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思维与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可以通过文献资料法和实例研究法, 研究哲学思维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应用。分析哲学思维与公共管理学科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能够有效促进公共管理理论内涵与实践方法的转化, 提升公共管理理论实践应用能力, 形成基于哲学基础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管理体系, 从而使公共管理学科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关键词：哲学思维; 公共管理; 学科发展;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实践应用性较强的学科, 是公共管理部门落实相关职责, 实现科学管理的重要学科理论依据。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 就必须以哲学思维为引导, 注重多学科整合。
一、哲学思维在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中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在面对无法理解的事物时, 会感到惊讶并转入哲学思维, 进而在不断的探索前进中, 对更多的问题发出疑问。[1](P17-19)由此而言, 哲学思维是指利用特定的思维方式认知事物, 重在揭示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哲学思维立足于从有寻无, 从相对探寻绝对, 以把握事物的最佳准则与最高原理为目的。[2]科学研究只有依托哲学思维, 才能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化, 进而指导社会实践。[3]哲学思维具有如下特征:其一, 辩证性, 即以客观态度辩证地理解分析事物;其二, 批判性, 即不盲从权威;其三, 实践性, 即通过实践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其四, 超经验性, 即客观审视事物发展与经验中的一切行为。惟其如此, 在学术研究中, 以哲学思维看待处理相关问题, 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相较于西方公共管理学科而言,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侧重于以理论为指导, 通过制度、方法、组织等协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以保证个体、组织、社会、自然之间的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为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 我国引入了大量的现代西方公共管理学思想、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在此背景下,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成为中国过去经验话语体系与现代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产物。基于此, 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 如何保证中国传统理论与现代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有效对接与协调发展, 便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者与实践者所思考的重点问题。
从研究现状来看,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 如学科定位模糊、研究对象碎片化现象严重、学术研究方法与学术起点模糊、相关理论研究与现实发展不相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 主要在于公共管理学科理论研究中缺乏哲学思维。研究者多以西方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方法与理论研究中国公共管理学科, 缺乏必要的辩证逻辑, 导致公共管理学科定位模糊, 研究主体存在片面性。与此同时, 多数学者虽然利用科学哲学探索公共管理学科理论发展规律, 但在实践研究中, 却因缺乏应有的批判性与反思性, 导致理论研究脱离实践。有鉴于此, 有学者指出, 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不能仅限于学科类型的抽象讨论, 应摆脱公共管理学科的身份认同, 以实践性、批判性思维为指导, 根据本土化政策、制度与方法, 构建新型知识形态, 进而在辩证分析的同时, 提升知识范式的包容性、创新性与科学性。因此, 以哲学思维为指导研究公共管理学科理论, 有助于从多层面认识公共管理学科的科学性, 有效把握公共管理学科理论的基本问题、内在理念、研究方法与逻辑, 从而构建更具实践性、科学性、理解性的公共管理学科理论。
从学科宗旨来看,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理论研究与实践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与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罗伯特·C·所罗门在《哲学导论》中, 从哲学角度出发, 以哲学思维为指导, 对所谓好的社会作了相关论述。他认为, 好的社会应该是“正义”“道德”“公平”“自由开放”的社会, 人们只有生活在好的社会里, 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4]这种基于哲学方法论的“公平、公正与公共利益”理论, 能与中国社会的本质高度契合, 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理基础。
从研究方法来看, 哲学思维所具有的辩证性、批判性、实践性与超经验性, 对公共管理学科研究具有显著的导向作用。因此, 公共管理学科研究应以哲学思维为引领, 构建科学的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 认识公共管理学科的本质与发展规律, 通过辩证分析、实践分析、反思研究, 以解决公共管理学科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二、哲学思维在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中的应用
哲学思维告诫人们, 要用辩证的思维、客观的态度、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科理论、问题与实践, 并在问题分析中, 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等方法, 建构科学的研究体系。[5]正是在哲学思维的引领下, 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有了崭新的气象。孔繁斌便在《从社会科学的边缘到核心:公共管理学科再认识》一文中, 针对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现状, 在哲学思维的引领下, 提出了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三维途径, 确立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辩证逻辑:第一, 公共管理学科与社会学科有效知识对话, 基于社会科学学科认受性的历史发展与变化, 论述公共管理学科的科学性、自主性, 确定公共管理学科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核心学科地位;第二, 公共管理学科的内部对话, 基于知识—学科—权利同构化理论, 认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根本问题, 如公共管理学科是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是引进的学科还是自主形成的学科, 公共管理学科的规范是以指导性哲学为基础还是以认知性哲学为基础, 等等, 通过辩证分析, 提升公共管理学科认同度, 有效重构公共管理学科内部共同体;第三, 以公共管理学科与社会学科知识对话、公共管理学科的内部对话为基础, 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实现公共管理学科从社会学科内容向社会学科核心地位的转变, 在此过程中, 从公共性价值的意义、多中心性与合作行动、学派竞争的行动等角度论证分析, 以得出客观性、科学性、实践性结论。由此而言, 以哲学思维引领公共管理学科研究, 当属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归纳演绎的辩证思维引领公共管理学科研究。归纳演绎是通过分析个别现象, 从而抽象概括出一般规律, 并通过一般规律得出个别结论。这便意味着, 要以归纳演绎的辩证思维引领公共管理学科理论研究, 研究者就必须主动开展行政哲学与行政法学本土化个案研究与实践调查分析, 以行政学研究成果为依据, 指导政府转变职能, 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在具体研究中, 可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为实例, 将政府职能纳入行政学研究领域, 明确政府职责、义务与权力, 认识不同层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体系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根据社会发展实际需求, 在掌握政府行政方式方法的同时, 重构各层级政府职能;与此同时, 在从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的反复推理中, 探寻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经济市场之间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 科学划分政府权责, 以保证政府职能转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以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引领公共管理学科研究。在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时, 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就意味着, 研究者在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中, 应注重分析现实问题, 明确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所在。以城市公共治理为例, 就共享单车项目而言, 在感性层面上, 共享单车可以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水平, 不失为利用社会资本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的举措之一;但在现实层面上, 共享单车企业之间所存在的不公平竞争, 以及单车的无序停放等问题, 又严重影响了城市公共交通秩序。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 是因为缺乏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因此, 政府应积极完善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建设, 强化共享单车监管力度, 引导约束企业与个人行为, 强化政府公共管理能力。
以分析综合的辩证思维引领公共管理学科研究。分析综合是在对事物进行层次分解以认识事物基本属性的基础上, 从事物基本属性或构成要素出发, 将其整合成统一整体, 再通过分析、综合、再分析、再综合以认识事物的根本属性。有学者在将公共政策与公共绩效管理、行政管理体制等予以有机结合后发现, 政治与行政是政策研究的核心内容。因此,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 公共政策研究不仅应注重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 也应注重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 而公共政策科学性与可行性的提升, 离不开分析综合的辩证思维的指导。例如, 以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为研究对象, 可将政策的决策与执行分为理念构建、行为构建、理念与行为共识、发展等阶段, 再在具体考察各要素形成整体认识的基础上, 构建系统化、程序化、全面化的政府决策框架, 以提升公共政策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 在公共绩效管理研究中, 应明确公共绩效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 确立绩效评估指标、绩效管理方法, 明确政策改革目标, 以指标、量化方式展现目标中所涉及的管理内容, 以构建符合实际发展需求的系统化绩效管理体制。通常情况下, 为保证绩效管理体制的科学性与完善性, 应确保层级政府管理体系中各级政府职能目标的明确。对此, 可利用量化指标体系构建执行模型, 逐层分析, 统一认证, 以提升绩效评估指标的可行性与准确性。此外, 行政管理体制研究也可从个案入手, 从历史经验中抽象出一般规律, 依据问题不同方面、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系, 建立理论体系。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源于行政学, 因此, 哲学思维指导下的行政哲学研究应做到以下几点:其一, 加强行政学核心理论研究, 积极探讨行政方法论、行政知识与技能、行政价值与发展;其二, 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深入研究国家治理新理念、新发展、新观念、新思想;其三,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武器, 提炼总结概括分析行政知识、行政观念、行政思想;其四, 注重中国传统行政哲学思想研究, 在经验反思中, 挖掘具有现代应用价值的理论;其五, 批判性借鉴西方行政哲学理论。
罗伯特·达尔在行政学相关研究中指出:“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 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 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不同的场合, 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5]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需具有“时代性、本土性、原创性”[6]等特征。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由于起步较晚, 公共管理学科理论研究侧重于沿用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分析实践问题, 尚未形成完善的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因此, 欲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理论的实用性, 构建公共管理学科理论体系, 就需从中国国情入手, 将政治学与管理学有机结合起来, 把握政策决策的着力点, 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公共管理绩效评估标准, 以达成人与人、社会以及自然关系之间的和谐;充分发挥立法机关、行政机构以及各级工作人员在公共管理中所起到的作用, 将现代管理理念渗透到行政管理体系中, 提升行政价值;基于公共管理领域实践问题, 建立协作性公共管理体系, 在行政改革理性反思过程中, 形成依法治国、人民至上、无私奉献等公共管理理念。一言以蔽之,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型较强的学科, 与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管理学等学科之间均有着密切的关联, 因此, 公共管理学科理论与实践研究, 应依据公共管理学科特色, 基于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现状, 以多学科整合研究为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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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再生, 白彬.基于范式分析的公共管理学科身份危机与发展路径[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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