做到了与时俱进；从制度层面上，体育出现了滞后；从最高层次的文化层面上，体育落在了后面，显得无所适从，深层次的文化、民族性格差异就显现了出来。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对于“动与静”、“文与武”一直都有自身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即“崇文鄙武”.“子路好勇，孔子哂之，羿善射，傲荡舟，孔子笑其不得其死。后世之教育家，莫不受其影响。”
这个情况从中国固有的本土宗教“道教”以及被本土化的佛教“禅宗”这一类的宗教的意识形态中也可以看出。即使在唐代武则天时期出现了“武举”的选拔人才的体制，但是直至中国科举制度废除，“武科”较其他“科”发展的都不是非常好，即使中国历史上历经了多次草原马背上民族掌控中央大权的情况，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如果说汉唐还依稀尚存英雄主义，到了宋以后只有武者的悲切了。另外，历代帝王御用的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至于人”深深地影响着大众的观念。中国近代的变革是受到西方世界“坚船利炮”的挑战而被动开始的，是一种防御式的。1897 年出现了由何炯撰写的思考中西体育的文章《中西体操比较说》。近代中国已经开始认真审视近代西方体育，思考我们体育的现实与未来.
近代体育具体何时传入我国无从详考。中国人最初对“体育”的概念来自于洋务运动过程中对西洋兵操的肤浅认识。这种以强军为根本目标的兵操形式从一开始就局限了国人对“体育”的认知，使得这个概念从朦胧期开始就有些畸形，这种影响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存在。百废待兴的国情、急于突破混沌思想的现状使得体育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大家就赋予了它所不能承受的东西，“强种报国”、“东亚病夫”、“体育救国”、“冲锋杀敌”这一系列常见的与体育捆绑在一起的词语实际上对体育是一种片面、偏颇的宣传。这决定了国人对体育的认知从一开始就注重它的一些非本质功能，而忽略了它的本质功能，这一流弊到现在依然根深蒂固。
甲午海战（1894-1895）的失败使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真切地思考现实的问题。“人民开始从文化背景的角度反省以往的失败，开始探讨文化、意识形态等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进而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国‘人’的问题上。”
对“人”的剖析和反思正好迎合了西方体育这一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清政府和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鱼肉，任人宰割。这一系列条约中都附含开放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相关内容。传教士、商人在中国期间开展的一些体育运动不管是无意识为之还是作为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客观上将现代体育运动介绍到中国。各大条约口岸西方的花花世界及变革的趋向始终不过是浮在中国社会和传统深川激流上的飘零物，只有当中国内地开始觉醒之时，真正的变革才会到来.而这样的觉醒如果是建立在非主观基础之上的，所带来的变革也会有些许变异。另外，“过去我们提倡体育，没有采取过正当的宣传步骤，一般民众所见过的，只是运动会的比赛，以他们所认识的体育，就是运动的比赛。
有的人认为体育是青年学生的活动，与社会民众毫不相干，也有人认为体育是洋派有闲阶级的消遣品，是有钱人的玩意儿，一般老百姓是不配享受的，就是一般的教育家，也认为体育是发达肌肉、强壮身体的，很少看他其他方面的功用。简言之，大多数的民众，没有认清体育的真谛，发生许多推行上的障碍，所以我们的先决问题是宣传体育的真义”.
3 民国前期体育的存在形式主要是学校体育
从《谈话》中看以看出，当时体育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体育主要还是出现和存在于学校之中。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当时的社会对现代体育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根植于西方文化核心的现代体育对当时“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通过新式学校的途径传播是一条历史选择的必然途径。克伯屈先生也说明了：“无论哪个国家，体育初发展的时候，皆得经过这种时期。在中国，这种时期，或许比较长一点。暂时只有普及学校里的体育，徐徐向外发展。这不过是一种时间的问题。”而且，当时的中国社会战乱连连，民生凋零，社会事业停滞不前，政体荒废，这就使得体育在中国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
当时学校存在的形式主要有公办、民办、教会等形式，能够有条件接受教育的青少年一般家庭也是具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而这部分人所形成的阶层在当时社会中毕竟是少数，这就使得向外“徐徐发展”进程会慢很多。而且，闭关锁国的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为不平衡，地域差异极大，所以，社会体育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较早通商的口岸城市，而广大的农村地区体育发展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4 民国前期体育思想碰撞激烈
民国前期，关于体育应该倡导什么的知识比较模糊、混乱，就像对待当时的政体改革一样，要不激进，要不保守。在《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关于教育、体育的发展，从指导思想上、组织行为上都比较迷茫，忽左忽右。当时的国内教育、不单单是体育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国内近年来的教育，越办越无头绪。新者太新；旧者太旧。各是其事；各非其非。……或者因为体育比别种教育办的格外无头绪……”
这些年里，军阀政府走马灯般更换、政治动荡，同时文化非常活跃，发生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非常迅速。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时的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却远没有获得绝对的领导权。
另外在《谈话》中，关于军事教育能否代替体育教育的问题，克伯屈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能。当时，中国关于体育的论战或选择非常多。自1920 年有些学校正式废止兵操，1927 年，在大的教育范畴内，“实用主义”的思潮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余息尚存，随着壬戌年新学制公布，兵操课被正式废除，再加上本土“国粹教育”思潮的复辟、“民族主义”的抬头，“土洋之争”也更加凸显，“自然体育”的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比想象的更加困难。虽然，现在看来，“自然体育”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忽视社会环境的影响、过分夸大体育的教育功能、忽视体育的学科地位等，但是就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说还是有其先进性的。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1927 年前后，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汉口、杭州等地区的现代学校已经初具规模，并且体育也已经作为一门必修课列入了学生的教学内容。克伯屈走了许多学校，也看到了各学校体育开展的状态，他的总体印象是“中国的体育教授法太迂缓太死板-应该多多提倡游戏”.
关于体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已经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加之西方自然体育思想的传入并渐渐成为主流，国人对体育产生了更多的思考。从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克伯屈的实用主义相对于杜威是一种改良的实用主义，更加贴近自然体育思想，就是对现如今的学校体育思想的影响也非常大。
5 民国前期体育的信任危机
1915 年，第 2 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进行，由于中国在该届运动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面对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内忧外患，政府、民众有意无意地拔高了它的意义价值，这就助长了“竞标体育”风气的日盛，造成许多不好的社会影响，流弊丛生。五四运动时期，“比赛体育”受到严酷的抨击和批评,公众对体育的认知出现了倒退，从“观望、怀疑”变成了“批判”.
《谈话》中提到，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情形，对于体育运动兴趣高的民众，可能他的社会形象都不是特别的光鲜。
就上海地区来说，体育传入之初就与“闲”文化相关，是西方人娱乐活动的主要手段，而国人参与者在社会上属于“有闲”阶级，本身就给大众留下了“游手好闲”的不良印象。在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论调：“体育就是奢侈的别名。”
对话中，几个问题都涉及到：体育可以培养人的“诚实、光明、忠勇、合作、公平”等，但是，碰到竞赛，“流弊丛生”,根本没有体现这些美德，而且对正常的道德规范是一种彻底的颠覆。克伯屈答道：“这不是体育训练本身的错误，而是指导者眼光太狭或太偏，不能以身作则。环境不良，或许也有关系。”其实，这个问题和人们对体育的认知是极其相关的，体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赋予它过多的功能？它是否背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它背负的东西。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应该以此为鉴。在回答“游戏的公平性是否会消亡”这一问题时，克伯屈答道：“这个和个人的信仰有关，当锦标式的提倡太过时，原有的公平是会变化的。”这里的信仰更多指的是个人的信念和认知。
这一情况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国专门性体育人才匮乏的表现。当时社会上称许多体育教员为“票友式的体育教员”,他们是运动员出身，特别是一些参加过远东运动会的运动员直接留在母校担任体育教员，他们由于大部分出身是田径、球类运动员，因此忽略了其他项目的练习。从学校体育的实施方针来看，这一时期只关注“选手体育”,忽视全体学生的健康；只重视对学生的器械运动指导，忽视了对教员的道德要求.
6 民国前期体育组织的缺憾
对当时体育产生的负面影响，克伯屈提出，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有一些“专门的完备组织”.
1914 年 7 月，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官制》，其中“第六条社会教育司掌事务如下：……九、关于公众体育及游戏事项……”这可能是第一个官方关于全国体育由谁掌管的文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可能是第一个明确管理全国体育的部门。但从可见的史料来看，它对促进体育发展发挥的作用很小，而且它的名称以及它的隶属关系也就决定了体育在中国传播的局限性。
官方对体育的漠视可能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民间体育组织的建立，填补它的“权力真空”.体育组织大概有下列几类。
我国最早的体育会是绍兴体育会，徐锡麟深感民族士气之不振、民族体质之孱弱，以兴国强种为己任，遂于 1905 与陶成章倡办了体育会.体育会一方面培养体育人才，同时也为革命积蓄力量。绍兴体育会的第一批学员经过短期学习，回到各自的家乡，“或办体育会，或开团练局”.从各体育组织的目的性来看，大部分的体育组织可能“借助体育会之名，图革命之实”,“救亡图存”的成分会更多些，着力推广现代体育运动显得不足，滑向民族主义的趋势逐步明显。直到民国南京政府 1929 年 4 月 18 日公布的《国民体育法》第七条对体育会的发展仍然做出了限定：“凡民间体育会之设立，须经该管地方政府立案，并转呈内政部随商训练总监部核准。但为研究学理调查资料以供国民体育参考者，不在此限。”
随着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影响，各行各业的大量体育组织纷纷出现。这些社团招收工商店东、职员、知识分子为会员，以兵式操练、徒手操、柔软体操、木枪、杠子、田径作为训练内容，同时聘请社会名流演说致富图强的各种道理。1909年上海体育会成立，该会以训练兵操为主，凡“四民无暇入学校者”皆可入会习练 ; 同年，上海华商体操会和上海商业体操会相继成立，皆以训练兵操为主旨.
1910 年 10 月，旧中国的第 1 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南洋劝业会场举行。在这次运动会上，组织成立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个组织是临时性的，会议过后即有名无实，但是，它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社团，可以说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萌芽.1924 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成立后，各单项体育协会相继在上海出现，如 1924 年冬中华足球联合会成立；1925年上海网球联合会成立；1926 年上海棒球联合会成立。1930 年，协进会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正式承认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从最初来看，这是一个协调、统筹全国体育运动会的组织。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当时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的非官方教育组织机构，该社 1922 年年会决议案中提出了在“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下附设全国体育研究会”.研究会“以研究体育学理及方法谋全国国民体育之发展为宗旨”,主要会务有：“一、通统或实施调查各地方体育状况及国民身体发育状态；二、传达宣布介绍鼓吹体育书籍之编译；三、发刊体育杂志；四、依据实际问题研究解决方法；五、其他关于体育改进事项。”
但是从另一则史料中可以看出，体育组织在当时的受重视程度一般。“第一件事情使我对于中国体育最悲观的，就是改进社社员加入本组讨论的只有一个人。在开会以前改进社请各社员随意加入一组讨论，结果就只有一个人，可见改进社里的社员对于体育有兴趣的事非常之少了。”
另外一方面，体育组织的参与人群较窄，负责人多为政界、学界、商界、军界名流，这就使得体育组织的公益示范效果不足。打开民国的体育类期刊，有许多教育界、政界、学界的名流题词、撰文。可见，体育在当时作为新鲜事物，得到社会各界的追捧，体育也是当时各个势力争夺博弈的市场。
不管是学德国、日本，还是美国、法国，建立完善的国家层面上的统一强大的体育管理、协调部门是必须的，建立体育研究机构是必要的。如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法国“有一位特任官专管全国的体育运动，又由教育总长公布体育草案（第一步是儿童初步教育、学校体育练习及游戏概要）”.
民国前期，潜心推动体育发展的全国性体育组织还没有真正出现。
7 民国前期体育现状孕育的希望
在《谈话》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希望，中国近代体育已经逐步从混沌中走出，开始思考自己的方向和未来。
比如《谈话》中提到的“如何把体育的思想融入到青少年日常的生活中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到底从何入手解决这个问题，是以兴趣为突破口，还是改善各方面的环境，还将一直讨论下去。“关于体育习惯的养成”,他们都认为越早越好。
对于“体育与智育的关系”,郝更生与克伯屈都比较认同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中国人固有的观念问题，大家总想在他们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里其实牵涉到一个体育的教育定位问题，我们不必轻视，也不必过分拔高。
《谈话》中还谈到女子体育的问题，他们都比较赞同女子体育的重要性，但认为在提倡与男子一样接受体育教育时应使女子体育符合其自身的生理特点，他们都不太赞同当时法国女子和男人一样大量参加各种过于激烈的体育锻炼。当时，女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从主观和客观上都需要改变，“足不出户”、“女子无才便是德”、“束胸裹足”等根深蒂固的思想逐步被“解放”的呼声所取代，再加上当时欧美各国特别提倡女子的自由，在体育方面也赋予了她们这样的权力。从民国元年 12 月 2 日公布中学校施行规则“女子中学校，免课兵式体操”起，到 1927 年，中国女子体育事业已经开始起步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同时，没有全国性的官方组织管理体育的弊端也得到了政府和相关机构的重视。1929 年政府公布了《国民体育法》，其中全国体育行政事务由教育部和国民党的训练总监部共同负责。1932 年公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规定建立教育部体育委员会作为最高体育行政机关.
《谈话》中的内容是鲜活的，历经清末民初现代体育的输入，民国前期的中国体育从内容、制度、文化层面上经历着一个碰撞、调适的过程，许多方面表现出了不适和迷茫，但是作为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它推动着中国近代体育蹒跚前进，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积蓄了力量。
参考文献：
[1][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文化（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914,921.
[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二编 文化（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751,738.
[5] 关文明，等。体育史[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120.
[6] 俞子箴。中国体育藏书目[J].体育研究与通讯，1935,3（1）：62-63.
[7] 秦晖。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中西碰撞的旁生枝节[J].看历史， 2011（8）：94.
[8] 吴蕴瑞文集[M].黑龙江：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25.
[9][17]章五辑。世界体育史略[M].上海：勤奋书局， 1931:42,45,49.
[10] 陈刚。民国期刊《体育季刊》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 2011（8）：129.
[11] 罗时铭。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27.
[12]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18.
[13] 章辑五。非常时期之国民体育[M].上海：中华书局， 1937:9.
[14][15][16] 郝更生。关于体育问题与克伯屈教授的谈话[J].体育， 1927（1）：2,1,1.
[18] 蒋希曾。我之体育观[J].体育研究， 1921（11）：5.
[19] 马治奎。我国学校体育嬗变史话[J].体育研究与通讯， 1937（2）：35.
[20] 郝更生。十年来我国之体育[J].体育， 1927（2）：7,11.
[21] 袁敦礼。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体育及国民游戏组所作的事和个人的感想[J].体育季刊，192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